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批评常有，批评家不常有

批评常有，批评家不常有

文｜薛元明  

时下的书法批评充满悖论。书坛风气堪忧，需要批评，却不利于批评的开展。报纸和网络有专门的批评栏目，批评似乎无处不在，然而倡导批评的呼声说明，真正有见地的批评隐退了。书家目空一切，却脆弱地经不起批评。需要批评，但误读批评，呼唤批评，却拒绝批评。批评是书法机体的免疫系统。时下之所以出现众多的伪命题，如“当代书法尚×”，“书法到底写什么”等，无病呻吟，归根结底是没有对传统深思熟虑，大量盲目引进西方文艺理论框架，却没有学术功力消化，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没有坚守批评家的个人立场进行系统筛选。任何时代，都需要批评来针对书法的现象、作品、书家、思潮等进行正确地评价和引导。没有批评就没有创作的提升，没有批评就没有受众审美水平的提高，没有批评就没有学术的积累与更新。任何艺术都是在否定中存在和发展。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随着各种利益关系的介入，批评变得很脆弱、很狼狈，形同“作恶”。批评等于责骂，等于批斗和批判。一捧就笑，一批就闹，是很多被批评者的群体脸谱。直觉反应大多不是从艺术或技巧的角度来思考和判断，出现诠释与过度诠释，敏感与过度敏感，反应与过度反应。首先想到，莫不是怀有什么目的来捉弄我？原因有三：一是目光短浅，二是处事圆滑，三是个人利益。网络成为规模空前的信息互动平台，因为批评主体的改变而变更了批评的话语权利，营造出“人人皆评”的大众文化趋势。批评家的声音在众语喧哗中被湮没。因为能够匿名发言，批评似乎略见契机，偶露峥嵘时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发帖的三言两语，经常跑题，大多是碎片式、即时式，算不上真正有效的批评。时间长了，疲态十足，在插科打诨、八卦搞笑中消解了学术的严肃性。有时所引发的被一些名家的玉米水军、粉丝拥趸的围剿事件，屡见不鲜。甚至于浑水摸鱼、恶意诽谤者不绝，揭露隐私，全民扒粪，使得批评蒙羞。

扒粪运动

如今的书法，似乎变成了一种悲壮的爱好。批评家原本应该大有可为，可以无所不为，却变成了一种高危选择，“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批评家被解读成擅长鼓动毒舌，把坏话说绝，不怕把所有人都得罪完，百毒不侵、六亲不认的莽汉，爱出风头、爱逞能的货色。说他人不足成了“该被诅咒的人”。说好则有奉承拍马的嫌疑，弄不好就毁了一世英名。批评先要具备高超的平衡术。暗含前提的批评早已丧失了应有的锋芒。批评家需要面对权势压力、友情压力、生活压力，还有评奖、潮流、风气、出版，总想自己成为中心，总想时刻被关注等因为攀比而带来压力。挡不住官威，位高权重者不敢妄评，否则等于先砸自己的台。更挡不住人情，哥们要求两肋插刀，只有认命。就连没有交往的人也未必能够批评，僧面与佛面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陌生人“不打不相识”，一经调和，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红包奉上了，还能再批评？批评时不能涉及人身，然而书法与人无法分开。批评与诽谤的界限在何处？批评个人艺术天赋先天不足，说穿了就是智商不够，由此被理解为人身攻击。批评家由此可能面对人身威胁、吃官司和封杀的危险。批评家竟成了弱势群体。为了捍卫尊严，如今最常见、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申明撰写文稿需付润格，然而“保护自我”的应变措施却以丧失学术尊严为代价。批评家的文字升值了，批评却贬值了。至于批评家之间的“内耗”，更令人感慨。缺乏共识、观点不一，彼此瞧不起而不愿交流，诋毁、丑化，最终成了散兵游勇，所以批评家通常看起来是“个体灿烂、整体黯淡”。归根结底，书法圈的帮派化、江湖化，造成批评家失语的重要原因。人情利益的关系使得彼此限于不同的小圈子，为一己私利说假话、说瞎话，不惜放弃原则和人格，见证批评秩序和批评伦理的双重缺失。

批评的处境

传媒话语权避免不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时下所面对的则是另一个强势话语体系，即资本强权。世俗社会把批评家和书法家放到了一个赤裸裸的金钱时代。一切生产包括精神在内，都被纳入到商业消费体系中，所有的艺术环节要在商业文化逻辑中进行，造成批评家的身心分裂、言行脱节。中国的艺术圈本身是一个灰色地带。为了维护大家有钱赚的局面，势必放弃批评表达和独立思考。在资本操纵的情况下，有时只需要批评家的名字，文字内容并不重要，批评家和文字成了摆设。许多批评家兼任策展人，以提名展的方式来施加影响，以策划、组织者的身份维护学术性，表达对当代书法的某些思考，同时可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这是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寻求更有效的批评方式的主动选择，是批评家“话语权”的别样展示。批评家以学术眼光介入市场，可以促进品位的提高和市场的成熟，走向正轨。然而因为商业化的掣肘，展览过于频繁，很难显现出某种特色，在一个视觉超饱和的世界，感官已变得麻木不仁，故而难以持续。入选书家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赞助商手中，赞助商以盈利为目的，所需大多是市场走俏的书家，不过是借批评家之口说出来而已。不能避免把学术当做幌子来提高作品价位和装点门面的可能，有时很难保持应有的学术纯度。批评家在投资人与书法家之间不免尴尬。尽管如此，在现实境遇中仍不失为一种艺术理想和文化坚持。

批评能够远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很难拒绝市场。所有利益最终是经济利益。不难看出，批评的噤声和泛化成为两个极端。批评不但需要勇气和智慧，同时意味著担当。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批评家面对现实一言不发，从“温水煮青蛙”到“螺旋式后退”，很多人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沉默的人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挣脱的力气就愈大。如今书法群体不断扩大，小范围内的专业互动变成一个全社会的关注。因为太多的复杂利益关系，举步维艰。面对庞大的协会，进行批评，就是与众人为敌。单个批评家势单力薄、人微言轻，时间一长，身心疲惫，且战且退。没有值得批评的，变成毫无作为，批评激烈，被认定为太狂妄，抹黑工作成绩，招来非议打击。现在很多“官军”进入书法圈，从权势上来说，无人敢批评，从艺术水平上来说，并不值得批评。这些人不但造成书法创作上的丑态陋习扩散，对批评开展更是十足的麻烦。

马丁·路德金

批评泛化消解了批评的意义，变成无意识的自说自话。时下是一个盛行自我表现的“黄金时代”。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也都能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人人都是批评家。个人评价一件事，往往以自身的水平、立场、利益为杠杆，凡是自己高兴的就叫好，不高兴的就大加鞭挞，任由情绪行事。同时充斥着像“共创书法美好未来”，“为了书法的明天”等空壳化的“万金油”式批评，充塞视听的是清一色高大全。更有“为批评而批评”者，文字八面玲珑，大话套话堆砌，或将流行话语连缀成句，以炫耀为能事，似乎凌空高蹈的理论推演和概念生产更能带来个人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当批评被“理论包装”挟裹，势必与现实毫无关联，思想内涵贫乏，远离受众，自个儿在吞云吐雾。商业文化炒作手段无处不在。在市场利益的诱惑之下，利益共同体的生成，使得批评沦落为商业运作的一环。批评只能归类为赞美诗，个展研讨会上的发言就像是念悼词，充满温柔谎言的软广告，批评家堕落为街头“大力丸”的叫卖者。批评家不但失语、失范，更多时候则是失身。不是从自我判断出发来揭示病象，而在个人名利得失上瞻前顾后、左右权衡，丧失了应有的精神品格。批评家令人敬畏，他的批评才令人敬畏。真正一以贯之的批评家，几乎是珍禽异兽。

康有为对联

批评严格来说，分为自我反省和公开批评互为相关的两面。批评家选择书家作为批评对象，同时也是自我反省，属于双方的角力。批评家也是批评的对象，要经得住质疑。时下一些所谓的批评家，还没有等到别人推，自己就先倒了。批评家与书法家无形中存在一个身份对比的问题，“够不够资格”，通常强调的是艺术水准，而不是地位身份。现实恰恰相反。这是批评的瓶颈。选择批评对象极为关键，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批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认可度。批评需要典型意义，才能避免泛化。但任何人都无法拒绝批评，一个公众人物更应当学会接受批评。伟大不代表永远正确。如今批评与反批评的笔墨官司罕见。沉默变成了最好的化解办法。有的书家对批评置之不理，宣称“没有资格批评我”，所理解的批评就是“否定”，否定书法就是否定市场，乃至否定一切。批评从对象走向自身，由双方甚至多方互动完成。也就是说，批评必须有回应，在相互砥砺、争鸣论辩之中，推动思想的发育进步。如果批评是死水一潭，创作要么是僵化，要么是混乱。正常的情况下是创作者寻找批评，而不是批评家凑着书家创作来写批评。批评家不因书法家而存在，正如考古学家并不因为化石而存在。批评家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的思想家，才能引领时代的潮流。

黄庭坚跋苏轼《寒食帖》

批评风格各有千秋。苏黄之间的批评似戏谑玩笑，米芾的机锋棒喝，孙过庭《书谱》的宏大格局，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偏激。具备独特的经典思想，才可以说是批评家。批评家具有基本原则，不但要有创作见解，也需要艺术史的知识和判断力的潜能等综合素质，更要有独立人格。批评家要有宏观思维，否则审美批评就变成了文本批评和技术批评，局限于对具体作品的评头论足。关注现象，但不能被现象牵着鼻子走，不能为现象当吹鼓手。很多批评局限于现象甚至个人的指责，未能发现规律和缘由。这是只有批评，没有批评家的主要原因。批评文字本身有很高的要求，宏观易于空洞，微观陷于琐碎。将批评写成学术论文的样式，变成“八股腔调”，则味同嚼蜡。所谓批评学科的建立，以目的、动机、立场来整齐划一，最终成为千篇一律的填空式套话，掩盖和扼杀了书法及批评所需要的鲜活性。真正的批评家关注古今差异、中西思潮、跨专业学科的广泛思考，反思时代的局限和特点，有多元思考和灵活的评价标准。批评是慎思，是自省、是判断、是理性。批评家的职责是告诉公众真相，并由此获得审美情趣。批评离不开“问题意识”，问题的提出比问题的解决更重要。

王国维手书“三境界”

中国近现代文艺批评的开山之作向来被认为是王国维于1904年所著《〈红楼梦〉评论》，引进和借用了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然而观堂先生令人传诵至今的则是以古典批评方式写就的《人间词话》，标志了以形象思维为主的片断式眉批、评点、词话、笔记的传统艺术批评，转化为系统的学识理论。这是建立在深厚学识基础之上的开拓，横跨中西、超越古今。与今天这种看起来框架相似的论文范式，根本不是一回事，异化成为艰涩难懂、高深莫测的名词堆砌，形式华丽，内容空洞。批评生发的理由是批评家能够把作品真正作为审视对象，认同或疑惑，关注和兴趣，把握其中的真正价值。而不仅仅是作为理论分析的对象，更不是以某种理论、学说、方法来验证或演练，按图索骥，造成批评与创作脱节，与现实脱节。批评实际上是一种智性很高的创作。除了对书家本人之外，需要影响更多的人，大众并非只会盲目地随大流。书家通常是经过批评家的判断来获得确认，因为现实批评的滞后与背离，即使没有进入批评视野的书家，借助体和画廊的宣传运作也可以获得认可，而且市场认可的诱惑远大于艺术价值的确认。这就说明批评家丧失了话语平台甚至是话语权。批评的沉沦需要批评家的坚守。批评家必须坚定自身的道德文化立场。批评的价值观要坚定，标准不能因人而动摇，立场是第一位的。批评家以自己的文字保持足够的反省和警惕，与流行文化保持清醒的距离，勇于对现实发言。传统书论属于鉴赏式，面对具体问题时，缺少系统的理论作为支撑。要做到这一点，批评要结合哲学、社会学等进行价值判断。批评的贫乏与哲学的贫困存在极大的关联。当一个时代没有很高的哲学思想做背景时，伟大的批评家很难出现。刘勰《文心雕龙》见证了，一个时代伟大的批评家，必定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批评家思想的高度，是发现问题的深度和评判事物的高度。

张伯驹跋《平复帖》

当代书坛的不正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有观点认为此乃批评家不作为或无所作为，确实要为书坛存在的堕落承担责任。然而书法家与批评家相应而生。大师的时代也是批评家的时代。大师的缺席意味着批评家的缺席。批评的重建不是某一个或几个批评家可以完成的，需要多方面合力。目前批评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主心骨，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判断。批评家的面目混乱模糊。书家缺少自律。所谓自律，就是儒家传统中所要求的自我约束能力，在革命年代被当作“封建残余”被否定了，雷锋式的革命道德又在世俗化、商业化的过程中被消解了。个人只剩下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心态，似乎天生就有一种道德优越感，其实是市侩习气、小人之心、利己主义、功利观念的混合。古人书法只有风格品评的不同，现在先要为是不是书法而操心。这是一个没有人是书法家，没有人不是书法家，泥沙俱下的时代。整个社会观念错位。时下的收藏家不也如此吗？收藏家无外乎是投机分子、掮客、暴发户、煤老板，很少有人想到像张伯驹这样风流倜傥的饱学之士。批评的起点接近零，竟然要在“书法是不是垃圾废纸”这样的无聊讨论中大费周章。面对真正的书法，才有真正的批评。有真正的批评，才有真正的书法。

 

薛元明， 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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