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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历史发展轨迹证明：文字、城市以及天文历法的形成和应用是远古国家起源最重要的判断依据 西历1968年，英国学者丹尼尔在其《最初的文明》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中心是文明产生的三个要素，且认为三者有其二即可认为文明产生。也有日本学者提出青铜器、宫殿基址和文字是判断一个文明产生的依据。中国历史学家夏鼐也认为，文字是文明产生的最重要标志。我们以为，远古国家起源最重要的判断依据应是人类集体(群体)活动所首先必然形成的文明要素。对照中国远古黄帝时代(距今6500年前后)，我们以为，文字、城市和天文历法的形成和应用应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最重要标志性依据。 首先，关于文字。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世本》曰：“仓颉作书。”《韩非子·五蠹》、《淮南子·泰族训》等史书有相同记载。中国考古学家在陕西西安西郊斗门乡花园村考古遗址发现了比殷墟甲骨文早1200多年的甲骨文，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早在1972年，郭沫若在研究我国陕西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的有刻画符号的陶器和陶片后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6000年左右。我认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我国的陶文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距今9000年左右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距今6000年左右的宜昌杨家湾遗址等出土的陶文，都说明中国文字的起源相当早。依据西方学者对世界文字发展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国文字的出现也应该在甲骨文前三四千年。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一般在西历前13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如果向前推进三四千年，那么，中国文字的出现大约在西历前5300年至西历前4300年之间，此正是黄帝时代。正如历史学家李学勤所指出的：“甲骨文所能表现的东西是有限的，不能认为甲骨文没有的东西商朝就不能有。这点是很重要的，例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甲骨卜辞的文体并非当时的惟一文体，这种说法很有意义，因为各个时代都有一些不同文体，今天仍然如此。比如报刊上的社论，外交用的文件，和日常写的书信结对不能比拟。甲骨文只能刻那么很少的一点儿字，它的文体一定是力求简练。”因此，我们说，在商代甲骨文之外，当时还应存在另外的不同文体，用于日常书面交流和记载历史。而这种大众使用的文字和文体，应该是很早就产生并遗传下来的。这才符合文字起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今天没有看到黄帝时代的原始文字及其档案，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人们没有找到便于书写、传递和长期保存的记录材料，很早的文字档案比如木片、竹片、动物皮革或者其他材料档案，早已归于尘土，直到甲骨文、青铜文等出现以后，中国文字档案才为我们保留下了最早的文字记录。因此，我们不能说没有见到黄帝时代的文字实录，就否定黄帝时代文字的存在。事实是，在黄帝以前，中国很早就存在了甲骨刻符文字。黄帝史官仓颉始创文字，中国汉字最早出现在黄帝时代，史载、考古和比较研究都得到相互印证。 其次，关于远古城市。中国历史文献也有远古城市的明确记录，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记录的真实性。西晋皇普谧《帝王世纪》曰：“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淮南子·原道训》载：“黄帝始出，城邑而居。”其它历史文献也有类似记载。据考证，今河北逐鹿县保存下来的黄帝城、蚩尤城和蚩尤三寨便是在仰韶文化早期(距今6500年)用黄土夯筑而成的垒筑(或称板筑)城市遗址。另外，湖南澧县古城墙的发掘证实，我国南方也在6500多年前已经有了城市城墙的出现。王大有说，中国的王城帝都在距今6500年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时代就已存在，龙山时代已遍布全国各地。 第三，关于天文历法。远古时期，天文历法是稳定社会秩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头等大事。有历法，天下才能民有所循，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特别是农业)。因此我们认为，人类拥有复杂而系统的历法体系，是古代国家文明最直接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有天文历法，才有文明；有了天文历法，就必然存在文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天文历法的国家。天文史家赵永恒等按照现代岁差推算方法，以二十八宿与天赤道符合的程度、月行宿度和对偶情况，确定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年代在西历前5670年左右。认为河图春分点在参宿为西历前4000至前5000年间的星象。河图作为星图，如以河图中四正方位分野星象计算，则井宿处正西方位时，至少是西历前5000年。稍后一些的洛书，因符号与河图完全一样，排列也大致相同，显然是河图的另一种排列和改进。中国古代二十八宿、河图洛书的星象以及《史记·天官书》记载证明：中国在恒星观察上，很早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较高深的数学与几何知识；依此为基础，中国天文学知识起始很早，积累很深厚，观象授时和制历技术很发达。中国远古历法学家根据很早就掌握的二十八宿体系、较完备的黄道座标体系以及独特的星宿方位体系，很早就能测定二十四节气，并拥有测量子午、卯酉线的方法，能较准确地测定分至点，能进行星图制作，构建立体天球模型。《尚书·顾命》说“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列于“天球”之后，这个“天球”绝非像一些人训读的“有天然纹理的石头”那么简单，她应是“浑仪”一类的球状模型。这些都证明，中国远古天文学很早就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中国独特的天文历法，也就是现今流行的中国农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伏羲时代。远古伏羲时代，中国天文学家以太阳回归年长度为依据创建了太阳历法；到神农时代，古天文学家又在伏羲历法基础上，以月亮朔望月长度为依据，创建了太阴历法。到黄帝时代，中国已经拥有了较为复杂的历法体系。《史记·历书》记载：“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晋书·律历志》记载：“轩辕纪三纲而阐书契，乃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造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斯六术，考定气象，建五行，察发敛，起消息，正闰余，述而著焉，谓之《调历》。”何谓《调历》？经天文史家研究，到黄帝时，天文学家对伏羲历法和神农历法进行了调整，把伏羲历法和神农历法结合起来，以太阳回归年长度和月亮朔望月长度为依据，创建了阴阳历，也就是今天我们仍正在使用的《农历》。黄帝之所以要创制农历，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正时”，即在太阳历中嵌入太阴历，并通过阴历置闰，让每个阴历月按正常月序都具有准确的时令季节指示作用，以准确指导农事。黄帝建《调历》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对传统历法进行了不断完善和改进，不断提高精准度，在六千多年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黄帝历法(农历)自始至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青铜器也出现在黄帝时期。《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管子·地数》也记述了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兼并诸侯的事件。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了一块半圆形残铜片和一件铜管。房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是在西历前4700年。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里发现了一柄含锡的青铜刀。遗址属于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该房址的碳十四年代为西历前3200年，远在夏朝之前。这件铜刀成为我国到目前为止见到最早的一件青铜器。这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青铜器。同时，《礼记·礼器》篇载：“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聚众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意思是说，“圣人”只有能够联合团结各方面的人进行各种礼仪活动，天下才能大治。考古发现，中国在很早的时候，“礼”就是当时社会活动中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如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大型蛋壳陶杯，一般壁厚不到5毫米，重不到50克，器型上大下小，重心不稳，这种制作精美的黑陶杯，专家认为并非当时的实用器，而是礼器。再如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应当也是礼器。礼器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上“礼”已经为人所重视而普遍实行，远古时代的“礼”已经包含了许多方面的社会政治内容。龙山文化后期的礼器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物化表现，也可谓是早期国家形态的文化表征。《商君书·画策》说：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其中所谓“义”，如《韩非子·解老》所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谓其宜也。”就是说，义是调剂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以及人与人的等级差别和名分。其中所谓“礼”，亦如《韩非子·解老》所说：“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就是说，礼是各种人际关系的制度，君臣父子关系的准则，是用以反映贵与贱、贤与不肖的一种手段。 总之，中外历史学家们所强调的国家起源最重要的判断依据，中国在黄帝时代，都有历史记录和考古实证，确定无疑，毋庸置疑。并且，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以若干技术文明特别是农耕技术和观象授时制历技术作为支撑，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14页。 郭沫若，《中国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转引自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2001年浙江版。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第6页。 赵永恒、李勇，《二十八宿的形成和演变》，《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0卷，2009年第1期。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第14-1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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