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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知而后行也好，行而后知也好，探讨的都是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从问题的本身来说，应该有一个在行之外的“知”的存在，也即应该有一个纯粹的“知性”的存在，这一个问题才能成为问题的。可是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支配之下，中国哲学的知行关系却是从功用主义的原则出发的，知必须是能够直接在行中带来效果的知才是真知，行而有效果的经验就是真知，而且是唯一的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知始终是一个停留在经验层次的“知”，而不可能上升为纯粹理性层次的理论性的“知”，依靠逻辑推导而得出的纯粹意义的“知识”。这种知识也就难以形成具有超越对现象直接描摩的纯理论的知识，更不用说形成由理念构造而成的理论体系的“纯粹知识“了。 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中有的是经验和直接与对象的现象合一的“知”，却无法产生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所推崇的纯粹的知性来。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在思维上以经验思维为基本模式，则缺乏摆脱现象制约的超越经验之上的纯粹的逻辑思维。 中西方哲学方面的理论异趣明显。中国哲学重视体悟，重视经验与可体验的“隐喻”。由于现象与经验、隐喻是多变的，所以中国的理论常常会引出众多的理解，难以统一。西方哲学重视说理，重视抽象的逻辑推理过程，这种理论具有唯一性，少歧意而易把握和传授（传播）。 在中国哲学思维方式支配下，人们重视的是事物的易变而且多样的现象，是人行为中积累的直接的经验，这些往往是“人言人殊”的，也就难以发展出让所有人都能明白无误地接受的科学理论了。 西方对事物的认识，非常强调把握事物中所隐含的超越现象之上的在逻辑中才能把握的相对稳定不变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外在于人的，独立与人的情意之外的东西，所以西方也就比较自然地发展出客观性的理论体系来了。 一种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当下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开始对“客观理性”进行了反思和反动，关注起“隐喻”和个人知识、情境知识。而中国的哲学开始追求对共性的、超越性客观理性的重视。其背后的缘由需要深入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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