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振芳之歌 图文/王兰生      引子： 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句话是当代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写的一首抒情诗。 有一个人，虽然在百度上查不到他，文字上没有记载，资料上也没有详尽的记载，却被人们口口相传，很多人不认识他，却听到过他的种种传说。 第一代三线建设者对他一往情深，始终忘怀不了他，提起他，那些老一辈的人都禁不住泪流满面，在他死后54年以后的2022年1月2日还有人自发地到上海龙华烈士园祭奠他，缅怀他。 这个人叫丁振芳，是江西小三线厂代号南昌市810信箱后来叫江西钢厂的第一任厂长，他是开天辟地的厂长，江西钢厂是按照他规划的蓝图建立起来的。 多少英雄好汉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到头来，有谁记得他们？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还有谁还会祭奠他们？老百姓怀念他，忘记不了他，一定有他独特的一面，一定有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一定有他不平凡的轨迹。 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长到58年前的1964年吧，在江西搞小三线是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64年决定的。并决定由上海市包建江西小三线。上海市副市长李广仁作为上海代表到江西担任筹建江西小三线的第二指挥部总指挥。江西小三线主要生产常规武器自动步枪、高射机枪、炮弹、炸药、引信等。同时要建一个特殊钢厂为常规武器提供钢材。钢厂定名为江西钢厂，建在新余县的良山镇。 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亲自找上海冶金局技术监督处处长丁振芳谈话，要他去江西钢厂当厂长。在那火红的年代，共产党员就是一块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就往那里搬，丁振芳自然是临危受命，当仁不让的了。 读者会问，上海是工商业国际大城市，工业基础和科技底蕴很厚，各种人才多了去，怎么会单单看中丁振芳呢？作者也有这样的疑问，于是，作者经多方考证，凭借一些零星的资料发表个人看法如下： 丁振芳在上海的职务有多种说法，有人说丁振芳是上钢五厂副厂长，作者查阅《江钢志》，里面确有这句话。 有人说，丁振芳是上钢三厂的厂长，因邱财康工伤事件被降职到上钢五厂当副厂长。（1958年5月26日夜里11点，行车吊运10吨半铁水包在空中时，主扣松脱，致使1300摄氏度的铁水包掉落，转炉炉长邱财康烧伤面积达烧伤面积达89.3%，后被救活。） 经作者考证，丁振芳和邱财康都同在上钢一厂工作过，一个担任厂长，一个担任炉长。邱财康后来调到上钢三厂转炉当炉长，培养一个炼钢炉长非常不容易，很可能丁振芳从一厂调到三厂时，把邱财康也顺便调过去了，否则很难解释一位冶金技术监督处的处长会引起高层的特别重视。 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钱家铭在他的回忆录中原话说：“丁振芳是上海钢铁系统的四大金刚之一，上海刚解放时他接收上钢一厂担任厂长，后调到冶金局。” 作者以此推理，丁振芳应该是从上钢五厂调到冶金局技术监督处任处长。 由此可见，丁振芳应该在上海几大钢铁厂都担任过厂长职务，对钢铁工业非常熟悉，非常内行，他是上海钢铁系统的四大金刚之一的称号非浪得虚名。中国从农业国直接进入工业化建设，这种有丰富经验的具有工业大视野的人才在建国初期非常难得，派他去江西建厂并当厂长是最恰当的人选。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丁振芳点将冶金局基建处耿心景及庞长礼。丁振芳还点将他的老搭子上钢五厂副厂长、副总工程师路一为江西钢厂副厂长。路一在日本留过学，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在东北钢铁基地名气很大。 路一的形象很像《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官，戴着一副啤酒瓶底似的眼镜，一圈一圈的，日本留学的背景使他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不过，这让我们做学生的对他很崇拜，工人们也很尊敬他，下班路上碰到他大家都会主动叫他，其实也是一种对学问的尊崇。路一也是一路上与男女老少亲热交谈。不像现在的人，官不大，架子大，有了点钱，狗眼看人低。 有一次，丁振芳在电梯上碰到上海冶金局计划处担任计划组长的钱家铭，尽管他们不是很熟悉。 丁振芳问：“小钱，你在搞什么？” 钱家铭说：“我在搞规划。” 丁振芳当时没吭气，转身就到局长那里要调钱家铭跟他去江西参加小三线建设。就这几分钟的对话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命运？是的，这是钱家铭在回忆录中说的原话，不能不说丁振芳识别干部的眼光非常犀利，他知人善用，也就是这几句话，为江西省培养出了一位副省长。 钱家铭转而找了上钢二厂钢丝车间主任陈瑞康，听说要到江西要搞小三线厂，陈瑞康主动请缨报名要求去，并且将全家老少全部连根拔起，迁往江西扎根。这情景很像当年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很像逆行武汉抗疫的医护人员一样，舍弃大城市的优裕条件，为了信仰，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抛弃个人利益在所不惜。 陈瑞康在江钢时出版过一本长篇叙事诗集，书名是《老炉长》，为了写好诗，他专门到炼钢厂体验炼钢生活，与工人同吃同劳动。他在业务上、文化上对江钢作出很大贡献。 就这样，你叫我，我拉你，像现在的微信群一样，群主是钱家铭，通过几位群管总共拉进108位群友。这些人全部是上海工业战线上的行家里手，全部是百里挑一，人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没话说的。建国以来，上海向全国不知输送多少人才，不知贡献多少工商业物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是中国的骄傲。 现在的人不大相信这回事，大城市不呆主动要求到山沟里去，有这么傻人吗？这些人没经历过兵荒马乱时代，没饿过肚子，没吃过苦，不懂得新旧社会的对比，没有切身体会，也就不会有正确的信仰。那时候的信仰很简单，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向，好儿女志在四方。 三线建设是毛主席亲自部署的战略决策。那年代的共产党员的党性是自觉的，党的干部一切听党的，没有挑挑拣拣的，更不会向党提这要求，提那条件。就这样，钱家铭跟着丁振芳离开了大上海，去了江西的山沟里。 1965年4月16日，丁振芳率参加江西小三线建设的108名干部在上海市委领导带领下乘火车来到南昌市，受到江西省委、省政府的热烈欢迎。真所谓：古有梁山108将，今有良山108将，一个是逼上梁山，一个是争上良山。 21日，丁振芳等5人同上海建工局、物资局、黑色冶金设计院有关人员，分乘三辆小吉普车，一辆轿车，从南昌出发，前往新余良山。由于公路坎坷不平，汽车只能开开停停，有时还要下车来推，途中在新干县城住了一宿，第二天才到达新余良山。 这里群山起伏，山青水绿，江西是个好地方，出产老红军，盛产水稻粮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老表提供了红军兵源。三年困难时期，中央从江西调粮，李先念副总理有一句话，我有一点对不起江西人，把江西粮食调得太苦了。 江西老表勒紧裤腰带把粮食往外调，其中也往上海调拨了大米，上海市民每天三顿饭，就有一顿是江西老表给的。现在上海人来山沟里建厂，以工业反哺江西，社会主义是大家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城乡差别很快会在良山缩小，山沟里一定会飞出金凤凰！ 在这之前的1964年秋，江西省冶金厅调画眉坳钨矿副矿长张志恒到江西钢厂当副厂长，他是第一个到达新余的，借在新余钢铁厂设立筹建办公室。他是一位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革命，曾经像杨子荣一样，单独一人扮敌深入虎穴，一举端掉土匪窝。 我与他的儿子张勇做中学同学时听张志恒说过，那时候谁懂革命道理啊，他是孤儿，14岁时实在没饭吃了，就参军闹革命，从此跟党跟毛主席走，党叫干啥就干啥。文革时，那些知识分子还没打就哇哇大呼大叫，张志恒被打断腰骨没哼过一声，铮铮铁骨的人一定是吃过大苦的人。 张志恒满脸横肉，皮肤黑黑的，却和蔼有加，他虽然没什么文化，我亲耳听他用河北话为我们朗诵《共产党宣言》开头几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他那河北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直陪伴我到现在，以至我也深深地喜爱上《共产党宣言》。张志恒那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六本书参考材料》大字本是他儿子送给我的，到现在我还在学习。 时不我待，丁振芳一行在良山地区进行实地勘察，连续几天早出晚归，几乎翻遍了周围的山头，路上带了些冷馒头充饥，渴了就喝点山里的泉水。他们从东坑走到寨里，又从寨里走到黄田，绵绵的良山，第一次印上了上海来的第一批建设者的足迹。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和仔细分析，他们对原厂区的布局方案提出了不同看法，并提出了把厂区布局相对集中的新方案，理由是钢铁厂吞吐量大，原来的厂区布局把车间分散在相距较远的山沟里，运输困难，建成后难以生产，产品成本必然要高，日后也无发展余地。还有钢铁厂高温作业，放在深山沟里，通风条件差，工人劳动条件就更艰苦，更何况眼前要大量开山修路，即浪费投资，又影响速度。 这是一批什么人呀！他们是上海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他们具备大工业的视野，他们的眼光直接看到了几十年、五十年以后的前景。作者由衷地感叹，五十年后的现实印证了工业家的眼光。为此，他们准备为之奔走呼号，尽最大的努力修正方案。 这里有个重要补充，华东局最早设想是把小三线特殊钢厂建在浙江金华，后来又决定放在江西。1964年秋，华东局把设计江西特殊钢厂及其它小三线厂的任务交给上海黑色冶金设计院。开始，华东局、计委、科委、江西省委和设计人员对建钢厂打算通过改造南昌钢铁厂来实现，经过实地考察，认为不适宜。就到江西腹地的吉水县、分宜县新余县等地考察，吉水县远离铁路线，无水路运输，钢铁厂运输量大，厂建成后会给生产带来很多困难，华东局否定了这一设想，于是提出在新余县良山建厂设想。 新余良山，位于赣中地区，丘陵起伏，草木葱郁，具有良好的隐蔽条件，从良山到新余县城有一条公路，还有一条废弃的铁路线联结浙赣线，交通运输方便，在新余县城边还有一座建于1958年的新余钢铁厂，可以达到隐蔽特殊钢厂的目的。 上海黑色冶金设计院接到设计特殊钢厂的任务后，来到良山，遵循中央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绘出了厂区布局图，并请空军在飞机上高空摄影，进行模拟侦察，了解厂区隐蔽情况。 设计院不同意江西钢厂干部提出的新方案，他们认为原方案贯彻了“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是从战争需要考虑的，各车间分散在山沟里，会给生产带来困难，但并不是不可克服的。 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引起了争论，形成了僵局。第二指挥部领导召集双方开会，大家仍然各持己见，互不让步。江西钢厂干部对“六字方针”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认为从上海来到江西就是分散，又来到新余良山那就更分散了，现在还要把车间分散开来，不符合工艺流程，难以生产。 设计院认为，这个方案够集中了，山东建设三线厂，把车间放进了一个个山洞里。第二指挥部领导没有对以上争论没有立即做出裁决。会后，江西钢厂干部做了许多工作，争取到上海冶金局对新方案的支持，还争取到设计院有关领导对新方案的默认。 1965年5月4日，丁振芳听说李富春副总理将在南昌召开小三线会议，就马上同路一等5人赶到南昌。会议在江西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对象是省市厅局领导干部，没有筹建厂的干部参加。 丁振芳决心见到李富春副总理，当面申述理由，他们疏通了一位秘书，在会议之前丁振芳和路一一起进了会议室，终于在会上向李副总理汇报了江西钢厂厂区布局争论情况，详尽地阐述了江西钢厂干部的意见。 李副总理当即表示赞同江西钢厂干部对厂区布局的意见。原设计方案得到了修改，厂区布局方案定了下来，江西钢厂工程建设全面铺开，施工单位是上海第一建筑公司为主，来自四面八方的省内各市、县的近20个民工团，计6000多人。 如果不是以丁振芳为首的江西钢厂干部当初的据理力争，如果他们没有卓识远见，江西钢厂各个车间都会依山而建，甚至进洞。炼钢厂、轧钢厂隐蔽在山坳里，不能通风散热，可以设想一下此情此景。 后来发生的事很能说明问题，1966年3月间，地处白毛坑的811、813车间的施工正处于紧张阶段，江西省有关部门领导来工地检查，认为这两个车间建在白毛坑同801、815、825车间放在一起太集中，不符合“六字方针”，难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决定停止施工，并提出把这两个车间搬到远离厂区近百公里的吉安、安福一带的深山老林里。 江西钢厂筹建处出于生产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妥，派人到南昌向省委反映情况。省委领导同意不迁往吉安、安福一带，最后决定把这两个车间建到上木元，之前的厂房基础和立柱也就全部报废了。 华东局考虑到江西钢厂虽能生产常规武器所需的大部分材料，但是弹盒、弹夹、链板及高炮、高射机枪等配件所需的薄板却不能生产，不适应战争的需要。 江西钢厂从外面调拨进1200薄板轧机组，选定靠近铁路线，与周余生活区一山之隔的周元坑为薄板车间厂址。在上级有关部门领导来现场确定厂址时，薄板筹建小组担心通不过，就领着他们从周余向西经过铁路，穿过一个村庄，绕了一个圈子，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周元坑。有关领导认为符合分散要求，同意在周元坑建薄板车间。 写到这，作者哑然失笑，真佩服这帮有心计的人，他们的聪明才智全用到了国防建设上，他们真正领悟了“备战备荒”的长远含义，以后的时代变迁证明他们当初迷惑领导是多么的无奈和负责，那也是责任性到了极致的可爱。 1966年3月28日，江钢筹建处发出（66）江钢办字第26号“关于各车间通讯代号的通知”文件，明确规定厂部及各车间通讯代号，厂部代号为“南昌市810”，一车间为“801”、二车间为“803”、三车间为“805”、四车间为“807”、五车间为“809”、六车间为“811”、七车间为“813”、机动科为“815”、中心实验室为“817”、铸造车间为“825”、薄板车间为“830”。 有的家属按照“南昌市810信箱”探亲找到南昌市，殊不知坐落在新余良山的江西钢厂距离南昌市几百公里远。那时候没有电话，只有电报，再打电报，再通知到人，再去接，几番折腾下来已经过去几天了。如果是乡下来的人，没有文化，不认字，找到江西钢厂的困难可以想象。 1966年4月23日，是江西钢厂建厂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一天，825车间1·5吨电炉通电炼钢。当时江西钢厂还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人们找来板车、箩筐，人拉肩扛地运来废钢、生铁。冷却水管还未接通，他们就用水泵就地抽水。经过七个多小时的紧张操作，终于炼出了江西钢厂第一炉钢水。“当——当——当”出钢钟声回荡在群山之中，附近的农民也扶老携幼，争相赶来，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不少人第一次听到机器的轰鸣，第一次看到沸腾的钢水…… 江西钢厂进入了边基建边生产的发展快速道，医院、保健站、食堂、大礼堂、农场、托儿所、幼儿园、图书馆、篮球场……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 丁振芳在建厂初期奠定了建设江钢的指导思想，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三年任务两年完成；要吃生产饭，不吃基建饭；要把良山建成小上海。 当时上海大城市来的人没地方洗澡，就在河里洗，或者用山涧溪水洗。住的是干打垒房，生活很艰苦。在百忙之中，丁振芳亲自到职工干打垒的房子探望，他抚摸着用竹篱笆和泥土糊成的篱笆墙，风趣地说：“这种篱笆墙小夫妻吵嘴打架一拳就打穿了，将来全部换成砖瓦房，还要造楼房，要把江西钢厂和良山地区建设成小上海。 丁振芳去家访从不吃职工家里任何一点东西，那年代开水里放点白糖算是拿得出手的饮料，丁振芳自己拒绝喝，还规定所有的干部家访时不准喝糖水，不准喝茶叶水，不准抽职工的香烟。那时候的干部清廉是自觉的，党员干部是得到职工充分信任的，贪污受贿是前所未闻的事。 当时，江西钢厂全部是泥土路，运输车辆又多又繁忙，下雨天溅起的泥浆到处都是，晴天汽车开过扬起的灰尘像胡椒粉一样久久不散。他多次对职工说，江西钢厂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很快会将厂区的土路全部铺成柏油马路。 世事难料，就在丁振芳大展宏图、江西钢厂日新月异大变之时，丁振芳突然突然失踪！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的人会自杀！血淋淋的事实让所有的江钢人惊呆了，老表上山砍柴发现一具尸体，吓得他连忙下山报告。噩耗传来，所有的江钢人都抑制不住哭了，每个职工脸上都挂着泪痕。这么好的厂长，水平这么高的厂长怎么会离开我们？大家像缺了主心骨，一时人心惶惶。
从丁振芳上海刚解放时他接收上钢一厂担任厂长的经历来看，丁振芳很可能是上海解放前的地下党，可以说，丁振芳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他的红色历史像良山上的映山红，红彤彤的，非常耀眼，漫山遍野。 江西是个农业省，一直以粮为纲。江西是挖煤出身，在旧中国钢铁工业是空白，底子薄，至今还不发达。江西钢厂初建时，从上海调配过来5047人，这些人员中有五十年代进厂的老工人、老干部，有三年困难时期下放农村后又为小三线建设招收回厂的老职工，有上海应届和历届毕业的初、高中国家代训艺徒，还有新工人。厂区通行上海话，阿拉、阿拉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们把上海的先进设备、先进管理制度和先进工艺以及先进的工业化思想带到了江西。连他们的穿衣式样、饮食习惯都引领着当地风气。 1972年初，陈云同志在文革时期下放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劳动，临回北京时曾来到江西钢厂视察。他坐在825车间配电室里的小板凳上看电炉炼钢，他问赵云章哪里人？赵云章回答是上海浦东人，陈云同志说他也是浦东人。陈云同志又问：“你们这里还吃大饼油条吗？”大家以为他要吃，要食堂专门去做，其实他是关心这里的上海人，问一下而已。上海人的早餐有吃大饼油条的习惯。 岁月如梭，老一辈的三线建设者存世寥若晨星，已经不多了，丁振芳只是人们口口相传的偶像，却没有专门的文字记录。对于这么一位忠心耿耿，为国出力，为人民服务一辈子的人，我想，尽管缺乏他的事迹资料，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以后，我这个三线二代子弟有责任用拙笔浅墨记录下他的点滴，尽管我不认识他，没见过他，甚至连他清晰点的照片也没见过。 江钢在大时代的洪流中被大浪淘沙掉了，江钢建在深山老林里，受当初厂区布局的先天不足，制约了交通和资源，这是全国所有三线厂的宿命。尤其在现代军事科技下，有间谍卫星、有弹道导弹、有战略核武器，使任何国家没有战略纵深庇护了，三线建设模式随之过时。但是，毛主席的制定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国策不会过时，三线建设精神不会过时。 丁振芳是老一辈三线建设者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个有大想法的人，心中有三线建设和江西工业发展的宏伟蓝图的人。江钢老百姓在心中竖起了丁振芳的纪念碑，碑是竖起的路，路是躺下的碑，我想在功勋碑上刻上文字，记下每一个人，让人们永远记住参加过三线建设的人。这不是个人史，这是江西钢厂的历史，也是共和国的历史。
辉煌的801炼钢厂厂房夜景。（曾洪吉摄影）
雄伟的转炉炼钢厂房内景。（曾洪吉摄影）
拆除前的801炼钢厂厂房外景。（曾洪吉摄影）
电弧炉炼钢场景。（曾洪吉摄影）
拆除前的830薄板车间。（曾洪吉摄影）
拆除前的805开坯车间。（曾洪吉摄影）
拆除前的809钢管厂。（曾洪吉摄影）
拆除前的815车间。（曾洪吉摄影）
早期版本《共产党宣言》王兰生收藏。
姓名：王兰生 网名：茅坑石 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性格：嫉恶如仇 信奉：为人民服务 爱好：收藏纸质品、古瓷器 经历：我是国家的人，1969年随父母支内，在江西小三线厂炼钢一线工作。 提示：道不同不相为谋 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三线文化遗产 | Inform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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