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勋：东亚文明的崛起——东亚精神文化的根脉与当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12月21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思辨东方”系列讲座之二十八——“东亚文明的崛起——东亚精神文化的根脉与当代价值”在哲学所举行，讲座邀请我国研究中日韩哲学宗教及当代世界宗教领域的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金勋教授作为主讲嘉宾。

　　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建华研究员主持。他首先接招了金勋教授的研究领域和成果。金勋现为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世界宗教评论》主编。他在佛教哲学、东亚文明比较、世界新宗教研究等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学术贡献，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元晓佛学思想研究》（日文版，2002）、《现代日本的新宗教》（2003）、《韩国新宗教的源流与嬗变》（2006）、《信息化时代的宗教》（2015）等。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其它地域的独特文明传统，拥有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精神标识，其中一些核心观念铸就了东亚文明的精神根脉和价值体系，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明圈”。德国学者伊里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表示，“文化”和“文明”的区别在于，“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行为和成就。

　　“东亚” 并非一个自足的实体，亦非一个明确的概念。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维度衡量，都有其模糊的边界与充满争议的话题。流淌于其间的“知识”或“意识”也并不仅仅是抽象概念，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交织互动的具体产物。然而，从任何一个角度进入东亚社会，都能够发现其作为“文明”的同质性和整体性特征。因此，当我们讨论“东亚文明”时，我们通常最为关注的是东亚精神传统中那些普遍、共有的文化元素，正是这些共有成分使“东亚”得以成为“东亚”，也正是这些共有成分，让东亚必须以共同体的姿态面向未来。

　　金勋的讲座正是从东亚文明自身的历史与发展出发，审视东亚文明的形成、发展规律与内在特质，通过寻找东亚文明的核心观念、文化基因，从而确定东亚文明的精神底蕴和根脉所在，进而重构适合东亚自身及全球社会共同利益的未来价值观。

　　针对日本学界提出的日本文明自有其独立的文明系统——“日本文明古层”说，金勋指出，从语言的起源来看，古代日本语、古代朝鲜语均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密切相关，这表明古代朝鲜民族和日本民族的主体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拥有亲缘关系，其文明的根脉与早期阿尔泰系诸民族原始精神文化有密切关联。从朝鲜民族檀君信仰《三国遗事》和日本民族的天照大神信仰《古事记》与萨满信仰的关系可以看出，东亚文明存在不可忽视的“古层中之古层”。汉字的传播构筑了东亚各主体民族之间文明交流互鉴的强大“互联网”——汉字文化圈，促使东亚文明进一步走向同质和整体。金勋指出，从原始宗教起源来看，在远古华夏先民中最早出现的宗教应该是萨满信仰。萨满信仰作为自然宗教信仰，源远流长，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发轫于原始渔猎时代。在各种外来宗教先后传入之前，萨满教几乎独占了东亚、北亚地区各民族的古老祭坛和人们的心灵。

　　金勋主张，中国的道教真正形成于汉代，是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基础上，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和多神信仰衍化而来的本土宗教，可以说是逐渐从北方萨满教中分化出来的，而古代朝鲜半岛则承袭北方萨满信仰，并从中逐渐分化出了本民族的仙道信仰，成为早期朝鲜半岛的社会文化的重要标识和政治势力。金勋进一步介绍和深入分析了日本神道教与北方萨满教的内在关联。虽然日本的神道教一直以本土宗教自居，然而，据津田左右吉考察，日本神道教的“神道”实际上来自中国。黑田俊雄也认为“神道”绝非日本独有，而是东亚三国共同的习俗性信仰。考察古代日本文化，也可以看到诸多萨满信仰的痕迹，比如，日本的弥生文化时代就是萨满信仰主导社会精神生活的历史时期。简言之，东亚主体民族中朝日三种文化的根脉均有萨满宗教文化的渊源，有其高度的宗教文化同质性。因此，若穷究东亚文明“古层中之古层”，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到到东亚文明共同的渊源，即源于母系社会并覆盖东亚广大地域的自然宗教萨满信仰，它们是东亚地域不可动摇的“化石般的文明古层”。

　　此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亚文明内部交流密切，共享许多共通的思想观念和哲学体系。比如，阴阳五行观念作为一种朴素的哲学与辩证思想方法，起源于夏商周三代时期，后来伴随汉字传播并渗透到东亚的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构筑了东亚文明内在的共同的思维方式和理性支柱，使得游离于原生态文化中的东亚民众形成了认识万事万物的共同思维模式，开始拥有较一致的认识交流平台和价值观念。以此为基础东亚各主体民族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和认识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又如，佛教由印度传到中国后，得以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大乘佛教，并在中古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形成东亚佛教文化圈。时至今日，佛教文化依然是中日韩友好交流的黄金纽带。再如，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宗法社会的制度依据，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结构，也在传入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三个国家的命运不尽相同。在中国，儒家思想依附宗法制度保持漫长的生命力，直至清末。在日本，因社会政治上未能形成牢靠的宗法制，儒家思想只能长期依附于文物典章制度和佛教寺院，直至江户时期朱子学的传入才得以走上历史舞台，但“神儒合一”的理念下，在民众中影响相当有限。而在朝鲜半岛情况不同，到朝鲜王朝时期因宗法制极端发育，儒家思想观念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其影响延续至今。进入近代，东亚诸国同时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尽管民族和国情不同，但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共同的应对策略：中国提出“中体西用”，日本提出“和魂洋才”，朝鲜提出“东道西器”。这一过程中，东亚诸国之间既有互相交流与学习，也有冲突与对抗，但是总体呈现出颇为类同的主体意识和现实智慧。讲座最后，金勋对日本的情形做了深入分析，指出江户末期的日本阳明学者佐久间象山首先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主张，然而，后来福泽谕吉将此改为“和魂洋才”，也就是说，日本否定了儒家道德，而决意用神道教的民族之“魂”对抗西洋价值观。

　　总而言之，东亚文明以原始社会的萨满信仰作为共同的根脉，拥有共有的文化“古层”；再通过道教等宗教文化的生发而形成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大乘佛教的传播大大促进了东亚主体民族的自觉和精神超越，这一共有精神资源和信仰至今依然是东亚文明的重要精神根脉。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在三国不尽相同，但让东亚社会拥有同质的世俗道德和社会架构，这也是在其他文明中少见的现象。正因如此，在近代社会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时，东亚社会也不约而同地显示出相类似的应对策略。目前，近代以来传播到东亚的西方文明，亦在东亚文明的多元而开放的怀抱中，不断寻求延续自身生命力和存在价值的合适内涵和途径。金勋强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亚文明业已形成了内在的同质性（区别于其他文明）与外在的开放性（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有机结合的极具生命力的文明体系。

　　金勋表示，在这个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的大时代，深入探讨“东亚”文明的根脉所在，解码东亚文化传统的共同的文明基因，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现实课题，从而重构适合自身及全球社会共同利益的东亚价值观，以更好地面对东亚文明崛起的未来。他呼吁以东亚传统一贯的开放、包容、教学相长的思想习惯来推动东亚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同时促进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与互鉴。这种交流互鉴的发生，有赖于东亚社会对彼此文化传统的尊重与好奇，有赖于对高层次精神文化的向往，也有赖于东亚诸国立国安邦的现实需求。其发生必将深化和扩大东亚文明的内涵，为东亚社会建立更为宏阔和富足的精神世界，也为探索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之路提供丰沛的思想资源。

　　评议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李建欣教授。他对金勋的讲座作了评议，认为金勋从东亚文明自身的历史与发展出发,以精深的研究和广阔视野阐述了东亚文明的形成、发展规律与内在特质，并深入分析了东亚文明研究中的一些认识误区，以找准东亚文明的精神，探寻适合东亚的共同价值。

　　受疫情影响，本次讲座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会场讨论的同时在腾讯会议进行直播。共有学者、嘉宾一百五十多人聆听了讲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范文丽/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