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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说这些年国内的诗“与苦难经验无关”，他的诗“与苦难经验”有多大关联？他虽曾上山下乡，但作为大院子弟，他那时可能主要感到的只是文化生活的单调，其他方面并没有遭受多少苦难，与无数成为政治运动中的冤魂相比，他是幸运儿。 北岛对国内这几十年的变化并不了解，这几十年里社会伦理的丧失，人与人之间的算计，隔阂，普通人生存的压力等等并不比几十年前北岛那个年代的“苦难”弱多少。诗远远不能只与苦难有关，杜甫的诗与苦难经验有关是好诗，王维的诗不是好诗吗？北岛曾说《回答》有一种语言暴力，用了不少很重的词，说以后要避免此弊，还说晚年要挑战写长诗，但从《歧路行》来看并未超越以往，而且仍用了不少很重的词，显得像说教。他也许终生都无法避免用很重的词，那种语言暴力已深入他的诗脉里，而且据说北岛觉得长诗比较容易失去张力，这可能也是他写不好长诗的原因。 北岛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谈及第五代电影时说“我觉得“第五代”完了，全面向权势、资本投降了”。他如没有回国，还有点资格说这话，但他说这话时已回国。这就是宽于律己严于待人，北岛还说“我现在对他们不再报任何希望，决心再也不看他们的任何电影”。希望如此，别再像出国时那样信誓旦旦。 北岛的话也像后现代诗一样迷离，常常冲突，他一会说国内的诗“与苦难经验无关”，一会又说“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了，没资格说三道四”，一会说“我依然很愤怒，老愤青一个 “，一会又说“现在我已到了耳顺之年，生命进入相对平静的时期，不再为生计发愁。我希望珍惜这种平静与自由，完成始于40年前的写作理想”，也由此可见北岛把诗歌看得比正义，信仰更重要，他已无复当年的反抗精神，只愿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北岛不仅想“完成始于40年前的写作理想”，他还有一个理想，他说要用诗歌给香港人减压，给香港人以精神家园。这很可笑，北岛原来还想做一个社会改革家，就像他当年被教育要去解放全人类，但这有多难，想让诗歌解救香港人就像用一滴水去解渴沙漠，仅他筹建的“香港国际诗歌节”这个名字就与“逆跌”，“佛媛”一样滑稽。 北岛有句诗“如果你是条船 漂泊就是你的命运可别靠岸“，他可能没把握一直是条船，但也可能就一直自视是条船，把移居香港仍当成漂泊，但这样的漂泊并不怎么凄楚，未免安逸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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