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傀儡是一种很特殊的东西，没有自主的能力，靠别人操纵。那么傀儡帝王又是怎么样呢？无疑也是被人操纵。能操纵帝王的有三种情况：第一是外戚专权，多数是主少、母壮；第二是权臣当道，这些权臣多是先王托孤之臣，他们久生二心，名为辅政，实为篡权；第三是宦官乱政，宦官是个特殊的群体，因为皇帝身边除了女人，就是宦官，所以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接近帝王，投其所好，祸乱朝政。因此，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傀儡皇帝。 皇帝这个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由于特殊的身份，很容易让他们走上两个极端，要么千古流芳，要么遗臭万年。以“成康、文景”为代表的“升平盛世，政通人和”常被后人称誉，而西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已经成了“昏庸淫侈，政局倾颓”的同义语。所以撰写《后汉书》的班固提出，后代的人要想治国安邦，就应该“究其终结强弱之变，以明鉴戒焉”。 后世的志士仁人每当总结历史的兴衰，谈到东汉末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无不痛心疾首。诸葛亮在他那千古名文《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桓、灵也。”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恨！” 桓、灵二帝的劣迹太多，罄竹难书，但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对历史遗害最大的“党锢之祸”，一是令人惊叹不已的标价卖官。所谓“党锢之祸”，就是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全国性请愿活动的镇压和屠杀。 汉桓帝刘志即位时才15岁，这位庶出的小皇帝做不了主，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梁冀手中。梁冀本是一个缺德无才的纨绔子弟，长得耸肩竖目，说话结结巴巴，从小架鹰斗鸡，无恶不作。在汉顺帝年间，仗着姐姐梁皇后，世袭了其父梁商的大将军爵位。在刘志即位之前，两年之内死了三个皇帝（顺帝刘保11岁即位，在位19年；冲帝刘炳，2岁即位，仅仅做了5个月皇帝；质帝刘攒，8岁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梁冀毒杀）。汉王朝表面上挂的是刘记招牌，实际上却是梁冀的私人财产。梁冀生活上骄奢淫逸，各地进贡的珍奇，都要先送到梁府，选剩后才给皇宫。他修建的府第园林，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占田围猎，绵延千里。掌权二十多年，拥立三个皇帝，“穷极满盛，威行内外”，有史以来，外戚权势还没有超过他的。 刘志虽然是个只知吃喝玩乐，对什么事都不过问的皇帝，但到了30岁那年，对梁冀的飞扬跋扈渐生不满，便与单超、左伯、徐磺、具度、唐衡5个宦官密谋，用御林军铲除了梁氏家族和他的私党。梁冀被没收财产时，财物达30亿，相当于全国租税的一半。 桓帝出于对宦官的感激，单超5个都官封万户侯，朝廷由外戚之手转到了宦官之手，宦官势力迅速膨胀。人称左伯为“左回天”（权能回天）；具度为“具独坐”（骄贵无比）；徐磺为“徐卧虎”（无人敢碰）；唐衡为“唐两堕”（流毒遍天下，其时单超已死）。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们的义子，同宗及姻亲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职，贪赃勒索，有如盗贼。如宦官侯览，他本人霸占百姓住宅达381所，良田万亩，仿照皇宫修建16座府第。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专门诬陷富人入狱致死，没收其财产中饱私囊。徐磺的侄儿徐宣，求婚下郑李家，不允，便设法出任下郑县令，率吏卒入李宅抢走其姑娘，践踏之后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内。不巧徐宣的上司黄浮是个清官，接到诉状，马上将徐宣收监。他深知徐家权势熏天，不顾僚属劝阻，毅然说道：“徐宣这样的奸贼，非杀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愿！”随即依法处死了徐宣。宦官徐磺岂肯甘休，找到桓帝大泄私忿。桓帝只信宦官的话，下令将黄浮革职判刑。这哪里还有公理？在桓帝的纵容下，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自从宦官专权后，除了肆意掠夺外，还广树党羽，安插亲信，正常的选宦和升迁被破坏了。子弟为官，拿钱买官，人情送官，卖官篱爵，贿赂公行。读书人拿不出巨款贿赂宦官，进身无门，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同样渺茫，同样凋蔽，这就成了他们所抗宦官势力的原动力。 无权无势的太学生，他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诛笔，依靠舆论抨击时弊，褒贬人物。宦官也不示弱：你说我是小人，我也不承认你是君子。孔子不是说：“君子群而不党”吗？那你们就是“党人”。双方攻计，营垒分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宦官有桓帝撑腰，作恶如故，横行无忌。大将皇甫规平定羌人叛乱，论功当封。宦官徐磺乘机勒索贿赂，被断然拒绝。宦官便诬陷他不是打败羌人，而是拿钱让羌人投降，假冒军功，下狱论罪。皇甫规理直气壮：说我拿钱诱羌人投降，如用私钱，我家中哪有那么多钱？如用公款，账簿上哪一笔钱花在什么地方，就请查去，结果查无实据。一些大臣和大学士三百多人跑到宫门前喊冤示威，闹得汉桓帝满肚子不高兴。 公元159年，一向敢与宦官硬斗的司隶校尉李膺转任河南尹。一个叫杨元群的郡守回到家乡。李膺发现他贪赃尤甚，不但携回大批金银财宝，甚至连那厕所的花窗都被他卸下带回。李膺上书朝廷，认为应严加制裁。谁知此人向宫中宦官行贿，不但安然无事，李膺反以诬陷之罪，给革了职，叛了刑。由于陈甭等大臣的营救，李膺才好歹官复原职，但此人秉性难移，不久又依法处决了杨元群。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和宦官死党张成的儿子（张成从朝中得知要颁布大赦令，就教唆儿子趁机杀人，然后扬长而去没想到李膺不管那一套，不顾一切地依法处死了犯人）。于是宦官看准了机会，侯览叫张成的门徒上书皇帝，诬告李膺收买大学士，互相串连，结成死党，诽谤朝廷，制造动乱…… 汉桓帝平时对这些动不动好指手划脚评议国事的学生们，就看不顺眼，这下可让他有把柄，于是下诏在全国各地通缉。追捕敢于反抗宦官的读书人。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官吏趁机瞎抓滥捕，一个州郡被捕“党人”多达百人。李膺等人看到这种局面，在狱中谎供许多宦官也是同党。宦官们怕引火烧身，只好劝说桓帝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禁锢”终身，永远不能当官。 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是由桓帝开始，灵帝时演变为大屠杀的。 汉灵帝即位时才12岁，由桓帝的皇后窦太后临朝称制。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手执权柄。窦武虽然以外戚掌权，但他为人清正，忌恨宦官浊乱朝廷，值此新帝即位，他想有所作为，整顿朝纲。他的这一想法与陈蕃不谋而合。于是两人设计铲除宦官势力，因谋事不慎，消息走露，反而被曹节、王甫、侯览等号称“十常侍”的宦官集团逐一捕杀，同时被诛杀灭族的朝臣甚众，被罢官回家的遍布全国。宦官在宫廷斗争中大获全胜，一下子有17人封侯，他们眉飞色舞，弹冠相庆。可是回到地方上的官吏始终不放心，因为读书人把这些失败的官僚当做英雄、领袖，联合起来抨击宦官，互相激励，闹得沸沸扬扬，与朝中的宦官成了死对头。宦官们一方面让灵帝下诏重申“党人”之罪；另一方面加紧制造借口，对“党人”这根心头之刺，必欲拔之而后快。 自古以来，正直的官吏，有的为民请命，有的舍生求法，虽是为维护封建帝王的“家业”，却也掩饰不住他们的光辉。这样的人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都会为人所称道。 建宁二年，被誉为“八及”（令人景仰的人）之一的张俭担任山阳郡（令山东巨野南）的东部督邮（郡守的辅佐官，掌督察所领县违法之事），宦官侯览的家正在他的管区内。这一年侯览丧母还家，不但为其母大起坟垒，而且预先为自己建造寿冢，规模宏大，殿堂高耸，因此毁人住宅，掘人坟园，夺人妻女，罪恶滔天。此外还先后建造住宅16处，雕梁画栋，楼阁相连，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这在当时也是为封建王法所不允许的。张俭依法上奏朝廷，请求严惩侯览。侯在宫中截扣了奏章。张俭一怒之下，派人平毁了侯家的坟茔，没收了侯家的资产，又把侯家平日杀害的百姓、夺人田宅之事写了一份奏章送往京城，不料又落入侯览手中。他把张俭恨透了，唆使一个与张俭有私仇的小人，上书诬告张与同乡24人结成朋党图谋不轨。奏章这次很快就到了灵帝那里，宦官曹节也趁机把上次禁锢的党人李膺、杜密等人牵连进去请求灵帝惩治天下所有的“钩党”。汉灵帝这时才14岁什么也不懂，仰着脸问曹节：“什么是钩党啊？”曹节说：“钩党就是党人。”“党人做了什么事一定要杀啊？”曹节回答：“他们聚在一起想图谋不轨。”灵帝又问：“什么是不轨呀？”曹节说：“不轨就是要把皇帝推翻。”灵帝想了想，就糊里糊涂同意了。 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的宦官死党就闻风而动，监狱为之暴满。李膺的朋友劝他快逃，李膺坦然地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生死有命，还逃到哪儿去呢？”自己昂头走进了监狱，被拷打致死，全家被流放。凡是天下有名气的官员和儒士，统统被宦官说成是党人，杀的杀，关的关。有些人趁机公报私仇，陷害对方；有的官吏为邀功，故意搞扩大……被流放、处死、免官禁锢的又有六七百，太学生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整个国家成了豺狼横行的恐怖世界。赶走了“不识趣”的官僚士大夫，汉灵帝感到耳根清静了，他可以纵情享乐，恣意敛财了。宦官们不但不会劝阻，还会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声色犬马，花样翻新，一门心思让他玩得舒舒服服。 奴才们也喜欢这样的主子，只要你让人享乐，你任人惟亲也好，贪污受贿也好，草菅人命也好，他一概不管。万一被人揪住了尾巴，他还会护着你呢。主纵奴恶，宦官及其党徒可把天下害苦了。宦官王甫的养子王吉29岁就出任沛国相，判案标新立异，要是穷人生了子女无力抚养，就把父母双双杀掉。凡被他处死的人都分裂尸体陈列车上，标明“罪状”，巡游各县示众。夏天即使尸体腐烂了，也要用绳子把尸骨穿起来，不游遍沛国全境不罢休。他当了5年官，就杀了一万多人。 汉灵帝使国家彻底毁灭的最“杰出”的一招就是明码标价卖官敛财。 汉灵帝出身于王侯之家，与富有天下的皇帝相比，也曾经过了一段“穷苦”生活，所以贫穷之余，就对金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嗜好。放在国库里的钱他觉得不牢靠，非要攥在自己的手心里不可。他的母亲董太后也是出名的财迷，自从儿子成了皇帝，她不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她让汉灵帝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把搜刮的金银财宝，直接用车给她运回宫中。后来看油水榨得差不多了，又给灵帝出了一个主意：公开标价卖官。 光和元年（178年），官职交易所在西邸开张了。价码是郡守级卖二千万，县令级四百万。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买卖做得还很灵活，有钱交现款，无钱可赊欠，到任后再加倍偿还。肥瘦不同的官职，还可讨价还价。开市大吉，生意兴隆，汉灵帝母子俩笑逐颜开。买官的人也不会吃亏，到任之后，只要狠狠搜刮一番即可，只是苦了老百姓。汉灵帝他们才不管呢，他见买卖适销对路，急忙扩大经营：朝中三公，一千万一个，九卿五百万，如果属于按资历本该提升的，出半价即可。后来连禁卫军也上了市。除了皇帝之外，什么官都可以买到。 卖官的“国策”后来发展到官员调动、秀才授职，都得到西邸讲价交钱后，才能走马上任。有些正直清廉的，请求不再当官，却被强迫派遣。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因清廉有名，特别减价三百万。接到诏书后，司马直愤然说：“当官是为民作主，现在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满足上司的私欲，于心何忍？”他请病假，不准。上任途中写了一篇批评时政的奏章，然后服毒自杀。 汉灵帝用这种办法搞来的钱财怕得而复失，把一部分存放在宦官亲信的家里，一部分拿回老家变成不动产。这些亡国昏君，总以为国亡之后家尚可保，总要移国就家，准备亡国后，回家好好享受。 当时有一首民谣曰：“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已经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天下苍生、“与日同亡”的誓死决心。国家到了这步田地，神仙也回天乏力了。 纵观桓、灵二帝的所作所为，的确让人痛心疾首，我们并不是要为当时的天下讨个公道，而是叹息人的良知如果泯灭了，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把这种人推上皇帝的宝座，也是历史的错误选择，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是发发牢骚罢了，因为几千年封建制度的产物无法更改。历史不能重演，但这毕竟给人提了个醒，什么人做什么事，凡事不可牵强。（唐.赵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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