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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丹毛  摄影 黄卓 我们祖先创造的农耕文化，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华夏先民活动的范围，始终处于相对独立隔绝的地理环境中。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人只能以农耕为主，农业的固定产出使汉民族在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大多处于封闭、保守、稳定的状态中。只有在汉唐盛世，农耕文化封闭的系统才呈开放状态，并向外部进行有序的文化辐射。清王朝晚期的中国，遭到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攻击，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高度完善的发展，面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攻击，又采用了不思变更、盲目排外，闭关锁国的国策应对，最终使国家在侵掠中沦陷，并在封闭保守中走向衰败。但是，历史上唐王朝在成为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力强盛时期，却是海纳百川、扶危济困，能够与四周临国友好相处，儒家文化“加慧四海”的风度显示了中华文化灵魂深处的高尚与善良。 农耕文化的封闭 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夏人居住区以北，是浩翰的戈壁沙漠、干旱的草原和人类难以生存的西伯利亚森林与寒原。西北一带，高山大岭，荒漠施威，使中国难以较长期地维持同国外市场的联系。在我国北部与西部广袤的草原上，游牧经济也曾有过一定的发展，并多次对农业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冲击。但是，就全局而言，中国的农业文明确实是在异常开阔富饶的疆域之内，在能防止外来侵扰的四周有利地形的保护下，独立地酝酿与发展起来的。黄河平原与黄土高原的气候与土壤等生态条件，特别适宜于单一的农耕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生活的自给自足性，使安土重迁的华夏民族往往不像航海民族与游牧民族那样，把走向遥远的外部世界视为谋生的必由之路。 在这个文化圈的东部，一望无际的东海是比沙漠更严峻无情的天然屏障，使它难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如希腊、罗马、埃及与巴比伦文明进行双向的文化信息交流和相互影响。当华夏族后来发展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以后，迤南丛林的烟瘴之地，金沙江、怒江和横断山脉的险峻地势，以及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横亘在古代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数千年来，这两个古老文明之间难以进行常规的接触和交流。当然，华夏文化圈也不完全是与世隔绝的世界，狭长的河西走廊连接着一条漫长而充满险阻的丝绸之路，从而使古代中国与中亚文明之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西汉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十四世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都曾在这艰险异常的古道上留下过他们的足迹。但这些彪炳青史的旅行家们，几乎要间隔数百年才出现一次，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曾付出过何等艰巨的代价。 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导致传统中国文化形态具有早熟的特点。在心理上，早熟的中华文化也严重地妨碍着中华民族对外部文明的认识和接受。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被切断过的文明，它没有像欧洲那样揉合亚洲、非洲、地中海和拉丁美洲文化以形成一种开放体系，而是带有封闭的性质。由于地理环境制约，使中国古代文化难以向更远的地方发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四周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及“礼乐教化”的儒家文化的束缚与限制，使得人们眼界和心胸极端狭窄，不向外看，只求自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其《皇明祖训》中说：“四方诸夷，皆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这种军事上的保守性正反映了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保守性。明朝统治者为了“限制人民活动”，防元之复来，“不思海上之发展，片板不得下海”。清朝前期为了防范反清势力，继续实行“海禁政策；康熙后期禁止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乾隆时期开始严格限制中外交往，只许外商在广州一地与朝廷特许的“行商”做生意，同时严格限制中国商品出口。因为，朝清朝统治者意识到无限制通商，会招致封建社会的解体，规定禁例，限制或禁止中外交通。如茶叶不得超过五十万担；大黄不得超过一千担(乾隆时每国限购五百斤)；丝、绸、银、米、谷、铜、铁、锡、硝磺、书籍等物，不准通商；中国商船不准出外洋贸易，洋人不准入内陆，洋妇不准到广州商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表现严格的“闭关精神”。明朝的海禁，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专制皇权进一步强化，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达到了完善的自为程度。  农耕文化的开放 公元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北征匈奴，南开五岭，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统一国家。这样，作为一个国家，它就把自己同外界明显地区别开来了。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都是相对的，绝对的封闭系统是不可能存在的。每一个系统在它形成之后，都要与外界置换物质、信息和能量。这样，它不能长期停滞在封闭状态，系统内部的发展促使它突破原来的界缘，要求与外界进行一系列置换。中国文化系统在东亚大陆形成后，经过先秦的发展，到汉代已日臻成熟，汉唐之际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农业生产居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并达到顶峰。中国人已从自家的小田园中抬起头，把目光转向一个更为广大的外部世界，并动手拆开篱笆，打破萧墙，与周边民族进行文化交流。 这种交流具有两种不同的范畴。一是华夏文化，即最初发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文化，在中国领土的范围内，由内向外进行单向的辐射传播。正如孟子所讲:“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对其它少数民族的称呼，是依其与自身的方位关系而定，中华民族境内的少数民族在当时被称为“北狄”、“东夷”、“南蛮”、“西戎”。产生这种文化传播观念的原因是由于华夏人相对比自己落后的四邻僻远部族来说，具有较高的文化势能。他们自然会用先进的制度、习俗、典章文物及生产技术，从君臣秩序、衣冠礼制到果蔬菜菇、稻麻黍稷，也就是后来笼统指称的“礼乐教化”，去同化四周的“夷狄”。而落后的四邻自然也乐于为这种更高级的文化所吸引。虽然游牧民族的侵扰曾经数度打破惯常的均衡，但中原王朝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的稳固性、坚韧性，可以在时间的流逝中消化入侵的异物。一旦后者接受华夏人的“礼乐教化”，原来的“夷狄”也就变成了华夏共同体的成员。 文化交流的另一个更为广泛的范畴是中华文明对其疆域以外的国家，进行区域性有限的文明辐射。中华文化在封建社会的漫长发展进程中，就东方和东方人所知道的范围而言，实际上是文化的源泉和中心。它的对外辐射，形成了环太平洋地区的“远东文化圈”。中国文化成为这个“文化圈”的文化核心，环绕中国的诸民族，文化都非常落后，他们无论在生产技术还是文化上，均视封建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华帝国为楷模，并加以学习仿效。 农耕文明在起源和发展上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它产生在高寒苦瘠生活条件艰苦土地上，由于不断遭受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强的游牧民族的攻击，塑造了中国人的积极进取精神，而辽阔的土地又使得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展拓性。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它是唯一未修建过长城的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唐朝是封建王朝拥有版图最大的帝国，国土的西部和北部全部超过了现代中国的疆界范围。强大的军事力量造成了稳定的国家政权，北魏至唐推行的“均田制”、唐朝实行的“租用调制”，通过将小块的耕地分配给大批小农耕种，从而使政府获取稳定的税收成为可能，政府收入有效的提高，保证了经济的稳定，为开放的唐朝盛世奠定了经济基础。唐太宗李世民以大胆沉着的底气开放了国家的大门，以自信宽容的气量吸收着世界各国的文化养份。大唐天子被四夷各族尊为“天可汗”，声誉远扬海外，开辟了“丝绸之路”与亚欧国家往来密切。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唐太宗李世民创造的唐朝盛世，充分体现出国家的强大。 唐朝的中国是亚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实行了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当时就有70多个国家的使节、贵族、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大批的来到中国进行访问交流；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万多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盛唐文化；繁华的长安城人口超过一百万，城里面能够吃到阿拉伯国家的面食，可以得到罗马的医生问诊，还有拜占廷的金币和波斯王朝的银币在流通使用；夜晚的酒吧灯火璀璨，李白、王维一批大诗人骑着白马带着充满诗意的浪漫，观赏中亚各国的胡姫慢歌劲舞；古都长安展示着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风彩。 唐朝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形成了相互的影响，唐朝文化在向外域传播的同时也受到外域文化的影响。海上、陆上的丝绸之路的开通，促使了商业贸易的繁荣，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乐器、生活用具、食物等，都带有“胡字”，例如胡萝卜、胡椒、胡瓜、胡桃、胡豆等等，胡萝卜就是从阿富汗引进中国的。民风的开放对唐朝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习俗都有积极作用。 唐朝的军事强大、经济繁荣、文化的兴旺、中央集权制度政度的完备，呈现出“万邦来朝”的盛景。日本派遣大批遣唐史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各种政治典章制度，如中国的文字，为左右邻近各国所采用、迄今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地名、人名，有些依旧用汉字。中国的医术传到日本，号之曰汉医。杨鸿烈写的《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的影响》一书，指出日本法律受中国法律影响者达一千六百年之久。从历史上看，日本属于中国儒教文化圈，受到高度发达中国文化的辐射传播，先进文化的刺激和促进因素启动了公元645年的“大化改革”，给日本文化注射进唐朝“圣药”。日本直接吸收唐朝的中央集权制，将四分五裂的藩邦诸候分散在手中的权力收到中央，移植了唐朝的土地和税收制度，使国库充盈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变革，建立起一套完全以唐朝为蓝本的中央集权君主体制。日本长期受到唐朝的文化熏染，极大的提高了日本民族文化素质，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段辉煌的中日交流史，也就不会有今天日本文化优秀的基因。 唐朝在对外开放中同东亚的朝鲜、日本，中亚各斯坦国、西亚的大食和南亚的印度等国保持友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它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的传播，也促进了唐朝的繁荣。唐朝完成了“中华文化圈”的总体格局，使中国成为当时周边国家乃至亚洲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历史上凡是定都长安的王朝，都展现出一种逆势进取的国家精神，相比之下，东汉则更表现出促和守成，北宋则屡显疲软不堪，无力对抗北方游牧民族而使国家沦陷。盛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恢弘磅礴的朝代，整个国家的内在精神，充满了昂扬坚韧积极进取的大国气质。汉唐盛世，中国拥有当时世界最优秀的文化，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这段文明输出远大于输入，海纳百川的对外开放光荣的历史，以和平交往与四临友好相处的的大国风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基因。 摄影 黄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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