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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诗歌作为中国四十年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从诗人群体的命名与界定开始，以阐释、解读代表诗作为重点的内部研究一直伴随其发展，西南联大诗歌的诗意和诗艺特征在不断被探讨；在外部研究方面，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地理学等视角的引入，社会现实、学院空间和云南风景也得到了足够重视。 在现有的研究中，有关西南联大诗歌的讨论往往围绕着所谓“西南联大诗人群”这一诗人群体而展开。事实上，这一群体所应包含的具体人物、他们的诗歌创作是否具有流派性质、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乃至该诗群的命名都还存在许多争议。随着《九叶集》的出版，“九叶诗派”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其中的重要成员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拥有共同的教育背景，他们都曾是西南联大学生这一历史事实因而得到了关注。不可忽视的是，他们许多重要的代表作品都创作于西南联大时期，因此有不少研究者将西南联大的诗歌实践作为“九叶诗派”的一个阶段，并未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诗群来看待。比较典型的研究如余峥的《社会综合的立体探照——九叶诗派与三十年代英国“粉红色”诗群》[1]，该文主要分析了九叶诗人如何接近和转化奥登派诗艺，作者认为燕卜荪的到来是一种历史的机遇，卞之琳的译介和授课提供了某种示范，此二者都是在西南联大的学院语境中进行的，在更为详细的传播过程中，杜运燮、赵瑞蕻、杨周翰等人的作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分析具体诗歌实践的时候，作者不仅历时性地将“九叶诗派”分为“西南联大时期”和“《中国新诗》时期”，还群落性地分为“联大诗人群”和“上海诗人群”，这种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同时划分可能会遮蔽更为复杂的历史细节，如果说“西南联大时期”和“联大诗人群”尚且可以对等，那么“《中国新诗》时期”则不仅包括“上海诗人群”，也涵盖了离开校园之后的部分“联大诗人群”。这种区分方法与诗歌领域的“流派研究”范式紧密相关，正是因为确立了“九叶诗派”这一诗歌流派，与之相关的“联大诗人群”和“上海诗人群”都被简单地置于附属部分被阐释，本该独立存在的两个诗人群体都化为了“九叶诗派”的某一阶段。这一类论述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独特性，类似的研究还有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2]、龙泉明《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3]、黄科安《从西南联大到中国新诗群——论九叶诗派的源起与形成》[4]等。 
事实上，早在王佐良对穆旦的论述[5]中，他已经提出了“昆明现代派”的概念。在他看来，战时昆明独特的环境催生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这是中国新诗的一个“转折点”，他强调了联大学院环境中那些年轻诗人对西欧现代主义的吸收与转化，以及他们的诗歌中对现实的关注。“昆明”这一地理概念被单独拧出，它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名，而是指代着当时独特的创作环境，既是远离战争中心的偏远之地，又能感知到战争的纷扰，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超然在此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昆明现代派”与“上海诗人群”是完全独立的两个诗人群体，虽然他们后期有所结合，并呈现出了一定的流派特征，但是作为同时存在的两个地域性团体，他们的创作风格有明显不同，应该被独立看待。“昆明现代派”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西南联大的师生，或者说，正是西南联大师生的创作实践带动了昆明地区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二者是可以等同的。在萧映[6]看来，“西南联大诗人群”是一个自觉性的诗人群体，它和“《中国新诗》诗人群”是分开的两个群体，但其中又有承续的关系。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西南联大诗人群”都不该是“九叶诗派”的附庸，它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也具有独特的创作风格，即使部分成员在结束学生生涯后成为“九叶诗派”或“《中国新诗》派”的一员，这样的承接关系不应简化为某一个诗歌流派的阶段性流变，它们之间应该是相互独立的存在。《西南联大现代诗钞》的编订为“西南联大诗人群”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包括教师诗人6人和学生诗人18人，虽然在诗人和诗作的选择上尚有不周全之处，但重要代表诗人及作品得以网罗，这本诗歌选集无疑为后来的西南联大诗歌研究奠定了基础。编者张同道在编后记里将他们的创作称为“西南联大校园诗”，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学院诗的一部分来看待，指出他们在学院生活中所作诗歌的独特风貌——泥土气息和雕塑的力[7]。张同道的论文《中国现代诗与西南联大诗人群》[8]则首次为这个群体命名，并对该诗群形成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以及他们的诗型特点和美学贡献作了全面的分析，统领其中的则是中国化的现代主义诗潮，为后来的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在后来的研究中，这一命名被继承下来，如文学武[9]和程波[10]等人的研究，从而成为从笼统的“九叶诗派”中分离出来的独立存在。更有甚者将该诗群看作独立的诗歌流派，称其为“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派”[11]。但是，这种命名方式也不是完美的，依循着前人的研究，对西南联大诗歌的阐释也大都以既定的诗群特性展开，它往往指代着西南联大诗歌中那些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诗作，而遮蔽了联大校园内其他丰富的创作类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虽然联大校园掀起过一股现代主义热，但现代主义诗歌并不占据校园文学的主导地位”[12]，其实西南联大校园内的大部分诗歌创作还是符合主流的现实主义诗作，如朗诵诗的风靡，而那一小部分现代主义诗歌则因为独特的艺术水平和丰富的内涵等原因独树一帜，成为战争年代诗坛的奇葩，因而成为西南联大诗歌最突出的部分。因此，有更多研究者倾向于使用“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13]的名称，以便区分，同时也突出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价值。
（杜运燮、张同道编选，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不论是“西南联大诗人群”还是“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都将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看作是独立于“九叶诗派”之外的实在，使之具备了一定的流派特征，虽然西南联大诗人们的聚合更多的是空间上的偶然，但同样的现实体验和共同的教育背景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一致的创作倾向。就命名而言，前者应该涵盖整个联大校园内的诗歌创作，不仅包括现代主义诗歌，也要包括朗诵诗等带有左倾色彩的诗歌，而目前的多数研究都聚焦于现代主义诗歌这一方面，其余诸种创作倾向被遮蔽了；相比而言，后者的内涵和意指更加明晰。总的来说，这个诗人群体的命名还没有得到统一，如何用一个准确的名称来概括该诗群尚有充分的讨论空间。 西南联大诗歌的内部研究与其命名也有所关联，和命名突出现代主义倾向一样，对于西南联大诗歌的内部研究也大都以现代主义诗歌为主。这固然有诗歌本身的原因，相较与诗意明确朗诵诗等类型，现代主义诗歌的阐释空间更大，自然会得到大量且多方面的研究。此外，西南联大诗歌之所以在四十年代诗坛独树一帜，也正是由于这股独特的现代主义诗潮。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主题研究、诗艺探索和影响研究。在主题研究方面，黄葵的系列论文[14]多角度地分析了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歌的题材与主题，包括现实生活题材、战争主题、生命思考与爱情体验等。与当时的主流诗坛一致，西南联大现代诗歌也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现实境遇作了详尽的呈现，其中不只有对民族苦难的同情和对战争的批判，还有更深层的思考，这些诗作并不局限于现实具象，而是深入内里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搏斗。他们的爱情诗也具有同样的特质，通过深刻剖析爱情的本质，使其上升到了一定的哲理高度，已经脱去了传统爱情书写的浪漫外衣，同时也成为四十年代诗坛的奇异之作。在诸多种类的主题研究中，对于战争诗和爱情诗的探讨占据多数。其中，王燕[15]关于西南联大战争主题的研究就较为全面，当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被悬置时，这些战争诗便露出了一种朴素而深沉的现实关怀，作者从中提炼出“死亡”、“农民”和“土地”三大主题，且它们都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联。至于西南联大的爱情诗，邓招华[16]等人的研究颇为深刻，他认为西南联大爱情诗充满了分裂、焦虑、痛苦乃至绝望，呈现出现代爱情的复杂内涵，冷峻而生涩，这种独特的爱情体验与生命体验是联系在一起的。此外，随着文学地理学的兴起，近年来的主题研究开始关注到了西南联大所处的地理环境，王佳[17]便从战时昆明异常的都市化说起，揭示了西南联大现代诗歌的“都市畸变”主题。西南联大诗歌中的诸种主题并不是分离开的，战争批判、生命诘问和自我反思等总是结合为一体，在诗行中交织呈现，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便是独特的诗歌技巧和美学，这也是联大诗歌的“现代性”所在[18]。实际上，西南联大现代诗歌的内核是多种因素的对立统一，在复杂的博弈中呈现出一种平衡状态，诗歌与现实、时代与自我、知性与感性、中西诗艺都在其中达到平衡，这便是其诗学特征的核心[19]。以上述张同道的论文为始，关于西南联大诗歌的诗艺特征与美学特点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客观化、戏剧化和知性美三个角度，且它们彼此之间相互联系。
（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刘青怡的系列论文[20]把意象塑造和戏剧化手法视为客观化抒情的策略：通过抽丝剥茧似的文本分析，将联大诗歌意象细分为描述型意象、隐喻型意象、象征型意象三个层次，它们在意指内涵的丰富性上逐渐递增，所产生的客观化抒情效果也不断强化；至于戏剧化手法，联大诗人移用了戏剧声部、戏剧情境、戏剧结构等多种具体手段，也促进了诗歌客观化抒情效果的发生。这些技术手法都与审美上的知性化相关，客观化的抒情策略有效避免了单纯的情感宣泄，使理性与感性得以平衡，深刻的哲理命题也显得富有诗意。“知性”是西南联大现代诗歌诗艺研究方面的较为突出的一点，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论文。首先，“知性”在西南联大的诗人眼里是一种诗学观念，是发端于西方的一种现代诗学理论，他们在学院式的学习中接触到了这种理论，将其视为内在资源进行接收、转化，并投入创作中[21]。其次，作为诗学理论的“知性”被充分融入创作中，发展为一种表达策略，西南联大诗歌也就显示出相当的沉思特质，这在语言与审美上均有表现[22]。正是因为此种客观化的技巧和知性化的审美，西南联大诗歌才促成了中国新诗在四十年代的转变。王淑萍[23]认为，他们诗歌中所推崇的生命与体验，加以意象的凝定和知性的强化，完成了新诗诗歌观念由情感的宣泄到经验的传达的转变。李丽[24]、则指出了西南联大诗歌在本体论层面上对新诗的革新，不仅诗情上由情绪变为经验，在诗体建构上更由单声部转换为多声部，对诗歌语言符码系统进行了大幅度的变革。有许多研究者们注意到，西南联大现代诗歌的形成中，外来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比较研究因此成为一种热门的研究方法，其中，比较的对象多集中于西方现代诗人T.S.艾略特、W.H.奥登、燕卜荪与里尔克等人。在早期的比较研究中，两个单一对象之间的对比分析占比较大，例如里尔克对郑敏[25]、冯至[26]的影响，而且德国诗学资源对冯至、郑敏的影响似乎已成定论，“里尔克—冯至”、“里尔克—郑敏”成为了固定搭配，然而一个诗人所吸取的资源往往是多元的，即使里尔克的影响最为明显，也不应该被视为唯一来源。关于穆旦的影响研究则较为丰富，既有他对西方现代派的整体性的学习[27]，也有对奥登[28]、燕卜荪[29]等人的模仿和吸收。针对西南联大现代诗歌的群体性影响研究而言，艾略特、奥登和燕卜荪三者较为明显与重要。作为二十世纪英语诗歌世界最负盛名的两位诗人，艾略特和奥登给中国诗坛带来巨大冲击，他们对西南联大现代诗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目前的研究多将其置于“九叶诗派”的视野中展开，如上文提及的余峥的论文，探究了奥登对“九叶诗派”的影响，西南联大则是其中一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正面论证了奥登对西南联大现代诗歌的影响。同样，董洪川、邓仕伦的文章[30]讨论的是艾略特对“九叶诗派”的影响，西南联大与其存在着历史的关联，部分内容也涉及了西南联大现代诗歌与艾略特的关联。虽同为西方现代派的代表诗人，燕卜荪因其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直接的接触使其不同于前二者，其诗学与诗歌对西南联大现代诗人群的影响也得到了广泛研究[31]。其中，对于燕卜荪的教学活动已有全面的讨论，联大同人的大量回忆文章为其奠定了基础，其后的研究也多注意到燕卜荪所开设的课程和独特的讲诗方法[32]。作为批评家的燕卜荪，诗论方面的影响较为显著，尤其是他所倡导的文本细读带来的影响，曹莉就认为，这种“剑桥式的实用批评方法”为西南联大学生打开窗口，甚至是推动中国诗歌、诗论走向现代化的“催化剂”[33]。至于创作上的影响，则较为间接和隐晦，不如艾略特和奥登那么明晰，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也有突破，比如燕卜荪与西南联大现代诗人在诗歌技巧与艺术上的承续[34]。
近年来，现代主义之外的其他西南联大诗歌创作也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比较突出的就是有关西南联大朗诵诗的研究。李光荣[35]和胡余龙[36]的系列论文是目前西南联大朗诵诗研究的主要文献，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作为“运动”的朗诵诗潮流和朗诵诗理论，并且多以闻一多为中心。在理论的探究中，闻一多、朱自清和李广田的朗诵诗观念得到了提炼，闻一多尤为丰富，这主要由于他们作为导师身份在倡导朗诵诗的学社社团新诗社中所起的引导作用，学生们则是在创作上对其响应。实际上，他们所提出的包括“新体的诗、今天的诗、‘我们’的诗、综合的诗、有力的诗、行动的诗等”在内的朗诵诗观念，虽然纠偏了当时诗坛泛滥的口号问题，并指出朗诵诗可以借鉴的一条健康之路，但这些零碎的、缺乏系统性的观点并不足以成为“理论”，它们大概只是一些针对性的指导与建议。至于西南联大朗诵诗本身的研究，略显滞后，缺乏具体的文本分析和比对。当然，朗诵诗尚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相关史料还有待发掘和整理。综观目前西南联大诗歌的内部研究，尚存在以下问题：一、一旦将联大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就难免落入一种预设的“流派研究”范式，尤其是那些倾向于现代主义的诗人。不少研究都显示出结论先行的缺点，以一种既定的流派特征来囊括丰富多样的诗歌创作，不同诗人的个性因而被湮灭。例如，“知性”固然可以用于分析大部分西南联大现代诗人的诗作，但冯至的冷静沉思、穆旦的痛苦搏斗、杜运燮的轻松嘲弄等各有千秋，远非一个单一概念可以涵盖的。二、由于现有材料的限制，这个“流派”的外延并不明确，因而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大部分研究者还是倾向于选择作品较多且有代表性的诗人。冯至、郑敏、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人明显得到更多关注，虽然王佐良、俞铭传、赵瑞蕻、杨周翰等人也略有涉及，还有研究者发掘出了陈时、卢静这样陌生的诗人[37]，但总体上不够均衡。
（邓招华：《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汇校及文学年表长编》，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三、在影响研究中，影响源较为固化，这与外国诗人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和翻译情况有关，艾略特和奥登明显多于其他，事实上奥登同人C.D.刘易斯、麦克尼斯[38]等人当时也有较大影响，却常常被研究者忽略。燕卜荪的教学、诗论和创作虽有已多方面的研究，但他的作用不仅在此，燕卜荪本人受到英国玄学派影响较深，他不仅在课堂讲述过英国诗史，也着重分析过诸如安德鲁·马韦尔的诗，英国玄学派的影响也应该得到重视[39]。此外，影响研究中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以横向的对比分析为主，通过具体的、甚至逐行逐句的对比来搜寻中西诗歌中的相似点，依次得出如何影响的结论，极大地简化了影响的途径。西南联大诗人接受外来影响的过程是曲折且丰富的，往往不是直接的转化，例如他们与奥登的关系，既直接源于对其原诗的阅读，更多的源于老师卞之琳的中介作用——他翻译了奥登在战时中国所写的十四行诗，创作了中国化的“奥登式”作品《慰劳信集》，这些以本国语言展现出的诗歌形态更能贴近历史现实和西南联大诗人的内心，但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40]。 文本本身的内部研究固然是一种既定的、重要的研究范式，尤其诗歌这种特殊文体，对其进行文本分析是十分重要的。但随着文学社会学、文学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的发展，文学的外部要素也逐渐得到重视，对于西南联大这个独特的学院空间而言，它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和地理空间对其诗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都是值得研究的外部因素。中国新诗自其发生之日起就与大学校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南联大诗歌作为校园的产物，其学院空间自然成为外部研究的首要着眼点。从联大整体的氛围上来看，自由与民主的风气盛行，这与梅贻琦的治校方针密切相关[41]，在这样的环境中，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是丰富、多元的，讲台上既有贴近现代主义的冯至、卞之琳和燕卜荪等人，也有支持朗诵诗运动的闻一多、朱自清，因而学生们的创作类型丰富多彩。具体说来，课程设置、教学倾向等实际操作更能影响学生的知识构造和写作实践，姚丹通过详细梳理西南联大中文系、外文系的课程设置与目标，分析了西南联大诗歌生成的资源[42]，她认为主要是燕卜荪，搭起了西南联大学生诗人与西方现代派诗歌之间的桥梁，而中文系重“国学”研究，现代语体文尚有争议，并无产生现代诗人的土壤。目前的研究对外文系的关注较多，毕竟西南联大现代诗人多出自于外文系[43]。
（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针对外文系的具体情况，李光荣认为，西南联大现代诗歌及其创作潮流的生成源于诗传：外文系教师的主体是欧美留学生，接受过现代主义方面的教育，其中有人本身就是现代主义理论家、诗人，他们通过课堂教学、译介与创作多种方式向学生传授现代主义诗学经验，这些都得到了学生们的响应，以诗歌创作的方式反映出来，形成了一股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风气[44]。邓招华则把西南联大作为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学院文化背景来看，甚至引入了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他认为，一种“书本—体验”阶段的存在，塑造了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性情倾向和身心图式，并最终积淀为惯习，规约着西南联大诗歌创作的特质与品格，但作为一个生成中的自主性空间，文学场域内会存在差异和分化，因而导致了西南联大诗歌创作类型的多样化，比如穆旦等人的现代诗艺探索和新诗社的朗诵诗实验并存[45]。在这个学院空间内，诸多文学社团的成立、发展与消亡也是西南联大诗歌流变过程的一个表征，而且这些以学生为主体的小型团体更能印证这些学生诗人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绩。关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研究，以李光荣的系列论文[46]最为全面，涵盖了文艺社、冬青文艺社、南荒文艺社、高原文艺社、南湖诗社、文聚社和新诗社等社团，对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几乎一网打尽，通过考察相关社团的历史事实、诗学主张，以及不同社团之间的论争，从侧面鲜活地展示了西南联大校园内活跃且丰富的学生诗歌创作。
（李光荣：《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
中华书局2018年新版）西南联大相对自足的学院空间固然有利于西南联大诗歌的生成，但在战争环境下，任何大学校园都不能是完全独立的，学院空间之外的广阔现实也是西南联大诗歌生成的重要历史资源。正如西南联大诗歌中大量描写战争题材的诗作，他们无法逃开那个时代的语境，况且西南联大这一学院空间本来就是战争的产物。张新颖认为，学院讲授的文学（尤其西洋文学）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西方现代主义强化了联大学生们的现实感受，他们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对战争进行了学院式的转化，可以说，学院学习和战争体验共同激发了西南联大的现代诗歌创作[47]。刘敏慧也有类似的看法，她认为，战争让西南联大的学生诗人们有机会直面下层社会的生存状况，而学院背景又使得他们无需直接以诗歌的方式走上街头和前线，无需以呼喊和口号来表达自己，他们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将现实关怀提升到哲理层面，将民族的战争经验转换为个体的生命体验[48]。在四十年代的战争背景下，西南联大产生了异于流行的现代主义诗歌，独特的学院空间固然重要，但他们所处的云南边地也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因素。随着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各类文学地理空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注意。有学者认为，西南联大文学是在云南的文化天地中形成并发展的，过分强调“学院”和“战争”会遮蔽一部分西南联大文学创作的资源，要思考西南联大文学的独特性，云南文化必须得到关注[49]。在现有西南联大诗歌研究中，对云南文化的考察并不多见，这还是一个亟待开掘的领域。早年有研究者从“风景昆明”的角度来讨论沈从文和冯至在抗战时期的创作，从此二人的相关散文记载中可以看出，风景不仅是一种视觉性的存在，也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内化为文学创作的一部分。由于远离战火，这些安静的自然风景成了抗战时期昆明的典型形象，冯至正是身处其中关照自然山水，以寄托自己的人生思考和生命体验，写出了《十四行诗》这样的作品[50]。这种个体性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此后有人对西南联大诗歌创作整体与边地风景作了相关性的研究。马绍玺认为，风景体验是联大诗歌的重要品质之一，云南边地风景不仅为诗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的栖息之地（虽然可能是想象中独立于战争的精神空间），也促使他们以现代的感受力去学习与拓展中国诗歌在“比兴”等方面的传统[51]。风景体验的突出并不意味着云南没有都市化的景观，在由思维定式导致的空间想象中，昆明一直是一个平静优美的边陲小镇，有学者指出，“西南联大坐落在一个古朴原始的地理环境中，当地巫幻般的风情暗示出一种神性的存在”[52]，不仅偏远，而且原始，还带有一种现代经验难以解释的巫幻感与神秘感，这一切都无法将当时的昆明与现代都市联系起来。实际上，随着战时昆明逐渐成为后方的文化中心，昆明早已开始了其现代化的进程，充斥着娱乐产业的“晓东街”异军突起，成为迥异于农耕田园生活的都市生活象征，王佳的论文就从这条街的历史和杜运燮的佚诗《晓东街》说起，探究了都市畸变体验与西南联大现代诗的关系。她认为，西南联大诗人的体验不单纯是来自于学院讲授和文学阅读，更直接来源于他们对昆明的都市生活的切身体验：联大师生由北京、天津等城市来到昆明时，还沉浸在一种逃离都市、沉醉田园的牧歌式想象中，那时候的诗作多充满了浓郁的浪漫气息；但当昆明的都市化日趋剧烈时，他们敏锐地感到都市的畸变，这种“失而复得”的体验加剧了他们对现代人生的思考，都市与农村不是简单的罪恶与淳朴的二元对立，而蕴含着时代发展、历史变革和人类本身等诸多本源性问题[53]。总的看来，西南联大诗歌研究中的地理背景还不够深广，但从已有研究来看，有十分强大的拓展潜力。外部研究开阔了西南联大诗歌研究的前景，也为文本研究提供了外部支撑，但从现有研究不够丰富，也存在一些缺陷：一、独立的学院空间对营造联大的创作氛围起了巨大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大多数研究者的描述中，总是充满溢美之辞，西南联大往往被高度理想化。实际上，不同派别的学生诗人之间关系十分复杂，存在许多学术、创作等方面的分歧，比较典型的有联大后期《耕耘》壁报与《文艺》壁报的争论。《耕耘》壁报以袁可嘉为首，反对标语口号式的诗，提倡“为艺术而艺术”，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文艺》壁报则不满其脱离现实，相信“为人生而艺术”，因而爆发了激烈的论战，论战虽然没有得出结论，但最后的结果是《耕耘》壁报被联大壁报界孤立。[54]由此可见，联大校园内虽有一定民主氛围，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思想文化开始趋于一体化，现代主义的创作环境愈加恶劣。二、在云南文化这一视角中，不论是静谧的边地风光还是畸形的都市景象，似乎还停留在所听所观的体验层面，缺少精神上的契合，好像联大诗人始终是云南土地上的外来者。除了冯至的自然哲理式的诗与之密切相联，其余大部分诗人诗作都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探讨，其实在个体诗人的创作流变中更能窥见云南文化的滋养，它早已内化为联大诗歌的质朴与泥土气息。此外，云南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独具特色的民歌、民谣，乃至民族生活对西南联大诗歌创作的影响都没有得到研究，民族性这一重要层面被忽视了。在步行入滇过程中，闻一多就曾让学生刘兆吉沿途搜集民间歌谣，最后编成《西南采风录》，对少数民族民间歌谣的保存有着重要价值，但与之相关的研究并不多。 
（刘兆吉编：《西南采风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
[1] 《江海学刊》1995年第3期。 [2] 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0年代现代派诗潮产生的艺术氛围”一章中将“西南联大诗人群”视为“中国新诗派”的起始阶段。 [3]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该文检讨了“九叶诗派”或“中国新诗派”命名的涵盖太窄，认为“新生代”这一称呼更为合适，但在历史成因上依旧将其划分为“上海诗人群”和“西南联大诗人群”，并同时纳入“新生代”这一流派进行探讨。 [4]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作者认为西南联大的学生诗人们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但直到《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创刊，该流派（即“九叶诗派”）才从分散走向集合，依旧是把西南联大作为九叶诗派的早期阶段。 [5] 参见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收《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谈穆旦的诗》（收《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文章。 [6] 萧映：《世界性的同步——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长江学术》2008年第4期。 [7] 张同道：《警报、茶馆与校园诗歌——〈西南联大现代诗钞〉编后》，杜运燮、张同道编选：《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0-592页。 [8] 张同道：《中国现代诗与西南联大诗人群》，《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9] 文学武：《杜运燮与中国40年代的现代诗》，《诗探索》1996年第2期，作者在探讨杜运燮的诗歌时，将其看作是“西南联大诗人群”的一份子。 [10] 程波：《新诗现代性的特殊生态——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从主题、技巧、美学三个方面分析“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作，认为他们促成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转变。 [11] 李丽：《论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派》，《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 [12] 唐闻颖：《艰难的“学院派”——重审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3] 相关研究如张新颖《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李丽平《在平衡中拓展诗歌天地——论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诗学特征》（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以及黄葵的系列论文等。 [14] 包括《“描写着荒原的图画”——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现实生活题材创作研究》（载《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年第1期）、《“道破一切生的意义”》（载《山东文学（下半月）》2008年第4期）、《“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战争主题创作研究》（载《作家》2008年第4期）、《“不是情诗”的情诗——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爱情诗创作研究》（载《时代文学》2008年第11期）等文章。 [15] 参见王燕的论文《西南联大诗人群战争诗的三大主题》（载《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学院诗歌在战争中的变奏：西南联大诗人群创作研究》（载《青年文学》2009年第14期）。 [16] 邓招华、李亚辉：《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爱情抒写》，《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7] 王佳：《都市畸变体验与西南联大现代诗——从杜运燮集外诗〈晓东街〉说起》，《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6期。 [18] 程波：《新诗现代性的特殊生态——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9] 李丽平：《在平衡中拓展诗歌天地——论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诗学特征》，《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0] 包括《论“西南联大诗人群”诗歌的戏剧化——客观化抒情策略之一》（载《电影评介》2008年第20期）、《论“西南联大诗人群”诗歌中的意象——一种客观化抒情策略》（载《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论“西南联大诗人群”诗歌的知性美》（载《文教资料》2006年第36期）。 [21] 邓招华：《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知性化诗学策略》，《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22] 程国君、朱卫国：《沉思性·议论化·隐喻化——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语言探索与诗美追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23] 王淑萍：《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现代主义追求》，《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4] 李丽：《论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派》，《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 [25] 黄启豪：《论郑敏诗歌创作中的里尔克影响》，《龙岩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26] 杨绍军：《冯至诗歌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十四行集〉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27] 顾国柱：《论穆旦与西方现代派诗》，《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6期。 [28] 参见江弱水《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载《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郑雨凌《浅析〈农民兵〉中穆旦对奥登的接受与转化》（载《南方论丛》2014年第2期）等文章。 [29] 参见徐立钱《穆旦与燕卜荪的诗学渊源》（载《求索》2010年第3期）、曾伟姝《燕卜荪对穆旦诗歌风格的影响》（《才智》2011年第28期）等文章。 [30] 董洪川、邓仕伦：《历史的关联：“九叶”诗派接受T.S.艾略特探源》，《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31] 相关论文如倪贝贝《论燕卜荪与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关系》（载《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年第2期），曾伟姝《燕卜荪诗学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载《文学界（理论版）》2012年第7期）等。 [32] 张惠、谢龙新：《“教学”与“创作”：燕卜荪在中国的教学传播轨迹及影响》，《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33] 曹莉：《置身名流：燕卜荪对中国现代派诗歌和诗论的影响》，《外国文学》2018年第6期。 [34] 参见肖柳、王泽龙《燕卜荪与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艺探索》（载《江汉论坛》2019年第5期）。 [35] 包括《何谓“全新的诗”？——闻一多的朗诵诗理论试探》（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5期）、《西南联大与我国朗诵诗的中兴》（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西南联大的朗诵诗观念——从闻一多到朱自清和李广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等文章。 [36] 包括《闻一多与新诗社的关系考论》（载《塔里木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闻一多与西南联大的朗诵诗运动》（载《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9年第1期）等文章。 [37] 参见邓招华的专著《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汇校及文学年表长编》，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8] 已有文献表明穆旦在四十年代曾翻译过麦克尼斯的作品《诗的晦涩》，并发表于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033期（1941年2月17日）及“学生界”副刊第266期（1941年2月18日），可以说明麦克尼斯的诗论在当时已经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的注意。 [39] 近期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英国玄学派诗与西南联大诗歌的渊源，如王毅的《重读穆旦〈诗八首〉：原诗·自译和安德鲁·马维尔》（载《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但这样的研究还非常少。 [40] 相关研究可参考王家新的《对奥登的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姚丹《卞之琳与奥登》，两文均收录在《翻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41] 参见江瑜《传递不灭的文化薪火——从西南联大看大学文化与现代文学之关系》（载《理论探索》2010年第3期）。 [42] 详见姚丹《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与现代文学——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为中心》（载《励耘学刊（文学卷）》2012年第1期），及其著作《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3] 如王燕的系列论文《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文化精神——外文系与联大诗人群》（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再论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文化精神——外文系与中文系》（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44] 李光荣：《试论西南联大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学术探索》2008年第5期。 [45] 邓招华：《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学院文化背景》（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文学场域”视域下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再考察》（载《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46] 包括与宣淑君合作的《西南联大文艺社的组成及其活动》（载《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冬青文艺社及其史事辩证》（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穆旦在南荒文艺社的创作》（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1期）、《试论南湖诗社的组织与活动》（载《红河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南荒文艺社：一个被历史遗落的社团》（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6期），以及独撰的《文聚社的诗歌创作初论》（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8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劲旅——文聚社》（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新诗社及其朗诵诗目标的确立》（载《抗战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高原文艺社的文学创作初论》（载《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3年第1期）、《新诗社三诗人初论》（载《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等文。其中大部分文章内容也可见其著作《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 [47] 张新颖：《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 [48] 刘敏慧：《诗论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的生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9] 李直飞：《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中的云南文化视角》，《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50] 明飞龙：《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 [51] 马绍玺：《边地风景体验与西南联大诗歌》，《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 [52] 汪剑钊：《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53] 王佳：《都市畸变体验与西南联大现代诗——从杜运燮集外诗〈晓东街〉说起》，《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6期。 [54] 相关论述参见唐闻颖《艰难的“学院派”——重审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6期）。 （刊载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1期，第92-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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