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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哲学人生 撰文/徐波 
詹姆斯·米勒
活着是动物的本能，而生活唯有人才拥有，要生活必须具备审视生活的观点，无论是科学的，哲学的，审美的，还是宗教的观点，都是要赋予人的生命以意义，使人有别于动物，不仅仅是活着。长期以来，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哲学家本人的生活提供了人生榜样。哲学家不见得会说到做到地践行自己的哲学观点，他们关于人生的思想观点只是为我们推荐了一种生活方式，为我们理解世界，理解生活提供了可选择的方式。这样理解你就会同意“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同时，也不会因为经过审视的人生有时也并不那么美好而气馁。詹姆斯·米勒教授的《审视过的人生：从苏格拉底到尼采》（James Miller, Examined Lives：From Socrates to Nietzsche,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1）表面上看是12位哲学家的传记，实际上是一部另类的哲学史，通过审视历史上那些审视过的哲学家的人生，来探讨哲学与人生这一重要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苏格拉底的命题。
米勒的书以提出“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一命题的苏格拉底的传记开始，接着通过11位试图追随苏格拉底脚步的思想家的传记，探讨了哲学的使命意味着什么。虽然看似12个独立传记，实际上除编年顺序外，全书是围绕一些中心问题来组织的。例如，哲学能启发一种生活方式吗?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能践行了自己的哲学？应该如何理解“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结果，米勒教授审视12位哲学家的人生和学说，发现答案似乎有很多麻烦和不确定性，一些最著名的哲学家并不是那么令人钦佩或令人信服，甚至连苏格拉底本人也不见得那么纯粹，而在写作这本书之前，他对这些问题的好像有更确定的答案。米勒回顾自己人生经历，作为一个成长于路德教社区的人，珍视内省和职业上的诚信。通过阅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等重要的存在主义著作，这些著作都鼓励人们过一种“本真的”生活，由此他开始了哲学学术的研究，一直像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辩护》中的苏格拉底一样，坚信“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他认为在20世纪像海德格尔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那样与众不同的哲学家，都坚持让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米歇尔·福柯也是如此。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受到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一次演讲课的启发。然而，当讲完12位哲学家的故事后，他承认：“我过去对经过审视的人生的价值的一些假设已经动摇了，部分原因是，讲述这些特殊的哲学人生引发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反应——不仅是敬畏和钦佩，还有怜悯、懊恼，在少数情况下，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有趣反应。”
米勒教授发现，我们今天关于哲学的观点与古希腊罗马时代相去甚远，对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的大多数古希腊、罗马思想家来说，哲学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苏格拉底和无数追随他的古典哲学家，哲学的关键之处不是论证一组特定的命题主张，而是要追寻人的本质，探讨如何过人的生活，这才是人们认真追求智慧的目的。对于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哲学话语……源于对生活和存在方式的选择。”就像苏格拉底在色诺芬（公元前4世纪）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说的那样：“如果我不以正式的方式表达我的观点，就以我的行为来表达。难道你不认为行动是比语言更可靠的证据吗?”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们普遍认为哲学家的生活在实践中代表了一种特定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经常援引哲学家的传记来在评价一种哲学的价值。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态度被认为是与其关于生命的哲学观点相一致的。
因此，伟大哲学家的传记故事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化中起着人生榜样的作用。对于西塞罗、塞涅卡、马可·奥勒留等罗马作家来说，衡量精神进步的一种方法是将自己的行为与他们认为是美德典范的苏格拉底进行比较。即便到了18、19世纪，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依然是西方有教养者的必读书之一。对休谟来说，每一种哲学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为模式，体现于拉尔修等传记作家所叙述的哲学家的生活细节中。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 - 1873）曾回忆为了读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和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要求学习古希腊语。卡尔·马克思（1818 - 1883）和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 - 1900）这两个现代哲学家也认真研究过《名哲言行录》，事实上，他们都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写过与拉尔修的书相关的学术论文。直到最近时代，许多人还通过阅读希腊和罗马经典著作，包括色诺芬和柏拉图，以及塞涅卡和普鲁塔克的道德论著，来从中获得哲学的安慰和道德的启迪。米勒认为，相比之下，今天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甚至是职业哲学家，都对第欧根尼·拉尔修或他所叙述的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家的生活一无所知。西方国家的许多学校，尤其是在美国，古典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抛弃。现代教科书普遍缺乏对哲学家生活的描写，而是强化了当代的观念，即哲学被理解为一门纯粹的技术学科，围绕着语义学和逻辑学的专门问题展开研究。实际上，典型的现代哲学家，如著有《纯粹理性批判》（1781）的康德，或著有《正义论》（1971）约翰·罗尔斯，在很大程度上都言行一致，在生活中自觉践行其哲学。然而，一般人都以为，哲学是研究世界的最一般抽象的规定和我们思维的范畴，例如精神、物质、理性、证明、真理等等，这是著名的《牛津哲学词典》对哲学的定义。因此，在现代大学里，即在康德和罗尔斯践行其哲学使命的处所，有抱负的哲学家们通常会被教导，一个命题的真实性应该被独立地评估，而不取决于我们对持有该命题的人的了解。正如哲学家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所说，“哲学理论主张超越了历史和社会背景的真理。从学科内部来看，个人生活的细节似乎与理解或评价一位思想家的观点无关。”
由于哲学家的故事在西方历史上长期具有人生榜样的塑形作用，因而传记成为重要的哲学著作形式。米勒教授指出，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虽然内容真假难辨，质量良莠不齐，但仍然是我们了解许多古希腊哲学家的主要文献来源。实际上，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哲学家的生活就成为了一种神话，关于苏格拉底的叙事作为一种固化的记忆进入集体想象。在古希腊，加入一个哲学派别似乎就意味着要努力追随在神话故事中备受尊崇的先贤的脚步。在基督徒“效仿基督”以前很久，苏格拉底学派就致力于效仿苏格拉底，犬儒学派努力像犬儒学派创始人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d. c. 320 B.C.）那样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伊壁鸠鲁学派则以效仿伊壁鸠鲁的生活为人生目的。柏拉图等人精心编写精神英雄的传记故事，是要激发效仿者踏上通往智慧的不确定之路。著名古典学者莫米尼亚诺说得好：他们是“在传记中进行实验，这些实验是为了捕捉个体生命的潜能而不是现实，（苏格拉底）不是一个可以被重述的死人。他是通往未知领域的向导。”追随柏拉图的脚步，一些古希腊哲学家，包括塞涅卡和普鲁塔克，写作了西方最早的传记和自传作品，他们当然认为可以通过描绘引人入胜的导师生平来传达教诲。因而有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以及塞涅卡在《道德书简》中对自己的叙述，而且，这类传记性叙述的内容都是真假难辨的。米勒教授认为，如果对自我智慧的探索始于英雄轶事，那么它很快就会演变为对抽象本质的探索。对于从柏拉图到圣奥古斯丁的众多希腊、罗马哲学家来说，真正的自我是非物质的、不朽的、不变的。而且，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对自我的探究最终会遭遇，或被迫承认内在体验的深邃难测。首先是奥古斯丁，然后是蒙田，他们都描绘出一幅新的图景：人类生性变化不定，是一种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存在，并不必然指向曾被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从哲学上讲，古代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一点儿也不突兀。在蒙田之后一代人的时间里，笛卡尔仍然可以想象为自己写一本神话般的传记，而不到两百年后，卢梭只能想写一本自传，一本极其诚实，在细节上都要经得起推敲的传记。因此，那么多的现代哲学家，尽管仍然受到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老理想的启发，结果还是像康德一样，在客观的理论和教学中寻求庇护，这就不足为奇了。尼采对这种学术性哲学思考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在1874年写道：“我更喜欢读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作。对一种哲学的唯一可能的批判，并能有所证明的批判，也就是试试看一个人是否能按照这种哲学生活，大学里从来不教这点，教的只是用一些语词来批判另一些语词。”一个世纪后，米歇尔·福柯（1926 - 1984）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984年冬天，福柯去世前几个月，他在法兰西学院做了他的最后一系列讲座，主题是古典时期的parrhesia，即“说真话”。正如尼采在一个世纪之前所思考的那样，福柯审视了苏格拉底和锡诺普的第欧根尼的生活。福柯当然知道围绕着第欧根尼这样的哲学家的传说不再被认真对待，但他和尼采一样，谴责我们现代人对他所谓的哲学生活“问题”的疏忽。他推测，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黯然无色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宗教制度，尤其是基督教修道院制度吸纳，或者用福柯的话说，“征用”了“实践真实生活的主题”；第二，因为与真理的关系现在只能以科学知识的形式出现的才有效。接着，福柯提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可能会取得的成果。他指出：“在我看来从哲学生活问题开始写一部历史是很有趣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传记中的事件和决定，通过阐述思想体系内部的相同问题，以及在这个体系中给予哲学生活问题的位置来发现。”福柯并不是二十世纪唯一认识到哲学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研究世界最普遍的特征和我们思想范畴的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提出了本真的概念，就像对自欺的恐惧激发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44）一样。在那部著作的结尾，萨特甚至更进一步设想创作一部全面的传记和历史，以展示一个人的生活中所有看似杂乱无章的细节是如何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单一而统一的性格。米勒教授在导言中强调了研究哲学家的生活的意义后，接着讲述了12位哲学家的故事，其选择原则是这些哲学家都力图在其生活中践行自己的哲学、道德信念，过所谓审视过的哲学生活。然而，米勒并没有为这些哲学家所主张的哲学观点牵着走，而是按照历史家的方法，理智地使用资料，因而我们得到的是一套生动而又真实的哲学家的故事，展示了每位哲学家激烈的内心冲突，即使是“枯燥无味的”伊曼努尔·康德也被描绘得很有人间气息。
米勒教授书中的哲学家似乎都不那么言行一致，不适合过自己所主张的生活，更不用说激励他人了。很难相信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们言行就像流传下来的他们的传说中所讲述的那样。柏拉图从其师苏格拉底之死得到教训：“除非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不会有好日子过”。所以，他试图将叙拉古暴君小狄奥尼修斯培养成一位“哲人王”，实现哲学与权力的真正结盟，结果他们之间的糟糕交易以彻底失败告终。道德哲学家塞涅卡在其著作中赞美贫穷，主张沉思的生活，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拼命积攒财富，同时周旋于暴君尼禄身边，对其虚伪奉承，最终死于暴君之手。据说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老师，他支持亚历山大大帝残酷的帝国扩张，这与哲学家所宣称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圣奥古斯丁一旦找到了救赎，就开始反对知识探索的精神，他专横的谩骂奠定了天主教会几个世纪以来的知识暴政的基础。蒙田是自相矛盾的大师，他并不相信自己有何神圣的来源，也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可以使他成为更好的人。鼓吹教育的卢梭，抛弃了他与情妇所生的五个孩子，并为此找了一些可怜的借口，说自己病得太厉害，太穷了，做不了一个好父亲，不管怎么说，孤儿院也不失为孩子成长之所，等等。美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神秘主义演说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是蒙田的崇拜者，作为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公众演说家之一，他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方式，使他能说服广大公众相信，每个人无论其生活境况如何，都可能欣赏，甚至效仿一个靠自己努力成功的诗人和思想家的精神成就。他设想自己成为了“现代的普鲁塔克”，通过讲述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样的伟人的生活故事来激励人。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哲学家，是像柏拉图一样的神秘主义者，但又对理性的辩证法没有耐心；是像奥古斯丁那样不满足现状的探索者，但又不愿意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像蒙田那样的散文家，但又不相信道德完美主义；是像康德那样的唯心主义者，但又对构建一种思想体系不感兴趣。如爱默生的哲学阐释者者斯坦利·卡维尔所说：“哲学家是思想的流浪汉。”康德尊重“真正的哲学”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典理想，但他自己的生活主要是授课和撰写哲学论著。康德是自我克制的典范，终生不娶，几乎从不出外旅行，很少离开他出生的城市柯尼斯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德让自己的心灵自由徜徉，用严格的道德责任感和真诚的哲学思想来约束自己的想象力。因此，诗人海涅要说出那么刻薄的话：“很难写出伊曼纽尔·康德的生活史，因为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尼采更严厉批判自己的时代，认为它是一个具有很高的普遍教育水平，但缺乏统一的共同文化，不知道拿哲学有什么用，没有人敢于过哲学的生活。根据古典观点，哲学家最重要创造就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他的艺术品”。然而，由于现代商业社会的生活环境，其专业化和分工，以及缺乏统一的共同文化，“今天没有一种哲学能做到这一点。”哲学家确实难以自圆其说，但米勒并没有过分地责备他挑出来的这十几个哲学家。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并没有（除了尼采，在一些疯狂的时刻）把自己描绘成先知或圣人。卢梭在其晚年承认，要遵从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的训诫，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他懊丧地总结说，宣扬自己无法达到的美德是“傲慢和轻率的”行为，于是遁入懒散的隐居生活。米勒教授在书的结语中指出，在古代，人们通常不认为过一种审视过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对于一些古代哲学家来说，这是一种获得幸福和宁静的方式；对其他人来说，是为获得审慎的政治智慧，明智地行使政治权力做准备；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得救的必要前提。大多数古代作家把它想象成一种追求，这追求与认真的探究和对上帝或善的信仰协调一致。对蒙田和许多努力探究人的内心经历的混杂特征的现代人来说，对自我认识的追求不再容易与对科学的信心或对神圣有序的宇宙的信仰相吻合。现代人认识自我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这似乎证明了尼采所说的“我们对自己都是陌生人”。更糟糕的是，考虑到人的内心变动不居，自我反省的实践在现代似乎已经成为抑郁症的根源，如蒙田曾说到他忧郁的心情，而卢梭和尼采甚至走向了疯狂。对于任何希望幸福，或具有政治智慧，或得到救赎的人来说，哲学意义上的自我审视实际上经常会导致自我怀疑与自信、痛苦与快乐、不计后果的社会行为与谨慎的政治行为、自我折磨的时刻与救赎的时刻。因此，承认理想与现实、人类堕落的自我与上帝的至善之间的鸿沟，像卢梭那样抛弃理性统一的经典理想，不去追求令人生畏的道德标准，勇敢地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你希望人总是始终如一，我怀疑这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而可能的对人才总是正确的：这就是我想努力做到的。”在像今天这样的科学和务实的社会里，人们对培养一种内在沉思的价值持怀疑态度，正像尼采所抱怨的：“哲学仍然是孤独的漫游者博学的独白，个人偶然的战利品，不可示人的秘密，或老年学者与儿童之间无害的闲聊。”如果我们想了解“真实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像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康德那样，去研究世界的最一般和最抽象的特征，以及我们用以思考的范畴，尽量以客观的方式去研究。如果我们主要是寻求幸福、宁静或生命的超然意义，那么，事实上放弃对无条件的科学知识的追求和对关于我们自身的真理的哲学探索以坚持某种信仰，可能会更简单些。正如美国著名传教士里克·沃伦（Rick Warren）所言，这相当于否定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你无法通过审视自己来发现生命的意义......你并没有创造你自己，所以你没有办法告诉自己你被创造是为了什么!”最后，米勒教授总结道，回顾一下哲学史上的一些仍然困扰着我们的重要事件可能还是有用的，我们时不时为实现自己和他人更好或“更本真的”生活的可能性所吸引。因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仍然生活在德尔斐“认识你自己”的神谕和苏格拉底的审视自己和他人的野心的阴影之下，认真对待这些理想现在也需要不懈的探索，没有确定的目标，没有定然的回报，除了短暂的体验之外，还有对智慧的渴望以及过一种与这种渴望和谐一致的生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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