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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论历史编纂的可能性 ［英］斯蒂芬·布尔特 摘要 历史编纂知识所面临的挑战激发了我们对下述认识论问题的关注，如历史事件的不可观察性；如何建立一个充分有效的推理连结，把证据和历史编纂断言联系起来，使得真信念转变为知识。而这些议题遗漏了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即历史编纂断言缺乏明显的成真项。历史编纂的形而上学挑战揭示了实在并不迎合我们的认知，从而充当历史实体和事件的成真项。因此研究的首要目的在于阐明这些根本性挑战，进而阐述其各种表现形式，包括抽象对象本体论的膨胀以及“块状”时间理论等。面对历史编纂的形而上学挑战，在此将以本体论的集约化方案，对传统真之理论进行修正。通常真之理论把真的原因误认为真本身，这一混淆导致了关于历史编纂断言成真项的曲解期望。历史编纂断言的成真项并非历史事件本身（因为它们并不存在），而是关于事物序列的非时间性模态事实，历史事件是该序列的一部分。 关键词 历史编纂 知识 真 成真项 真实关系 时间 抽象对象 导 论 历史编纂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确立过去的知识是可能的。历史编纂知识所面临的显而易见的（prima facie）障碍就是历史事件无法被观察。然而，不可观察性本身并不会对历史编纂知识的可能性产生不利因素，因为许多自然科学理论同样预设了不可观察的实体与进程，也没有因此变得更糟。柯林武德指出，历史编纂“……是一门研究无法直接观察的事件的科学，并且是推论性地研究那些事件，即藉由能够获得观察的事件进行讨论，正是这些被称为事件'证据’的东西才是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1]。这让问题的重心被置于历史编纂断言和支撑它们的证据之间推论性连结的本质层面。 塔克尔表示，历史编纂所面临的挑战激发了一系列回应方案[2]。决定论者（determinists）认为，历史学家能利用证据就“单一历史编纂'输出’”问题达成共识。非决定论者（indeterminists）坚称，这种共识只是“影响历史学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历史因素的”产物，而不是证据的强制性结果。弱决定论者（underdeterminists）不同意非决定论者的观点，认为证据确实制约了历史编纂的断言，同时也反对决定论者，认为没有能被历史学家共享的单一输出成果，他们获得的是有限范围内诸多历史编纂，且都不会和证据相冲突。而历史编纂的怀疑论者（historiographical sceptic）认为不存在历史事件的知识，因为证据不能证实任何历史编纂断言。最后还有历史编纂的神秘论者（historiographical esoteric），他们坚持历史编纂知识是可能的，但无法在证据与事件之间各种关系基础上说明这些知识。 我对上述历史编纂认识论挑战的各种回应不作任何评判，本文的首要目标是提出一个被遗忘的问题。历史编纂知识的难题并非来自历史事件的不可观察性，也不是有关证据与断言之间推理连结的争议，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任何被当作知识的断言必须是真的，而真本身需要一个成真项。历史实体和事件没有一个明显的断言成真项。所以历史编纂知识的可能性首先面临的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认识论的挑战。问题并不是我们能否通过充分的依据去断言p，从而将一个真信念p转化成知识p，而是历史学家从没拥有转化为知识的真信念，因为实在并不配合提供历史实体和事件断言的成真项。 我的论述将首先呈现这一困境，接着阐述应对挑战的各种可能的方式，包括本体论抽象对象以及“块状”时间理论等。限于篇幅，无法详细讨论所有方法的优劣。最后阐述一种本体论的集约化方案，应对历史编纂遭遇的形而上学挑战，这需要对传统真之理论进行修正。其核心是传统真之理论混淆了真之原因和真本身，这导致历史编纂断言成真项的曲解期望。该方案的优点在于不依赖极具争议的形而上学断言，就能确保历史编纂的可能性。 一、成真项困境 历史编纂一般被表述为关于过去事件的研究[3]。而这种研究意味着要回答历史学家提出的各种问题。针对过去的事件，历史学家想知道如何才能做到最好的概念化或描述，以便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也许还会追问为何一个给定的事件发生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其他事件则不会。历史学家面对惊人或罕见的事件，常常想知道它们是如何发生的。他们有时还想解释或了解，受到事件影响的人是如何思考这些事件的；作为自身境遇的反应，他们又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行动的。 人们通常认为上述问题都是有答案的。这里隐含着历史编纂是一种带有真实导向的（truth-directed）活动，它通过历史事实来权衡历史问题的答案；历史编纂解释终究无法被归类于虚构作品，作为（qua）历史学家的学者并不会把自己当作小说家；历史学家只是在是否有资格宣称历史编纂解释构成知识方面充满争议。 我认为这种对于历史编纂的一般看法是没有争议的。而且历史编纂活动都是嵌入在一整套“学科矩阵”（disciplinary matrices），即关于学科背景假定的隐性共识中。历史学家在从事活动时，通常不会注意到这些假设[4]。许多隐性共识与历史编纂研究的方法论有关，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其中诸多共识关涉到形而上学本质的背景承诺[5]。我们的困境在于：一旦这些形而上学的假定（或命题）得到澄清，历史学家学科矩阵中的冲突或者表面张力就会立即浮现。 命题1：历史学家研究过去的事件。 时事研究并不会落在作为历史学家的人身上。当历史学家被要求对当前事件作出说明的时候，他们往往利用过去事件的知识进行解答。历史学家和他们研究的主题通常并不处于同一时代。他们研究的内容无法直接进行观察，有关其主题的种种断言不得不通过当下可以获得的证据推论出来。 命题2：历史编纂研究的目的是确立过去事件的知识。 这一命题意即历史编纂解释并不是虚构的作品。它们试图回答有关过去事件的问题，这些答案至少在原则上可以成为知识。 命题3：知道p则预设p为真。 盖梯尔（Gettier）关于“知识是确证的真信念”三要素定义的著名反例，引发了大量分析知识概念著作的问世。许多人在传统三要素之外增加额外的条件限制；还有些人则提出了不同方法，使得证明的条件得到满足，但没有人提出过有关真的条件可以删去。所有认识论者都把下面这一陈述视作常识：人们能够真诚地相信一个假的东西，甚至可以拥有关于假东西的确证信念（justified belief），但是只要p无法成真，人们就不知道p。例如，人们不知道巴拉克·奥巴马是德国的总理，因为奥巴马不是德国的总理。简言之，只要人们知道p，那么p即为真，这看来像是一个观念上的真理。 命题4：真是历史编纂解释的一种关系属性。 形而上学家通常会在内在属性与关系属性之间作出区分。x的内在属性指那些x持续拥有的东西，哪怕x变成唯一的实存物时也是如此（比如大小、形状等）。而x的关系属性指由它和其它事物y处于关系中而获得的东西（比如成为家长，比其他人高等）。命题4利用这一观点说明真值载体(如信仰、判断、句子、命题)并非由于它们本身为真或为假，它们之所以为真或为假是由于真值载体和成真项之间的关系。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ies）认为，真来自信念p与该信念的外在精神状态之间的符合关系[6]；融贯论（coherence theories）解释p之所以为真，在于p与其它信念q、r和s等相符合[7]；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把p的真诉诸它的有用性[8]；实用主义者（pragmaticists）如皮尔士坚称，当所有研究者达成一致同意的时候，p就为真[9]；语义反实在论者（semantic anti-realists）则认为，p的真在于某人有正当理由断言它[10]。尽管以上理论有关成真项的论述不尽相同，但所有观点都假定真是真值载体的关系性质，而不是它的内在性质[11]。 如果p是真的，那么p就拥有一个成真项，有关的反例已在其它文献中讨论过。有人认为逻辑和数学的必然命题缺乏成真项（只有偶然命题才有成真项）；还有的则认为分析命题缺乏成真项（只有综合命题才有成真项）[12]。由于历史编纂断言不属于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暂时忽略这些例外[13]。 命题5：历史编纂解释的成真项是这些解释所涉及的历史事件。 这个命题表明历史学家认定自身正在研究过去的实体与事件，并作出有关它们的断言，正是这些实体与事件“衡量”了他们的断言。“恺撒跨过卢比孔河，引发罗马共和国的内战”之所以成真，正因历史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俾斯麦跨过卢比孔河，并发动罗马共和国内战”之所以为假，正因历史事件不曾以这样方式展开。 命题6：真实的关系需要主体、对象和根据同时存在。 为了便于论证，假设事情是这样构成的：保罗比贝蒂高。所讨论的关系是“……比……高”；主体是保罗；对象是贝蒂；这一关系的根据是保罗和贝蒂各自的身高。保罗真的比贝蒂高（而非仅仅被认为比贝蒂高，或者想象中比贝蒂高）就意味着主体、对象和根据同时存在，并且保罗的身高比贝蒂的高。如果任何要素有缺失，那么保罗比贝蒂高就不是建立在实在之上，并且它不是保罗的真实关系属性。由此，人们通常会获得如下结果： 对于每个对象x以及每个命题p：x是p的成真项，当且仅当，如果x存在，那么p为真。 或者 对于每个对象x以及每个命题p：x是p的成真项，当且仅当，命题“x存在”必然包含命题“p为真”。[14] 当人们颠倒这两个条件时，原理就成了如果p为真，那么x就存在。成真关系的这种方向性对于我们的目的至关重要，不过这里的重点是真之关系的主体与对象必须同时存在。 命题7：完全过去的实体与事件(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不存在的。 这个命题对于未曾反思的常识来说再正常不过。例如尤利乌斯·恺撒曾经存在过，但他不再存在。恺撒行为的影响也许延续到现在，但是恺撒和他的行为已经不再存在。当下对现实的彻底探索，将不再提及恺撒，因为一切真正存在的东西都在当下存在。同样，我未来的曾孙以及我已经去世的高祖父，也被排除在真实事物范围之外。我们虽然有过去的记忆，也有对未来的期望，但这些记忆与期望都是当下存在的思想，指向那些当前有想法但未付诸实现的事态，与将外在于精神的实存授予过去与未来的实体与事件毫不相关。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命题澄清后呈现的张力。命题1-7表面上就相互抵牾。历史编纂解释被提出的时候，它的成真项并不存在，所以我们不清楚有关过去的偶然陈述如何为真。如果有关过去的陈述不能确实为真的话，那么它们绝不能成为知识，这样历史编纂知识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如上所述，问题不在于不可观察性或者证据支撑一个陈述的力度之类的次要层面，而是成真项缺失的形而上学难题。 二、应对挑战的方法 下面我将阐述应对上述困境的各种方法，并揭示其显而易见的缺陷。这里有两条起支配作用的元哲学规则：首先，保留所有（或大部分）命题的解决方案优先于舍弃任何（或更多）命题的方案；其次，不假设毫无必要的实体，不在本体论方面增加额外实体的解决方案优先。总之，不强迫历史学家对自我形象进行重大修正的方案优先。 那么历史编纂哲学家如何应付这一挑战？如果忽视上述表面张力的存在，将是对哲学责任的玩忽职守，那么以下两种普遍模式是可供选择的： 相容主义：人们可以试图证明命题1-7之间的冲突只是表面上的。 非相容主义：人们能够容许这些张力，认为它们接近于真正的冲突，然后通过拒斥或者恰当地限定一个或更多命题来消解这种矛盾。[15] 第一种相容主义的方案如果能够奏效，将是非常吸引人的尝试，因为它遵守上述普遍规则。它一般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中的一种。首先，人们可以试图证明，有一种解释命题的方法可以使得这些命题共同呈现为真。这要求在命题一个或多个关键术语中发现含混不清的地方，从而解决表面上的冲突。现在我们确实不能在命题1-7的术语中发现明显的含混不清，要给出反证将是非常困难的，这一途径对我们而言是不可行的。 相容主义方法的第二种模式援用如下原则：当另一个命题r与p结合后产生q时，那么命题p与q便是一致的。其设想是通过加入一个新命题，来回避表面上的不协调。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尝试，因为它遵守第一条规则，而且只要加入的命题不是过于反常识或者不着边际，那么它就符合第二条规则。我们的案例有一个候补命题，即实在的总和既包括抽象的也包括具体的对象，抽象的对象包含命题（以及数字、事态、本质和集合）。这一设想意味着实在所包含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现实化”的存在。如果本体论能够接受抽象的对象，那么我们的困境很快就会消解。命题是永恒存在的，因此弥合了历史事件与历史编纂断言间的时间鸿沟。抽象命题的真假由相关历史事件判定，而抽象命题（即历史学家的具体断言）的任何标识，与它所例示的命题一样都将具有相同的真值[16]。 接下来我就诉诸抽象的对象谈几点想法。首先，如果这样的对象存在，那么我们的困境确实就会迎刃而解。如果有独立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些事物的话，这很有可能被建构为非心理和超感知对象存在的证明。但很少有人会同意历史编纂的可能性奠基于成熟的柏拉图主义，我们有理由怀疑把抽象的对象本身看作实体。第一，有关抽象的与具体的对象之间的差别的每项分析都有反例，且这些反例对许多人来说都非常具有说服力[17]。第二，对于抽象对象的接受将导致一个认识论方面的难题，即像我们人类这样的生物是如何获得这种实体知识的，因为我们从未与这些非时空对象有过任何因果互动。第三，我们与其说抽象的对象是独立于具体实在之外的实体，不如说它们仅仅是“理性的存在”、便利的虚构或概念结构。为接受抽象的对象而进行论证的东西不仅仅是作为概念的存在，更是作为人类精神的活动或人类思想的组成部分而存在[18]。无论如何，我们向历史学家作出有争议的本体论承诺并不明智，面对困境不诉诸抽象对象的解决方案较为可取。所以，当人们没有意识到以本体论集约化方式来维护历史编纂知识的可能性之前，我将暂时搁置对抽象的对象的考量。 因此我们将转向非相容主义方案，即决定哪些断言被彻底拒绝或者适当地限定以消除矛盾。可能的方案如下： 1.历史学家并非研究过去的事件。 2.历史编纂研究的目标并非确立过去事件的知识。 3.知道p并非预设p为真。 4.真并非历史编纂解释的一种关系属性。 5.历史编纂解释的成真项并非历史事件。 6.成真关系并非需要真值载体与成真项同时存在。 7.完全过去的实体与事件并非不在任何本体论意义上存在。 假设人们并不愿意放弃历史编纂知识的可能性（第2条），那么我们的眼光就将移向其它替代方案。 三、非相容主义的选项 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对非相容主义开放的其它六个选项。 反驳1：历史学家并非研究过去的事件。 既然困境能够通过拒斥其中一个命题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就以如下方式开始：依次接纳每个命题，并考虑拒斥它所带来的结果。困境迫使我们去思考按照常识理解的历史编纂是否可能是一种误解，历史学家或许根本不是真地研究过去的事件。如果能找到另一个研究对象，那么这种令人震惊的表述将变得更为容易接受。人们可能会建议，历史学家应该利用档案和其它历史制品即当下存在的事物，作为他们研究的原始对象，他们应该处理有关这些档案和人工制品特征的问题，而不是试图利用这些特征作为证据以支撑关于过去的断言。因此历史学家的目标是理解作为物自体的档案，而非把它们当作其它事物的证据来源。这样历史编纂就有了当下存在的研究对象，并且由于断言与成真项同时存在，也就不存在缺失成真项的问题了。 显然，我们采取这一路径并不会走得太远。历史学家即使把档案当作研究的原始对象，他们依然想解释这些档案的性质，而这些解释无疑是因果性质的。由于过去的实体与事件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历史学家关于档案的说明性断言将缺少成真项。于是，对命题1的拒斥虽然没有逻辑上的障碍，但不具备吸引力。 反驳3：尽管p不为真，但我们知道p，在术语方面并不冲突。 这一选项甚至在逻辑和语义方面就难以成立。如果一个人知道p，但p不为真，这在术语方面就是自相矛盾。除非人们简单地改变“知识”的含义，使它变成“强信念”之类的东西，否则就没有办法来理解如下观点：一个人可以知道p，而p却不为真。这一选项对于所有意向和目的都关上了大门。 反驳4：偶然命题的真不必是一种关系属性——对成真项假设的拒斥。 接下来的两种选项聚焦在真的本质方面。第一种选项拒斥如下观念：偶然命题的真需要一个独立存在的成真项。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方式能使这个提议成立，且不与真理附于存在的自明之理发生冲突。第一种方式是确定真值载体和成真项的联系。如朱利安·多德曾说过，“……成真项（truth maker）不是它物，正是真值载体（truth bearer）自身”[19]。另一种方式则认为，虽然成真项与真值载体不同，但它是真值载体的内在属性，而不是关系属性。于是，一个命题自身被认为是真的，它独立于与某个事物之间的任何关系。第三种方式把真看作一个原始概念，不能被析分为更基本的概念，成真对于某些命题来说是赤裸的事实，不需要通过真值载体任何种类的（of any sort）性质加以说明[20]。在这些假定推论下我们的困境将被消解，因为人们无须担心横亘在真值载体与成真项之间的时间延迟。 然而，拒斥偶然命题的成真项假设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一个命题不需要独立的成真项确保其为真，我们就会在区分真或假信念时遇到难题[21]。对于这种同一性理论，人们有权质疑，有关恺撒跨过卢比孔河开启共和国内战的信念，怎么能是其自身的成真项。一个偶然命题如何能使自己成真？为什么一个错误命题不能使自己成真？关于真是命题内在性质的观点存在以下难题，即对于同一命题而言，它的真值会根据世界中事物的状态而发生改变，而命题并没有经历明显的变化。当苏格拉底坐着的时候，命题“苏格拉底正坐着”为真，当苏格拉底站着的时候，命题为假，但命题内在属性方面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如果真是成真项的内在属性，那么这应该是不可能的情况。声称真是原始概念以及某些命题不言自明的事实，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帮助甚微，它看上去是逃避而不是直面这一难题。拒斥命题4最令人担心的方面在于它打破了历史断言与历史事件间的联系。历史断言似乎游离于它们所推定的历史事件与进程之外，这是历史学家竭尽所能想反对的结果。真是真值载体内在属性的主张亦无可取之处。 反驳5：历史编纂断言的成真项并非历史事件。 关于真之性质方面的另一种选项是接受成真项假设，但坚持历史实体与事件断言的成真项是不同于历史事件的某种东西。这点在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印证。如果一个人接受真理的融贯论，那么他会认为，历史编纂断言的成真项就是能与历史学家其它信念相融贯的事实。既然这些其它信念与历史编纂断言同时存在，那么困境就得到了消解，因为在真值载体与成真项之间不存在时间延迟。这同样适用于那些接受真理工具论的人们。既然历史编纂断言的有用性在断言本身作出的同时得到体现，那么时间延迟就能避免。而如果人们接受达米特和语义反实在论者的观点，认为命题的真包含在它的正当断言性中，那么只要人们获得认可断言的充足证据，就可确保命题为真，因为证据与陈述同时存在。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诉诸抽象的对象充当历史编纂断言的成真项，即这些陈述的成真项不是事件自身，也不是抽象的命题，而是对象无时间差别、必然的本质[22]。根据这种观点，“尤利乌斯·恺撒开启了罗马共和国的内战”的成真项并不是作为个人的恺撒以及他的行为，而是某种不同于具体人物的恺撒的本质。历史陈述不得不以下面方式进行重写：“有关尤利乌斯·恺撒身份的性质与引起内战的性质得到了共同例证”。既然这两种性质都是永恒存在的抽象的对象，它们可以一直存在，因此在具有这些性质的特例退出舞台后，它们仍可充当有关断言的成真项。 同样，这些选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原因在于真理的融贯论与工具论依然是哲学共同体内的边缘理论，两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23]。融贯论经常被看作真理的标志，它本身却并不是真理，因为一组错误的信念可以完美地相互协调。基于真信念的行动比基于假信念的行动看上去更有用，这充其量只是一种统计学上的观点，在许多场合假信念被证明是有用的，而真信念是有害和失败的[24]。无论哪种情况，历史学家都不太可能满足于以这些方式保证其历史编纂的真实性。没有一个有自尊的历史学家会声称，他们关于某些历史事件的解释会由于满足一项政治、社会或者研究议题而应当被接受。同样他们也不会说，这些解释因为与其它信念相符合并偶然得到流传而应当被接受。类似的观点适用于真理认识限制论。虽然没有一个偶然命题能够不借助支撑证据得到证成，但大多数人还是想在“命题是真实的”和“命题是证成的”之间作出区分。这使人们认识到证据有时可能是具有误导性的，它导致人们理性地肯定一种错误的信念或命题，并使人们承认真相有待发现。实际上，只有当人们在语言哲学中采用一系列证实主义主张时，真理认识限制论才会变得吸引人[25]。 诉诸抽象本质的尝试会遇到与抽象的对象相伴随的所有困难。而且这将使人们认定恺撒这个人和他的本质之间有着真正的区别，允许恺撒的本质在恺撒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具有某种存在方式。目前我们还完全不清楚这一观点是否融贯，更遑论是否可信。显然我们不能够接受反驳5。 反驳6：成真关系并非需要真值载体与成真项同时存在。 如果真不是真值载体的内在属性，那么它必定是一种关系属性。于是议题就变成了说明拥有关系属性的事物所必然具备的条件[26]。真实关系的判定要求主体、根据与客体必须同时存在，使人们明白关系是独立于精神的实在所具有的特征，除此之外它并不要求更多的东西[27]。当然，精神可以把不同时存在的主客体连结起来，如当我谈到我死去的宠物猫比现在的宠物猫更大时就持有这一想法。然而这一关系是依赖于精神的，因为在独立于精神的实在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我现在的猫的尺寸与死去的猫的尺寸联系起来。 在此我们考虑的尝试是（i）拒斥真实关系的标准表达方式，或者至少坚持（ii）真实关系是这一普遍规则的例外，或者（iii）坚持真实关系是依赖精神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更糟。以上每一种尝试都让历史编纂断言与该断言指涉的事件之间的时间延迟变得无害。 乍看起来，这些选项似乎都是可行的。如果贝蒂不存在，那么人们确实很难想象约翰如何能够在贝蒂的左边。但对于其它关系来说也许并非如此。有些人或许会认为因果关系就不要求因果同时存在。如果普遍规则对于因果关系不适用，那为什么我们要假定它必须对于真实关系适用？ 这里有必要就因果关系简单谈一下。以下这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历史学家偏爱谈论这类事情，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不是暗杀弗朗茨·斐迪南，而是辞退俾斯麦”，他们从没想过辞退与暗杀是同时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我们在日常讲话中就是这么做的。但如果对这种说法加以反思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那只是一种说话的习惯，在形而上学方面并不正确。这里“原因”的意义是指某种存在与主体通过行动达成事件实质的关联[28]。严格来说，为了产生因果——事实上为了做任何事——某物必须存在。所以，如果A不存在的话，就无法确实地带来关于B的一些东西。同样，B尚不存在的话，它就不能被引发。当B尚未存在，那么按照事实本身（ipso facto）它无法被引发。所以如果A与B之间因果关系是真的，那么原因、因果行为与后果三者必须同时存在，正如对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一观点之所以变得模糊，是由于一个原因能够位于一系列因果的开端，其后果包含着由一系列中间原因而导致的最终结果。鉴于中间原因是由之前的原因所引起的，我们就倾向于说最终的结果是最初原因的后果。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无害，并不完全是误导的说话方式。日常的说话方式在最初原因与最终后果之间因果关系不是真实的以外，恰恰是有用的，因为因果链条中的每一环都是因果性的真实例子。但严格说来，最初原因并不导致最终后果。对此，人们只需移除中间原因即可理解，即最终后果并不会被引发。相反，最终后果是由原因序列中最后一个原因所导致的，两者都在引起的那个时刻存在。结论便是因果关系不是真实关系普遍性质的反例。 即使这点成立，普遍规则的特例如何能够扩展到真实关系，是根本不明确的。如果人们愿意接受最初原因与最终后果之间有非直接真实关系的话，那么该观点如何帮助塑造真实的关系？在过去的成真项与现在的真值载体之间的链条中，中间环节的作用是什么还不明晰。而如果我们坚持真实关系是一种依赖于精神的关系，状况也没有变得更好。精神确实可以在思想中连结那些无法存在于精神之外的事物。如果真实关系是这样，那么时间延迟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但这一建议的突出问题在于，真实关系不再奠基于实在层面。真理的大门会向反实在论打开，一切有意义的真理表述、一切值得为此奋斗的表述，都将从我们的指间滑走。 反驳7：历史实体与事件并非不再存在任何本体论意义。 有关困境的另一处理方法是拒斥当下主义的潜在假设，即只有存在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观点。如果当下主义是错的，那么人们就可以说历史实体与事件在某些充分的强意义上是真实的，进而能够得到阐明。恺撒也许就像奥古斯丁认为的，仍然存在于某个“秘密的地方”。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人们对于恺撒所作所为的断言，恺撒这个具体的人就能扮演成真项角色。 有许多方法可以拓展这一理论。人们或许会采纳所谓“块状”的时间观，它认为过去、现在与未来具有平等的真实性。“生长的块状”观在本体论诉求方面比较宽容，它认为宇宙处于生长之中，相继的现在被增添到永远在延伸的过去之上。据此，过去与现在的实体及事件都是同样真实的，而未来的实体与事件则不是。人们被迫接受过去实体与事件的当前实在性或现实性，这将成为一种震撼人心的自相矛盾。这是一种目前很受形而上学家和物理学家尊重的观点，他们把块状理论视作相对论的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注意到这一观点是可行的，然而这些反常识的观点让历史学家承受了紧随而来的难题与悖论[29]。这种选择容易认为一种更为集约化的本体论对处理成真项困境是可行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探寻，是否存在一种本体论方面较宽松的替代方案，能够在保留历史编纂生命力的同时消除这一困境。 四、一种“轻量级”本体论的解决方案：作为可信性的真 上文所述展示了历史编纂哲学家在面对开篇所呈现的困境时所采取的各种应对方案。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有些尝试实际上是无法成功的。正如前文所述，首先存在着本体论方面重量级的选项。所谓重量级的选项即以拓宽本体论范围为代价来达到消除困境的目的，其方法分别是（a）为抽象的对象留出空间或（b）接受历史实体与事件的现状。我在此并不是要对过多本体论内容相较于较少本体论内容的优势进行元哲学式讨论，只是重申先前确定的普遍规则的承诺，即我们不应为了维护历史编纂的连贯性，而强迫历史学家接受违背常识的观点，也不应毫无必要地增加实体。也就是说，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本体论方面的集约化要优于本体论方面的“宽松”化。 如果人们不想以增加本体论内容来解除困境的话，那么除了去掉一个或更多的原始命题外，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重审那些命题所涉及的概念。而有问题的概念就是“真”这个概念。这一路径与成真项困境毫无瓜葛，因为哲学家关于真的各种常识尚未汇合成单一论述并达成专业共识。当前各种真之理论都有可取之处，在特定领域都有它的道理，但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横跨所有种类的命题而成立[30]。现在的方案便是通过对“真”之概念进行细微但重要的修正，使人们无须扩充本体论便能消除成真项困境。 解决的方法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真的一般理论把各种真之原因误认为真本身。一旦人们意识到真本身并不是符合、融贯、有用性以及正当的断言性，而是上述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充当正确语境下命题成真的原因，那么一条能让我们走出困境的道路就出现了，使我们通过对常识的合理裁决而尽可能多地保留命题1-7。 成真项困境源于偶然命题的真或假在于是否与外在世界的事务状态相符合的观念，而这些事态和命题相关。当我们思考历史编纂断言时，很自然地会在外部世界寻找那些可以充当成真项的事态。由于找不到现存的事态担当成真项，我们就被迫承认，要么历史编纂断言无法成真，要么只有通过引入多余的实体充当成真项才能保障历史编纂断言的成真性。如果与事态相符是唯一能使命题成真的方式，那么也许针对同一命题还有着其它使之成真的路径。为了能够理解这一点，人们必须区分偶然命题的真以及它与事实的符合关系。 词语“真的”（trewe，treowe）和“真”（triewth，treowth，trowthe）的原始含义是“可信的”“忠实的”“忠诚的”[31]。直到晚近，“真的”和“真”接受了“与实在相合”的次生、类比的含义。我认为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真”的核心意涵不是“与实在相合”，而是“可信性”，并且各种“真”的次生、类比含义都基于命题获得可信性的不同方式[32]。这意味着当命题或信念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当它在理论与实践理性过程中被可靠地相信时，它就是真的[33]。如果这一提议受到严肃对待，那么下一步就是要确定使命题变得可信的各种方式，并且这些方式或多或少就是那些真之理论用来证明真本身性质的方式[34]。比如，一个现在时态的偶然命题与相关事实相符合，那么它就是可信的：与事实相符就是这类命题可信性的原因。类似地，命题在过去已经多次证明了由它们指导的行动是成功的，那么也能获得可信的性质。对于分析命题来说，这一过程完全不同。所有人都接受分析命题能够为真，但很少有人认为它们符合任何超语言的事态，或者直接认可具体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诸如“整体永远大于任何部分”这类命题的可信性是由命题中观念或概念间的关系确保的。对于分析命题来说，观念的融贯就是可信性的原因。这一提议的优点在于，无论是综合命题还是分析命题，都能在关于真的单一的、核心的意义上被视为是真的，而这两类命题之间的重要区别仍可被识别出来。 还有一类命题特别重要。从古希腊到康德，哲学家们偏爱知识而不是实在，后者是会发生变化的部分，前者则是不可能变成其它的部分[35]。那些追踪实在的基本结构或秩序，以及表达普遍概括或自然规律的命题，通常会在哲学圈中被赋予尊贵的地位，其缘由正是它们具有独特的可信性来源，即这类命题是关于不可能变成其它样式的事态的。人们有特别充分的理由相信诸如“金的原子序数是79”这样的命题，因为事物就是如此有序，以至于金不可能没有这个原子序数。就当前目的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事物自然秩序的模态事实（modal facts）能够提供可信性，因而作用在命题上便是真。 于是，由于可信性有不同的原因，所以命题也就有不同的方式能够成真。现在的议题就是有关过去实体和事件的命题如何变为可信的。困难源于它们需要历史的事态充当真的符合论模型的成真项。由于我们不愿与时间的块状理论或抽象的对象发生纠葛，又假定历史的事态不存在，于是便会感到困惑。现在，解开这个症结的第一步就是澄清历史编纂断言并不是关于那些无限的偶然性事物。关于过去实体与事件的命题更接近于形而上学的陈述，因为它们模态事实的对象不可能是其它事物[36]。鉴于有关事物形而上学秩序的当下事实，过去无法被改变。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过去的实体与事件不再存在，所以它们无法承受改变。事件就像它们所是的那样被打开，而现在有关打开它们的方式是固定的和不变的，所以它不可能是它以外的样子。就是这种固定性和必然性赋予形而上学命题以可信性，并且通过类推赋予有关过去实体与事件的命题以可信性。如果历史学家可以从现有的证据中确定过去发展的方式，或许关于单一历史编纂“输出”就能够达成共识，这样有关那一过程的信念就能转化为有关过去的知识陈述，尽管历史实体与事件处于缺席的状态[37]。 这一提议确实需要对传统思考“真”的方式进行修正。改变一般很难受欢迎，但该修正方案并不是没有优点。对于人们来说，命题1-7的大部分可以得到保留：历史学家仍然研究过去的事件，历史编纂知识依旧是可能的（命题1和2）；没有必要去排斥不言自明的道理，知道p则预设p的真（命题3），也没有必要去坚持真是真值载体的内在性质（命题4）；没有必要去改变有关真实关系的标准论述（命题6），也没有必要宣称历史实体与事件和现实实体与事件处于本体论的平等状态（命题7）。所有这些都能在不违反本体论集约化前提下获得成立。再者，如果“真”是可信性的一般性质，那么就有可能发现关于真的各种亚种，它们因其可信性原因而有所区别，并且还能看到一种元理论的可能性，它能够公正处理关于真的各种常识。 这种处理方式的唯一牺牲品是关于历史编纂断言成真项的命题5。我们很自然地会把这类断言的成真项认定为历史事件本身。成真项困境迫使我们认识到这并不完全正确。历史编纂断言的成真项并不是历史事件本身（因为它们并不存在），而是一种关于事物秩序的非时间性模态事实，那些历史事件是该序列的一部分。相关的事实是，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会发生变化，这些改变的经历不仅无法被消除，而且是固定的与不可改变的。如果通过可得到的证据确定那些变化的展开方式，那么人们就有希望将有关历史实体与事件可信的信念转化成知识，由此历史编纂的可能性也就得到了维护。 注释 [1] A.Tucker，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7. [2] A.Tucker，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p.9. [3]我将追随塔克尔，用“历史”指代过去事件本身，用“历史学家”指代那些研究过去事件的人，用“历史编纂”指代历史学家形成关于过去事件可能知识的行动，用“历史编纂解释”指代历史编纂行为的最终产物，如供大众阅读的教科书和类似产品等。认识论的一个分支将被称作“历史编纂哲学”，它是相对于科学哲学而言的。这个范围内的问题均是围绕历史编纂行为及其目标的反思而展开。 [4] T.Kuhn，“Second Thoughts on Paradigms”，in F. Suppe （ed.）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pp.459-482. [5]在这篇论文中，我都将在传统含义上使用“形而上学”一词，即把它视作对于实在的最为基本结构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形而上学涉及提供一种本体论，涉及各类实体间关系的解释，以及时空的解释。 [6] Aristotle，“Metaphysics”，1011b26，i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New York：Random House，1941. [7]融贯论不只是真理的评判标准，同时也是它本身的性质。B.Blanchard，The Nature of Thought，Vol.2，New York：Macmillan，1941. [8] R.L.Kirkham，Theories of Truth：A Crit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7，pp.87-101. [9] R.L.Kirkham，Theories of Truth：A Critical Introduction，p.81. [10] M.Dummett，Truth and Other Enigmas，London：Duckworth，1992. [11]这看起来对那些真之极简论、紧缩论以及冗余论的主张同样适用。所有人都同意，如果草是绿的，“草是绿的”是真的。重要的是，语句“草是绿的”并不独立（sui generis）成真，而是由于外在语言的事态是其所是才为真的。 [12] E.J.Lowe and A.Rami（eds.），Truth and Truth Making，Stocksfield：Acumen，2009. [13]这对于复合命题也是一样。有些人主张复合命题缺乏成真项，只有原子命题拥有成真项。既然大部分历史编纂断言都是复合的，这样看起来会造成一定的困难。不过这一主张接近于除原子要素的成真项外，没有其它复合命题的成真项，所以它对于成真项的一般原则无妨。 [14] E.J.Lowe and A.Rami（eds.），Truth and Truth Making，p.13. [15]我在这里暂时不考虑另外两种可能性。首先，人们也许可以接受这一冲突是真实的，但仍坚持保留所有七个命题，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实在本身不需要连贯一致。其次，人们也许可以接受这一冲突是真实的并且坚持拒斥所有七个命题，这样做的理由在于，这种冲突揭示了人类认知能力在这个领域达到了它的极限。这两种观点都造成了一种哲学上的失败，因而只能被看作最后诉诸的方法。 [16]只需我们允许命题得到具体表现。 [17]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如何理解这种差别及其反例，我引用的是霍夫曼和罗森克兰茨的观点。J.Hoffman and G.Rosenkrantz，“Platonistic Theories of Universals”，in Loux and Zimmer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taphys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47-50. [18]弗雷格有关算术原理和数字概念的著作引发了20世纪关于抽象对象的讨论。实体一般被分为两大类：质料的和思维的。弗雷格认为数字无法纳入这两种范畴。数字如果是具体对象或所有物，那么算术命题就将退化为一般经验；如果数字是观念或概念，那么算术将沦为心理学的分支。他用“思想”作为解决方案，假定处于非心理与超感觉状态之间的第三类对象。这就是有关抽象对象的现代之争。G.Frege，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Oxford：Blackwell，1986. [19] J.Dodd，An Identity Theory of Truth，Houndmills：Macmillan，2000，p.1. [20] A.Prior，“A Statement of Temporal Realism”，in B.J.Copeland（ed.），Logic and Reality：Essays on the Legacy of Arthur Prio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45-46. [21]多德的真之同一性理论“……既没有准备定义'是真的’，也没有打算说明真与假之间所包含的差别”。这同样适用于那些认为真理是原始的理论。J.Dodd，An Identity Theory of Truth，p.1. [22] M.Rea，“Four Dimensionalism”，in Loux and Zimmer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taphysics，pp.263-264. [23]最好不要把这些理论视为关于真之本质的形而上学问题，而应视为关于如何判断一个命题是否为真的独特认识论问题。 [24]宗教信仰通常被援引为前者的例证，而令人不快的真理则是后者的例子。 [25] S.Boulter，“Whose Challenge？Which Semantics？”Synthese，Vol.126，2001（1/2）. [26]为了当前的讨论，我将设定实在确实具有独立于精神的各种关系。关于这一主张的最佳论据就是，宇宙并不是由分离的和无关联的实体所构成，而是一个有序体系（ordered cosmos）的构成。要理解宇宙就需要不仅知道什么样的实体存在，而且还要知道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关系。宇宙中所发现的秩序是独立于精神的。也就是说，关系性质没有约定成俗或武断的成分，诸如更多、更少、相等、远近、早晚、因果、父子或者真假等。 [27]一旦主体、根据与客体存在，那么关系就存在，因为关系只是主体、根据与客体间拥有的秩序，而不是在这三者之上或者超出它们的某样东西。 [28]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因果联系是把“可能性还原为现实性”。也就是说，如果A的活动使得B的可能性变成一个实在，A就是B的原因。更多讨论参见F.Suarez，On Efficient Causality：Metaphysical Disputations 17，18 & 19，translated by Fredosso，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p.5-10. [29]这里值得提一下那些接受块状理论人们会遇到的若干挑战。首先，它的主要支撑来自相对论。但是，与应用化对待相对论相反，现实化看待相对论的主张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那些倾向于现实化处理相对论的人们来说，他们需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广义相对论无法与量子物理学（另一种伟大的物理学理论）兼容。而且，如果人们接受未来是如同过去与现在一样的实在，那么决定论难题就将浮现。而或许更加令人困惑的是，如果过去和现在一样真实，人们就会在决定他们到底是存在于过去抑或现在时面临困难。比如，恺撒如何知道他存在于过去？而我们如何知道我们不是存在于过去？最后，还有通往过去的困难。如果过去是真实的，那么为何如此难以到达？但最令人不安的观点是，历史编纂的连贯性会随着相对论或成立或失败。这是不是意味着在相对论诞生以前，历史编纂是一项没有条理的工作？ [30]这一情形的表现是关于所有真值载体是否需要成真项的辩论（参见命题4的第一种讨论）。 [31] R.Barnhart（ed.），Chambers Dictionary of Etymology，Edinburgh：Chambers Harrap Publishing，1988. [32]这可以与亚里士多德对于术语“健康的”处理相类比。健康的核心内涵与生物有机体相关。但我们之所以能够谈论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尿样等等，这是因为每种“健康的”类比含义都系统地与其核心含义相关，无论它是作为生物健康的原因抑或作为其结果。 [33]请注意，这一想法并不是指我们要放弃真的观念代之以可信性的观念，用后者来取代前者，该观念就是真只是可信性。 [34]这里提到的有关真的论述中，命题只是许多可以成真的事物中的一种。朋友、同盟、纽带和行为模式都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成真，因为它们都可以是可信的。我们拘泥于命题，在认识论层面排除了其它任何东西，这使得我们无法看到还有大量事物可以被称作真，但我们在遇到诸如“他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的时候都明白其中要表达的含义。 [35]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第1卷第2章中写道：“我们假定自己拥有事物的绝对科学知识……当我们知道事实依靠的原因的时候……而且进一步，事实不可能成为不是它自己的样子。”（Aristotle，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New York：Random House，1941，p.111）在笛卡尔写给梅森的话中有着类似的意味：“关于物理学，我应当认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我只知道事物如何而没有证明它们不可能变成其它样子的话。”（P.Duhem，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New York：Athenium，1977，p.46）康德坚持确定性的寻求是他计划的核心，并且确定性是与先天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之后他说道：“任何宣称保有先天的知识都将使陈述被认为是绝对必然的。”（I.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65，p.11） [36]有时候人们会说未来是可能的领域，现在是现实的领域，而过去是必然的领域，因为过去无法被改变。 [37]综合性真理或许并不总是需要符合事实的看法，至少——如果不是过分渲染的话——被亚里士多德在关于未来偶然性中拒斥二分原则的著名例子所暗示。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未来偶然性中有着真与价值的对立。但人们很少提到的是，他没有那么关注什么是未来必然性，尽管命题中提到的实体与事件就像未来偶然性那样并不存在。这意味着命题的模态是最重要的。因而如果人们可以知道未来必然性，尽管未来实体、事件与过程完全缺失，那么为什么同样的态度不能延伸到历史编纂断言上去呢？ 原文载于《历史哲学杂志》（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2017年第11期，译时有删节，注释由参考文献调整为页下注；本译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项目号：19ZDA2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斯蒂芬·布尔特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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