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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现象学旨在通过借用、发展和改造现象学的方法论，在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传统分析路径之外，为处理各种类型的政治学议题提供具有补充性和竞争性的研究方法。一些关注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家已经就此展开了初步探索，而对政治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深入分析， 则是政治学家们的专长。政治现象学方法论遵循“定见悬搁”“本质直观”和“此在生活”三个阶段性步骤，分别澄清自我、对象和意义；并依靠多重体验后的描述、基于定见悬搁的反思、渐进式还原的分析，以及立足生活世界的阐释四项基本策略，推进整个研究过程。在“朝向实事本身”这一根本原则的指下，生动而开放的政治现象学有助于在政治学学科中，缓和或超越方法论的对立，补充、完善和深化对既有概念、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作者简介： 文献来源： 《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本文作者王海洲 拥有数千年哲学传统的政治学，对哲学领域中百年来轰轰烈烈的现象学运动少有关切，确是情有可原。一方面，政治学的传统主流——具有强烈主观偏好的政治哲学，与追索对象客观本质的现象学哲学各擅胜场。另一方面，政治学的现代主流——行为主义主导和影响下的政治科学，力图用有限的变量来测度异常复杂的政治活动。这在信奉澄明之道永无止境的现象学看来难免力有不逮，遑论政治科学的这种路径还因其与政治哲学相悖的偏好，在造成政治学内部分庭抗礼的同时，又加重了它对同样带有哲学烙印的现象学的疏离。在自视为一门纯粹哲学的现象学内部，长久以来也同样对政治世界兴味索然，但一些地位显赫的现象学家在思考两者关系时的所得，对于我们政治学学者来说堪称吉光片羽。例如在近百年前，现象学运动的创始人胡塞尔就“深深地感到和看到，一门政治现象学的缺失是一种缺陷：'完全还缺少一门关于人和人的共同体的理性科学，它将论证一种在社会行动、政治行动中的合理性以及一种合理的政治技术。’”在本世纪之初，曾任德国现象学学会主席的克劳斯·黑尔德（KlausHeld）在讨论其师祖胡塞尔对政治现象的思考时指出：“一门相应的政治世界及其构造的现象学之所以长期以来便是众望所归，不仅是因为现象学——它的名字已经表明——有责任忠实于所有现象，也包括政治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现象学家来说，政治现象要比随意一个与其他现象并列的现象更丰富一些。它对现象学具有中心的系统意义。” 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之间的双雄对峙，以及现象学家对政治生活不绝如缕的关注，为政治现象学的成长提供了关键契机和广阔空间，近几年来似乎进入了一个爆发期：在2016—2017年间，《政治现象学》《现象学与政治生活》和《现象学与政治生活首要性》三部英文文集接连面世，且数十位作者几无重复。这既表明这一新生领域厚积薄发、愈受关注，也意味着它还是一片盼待垦殖的学术沃野。总之，初露峥嵘的政治现象学值得更多的政治学学者一探其究竟。为揭开横亘在现象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厚重而神秘的面纱，本文在有限的篇幅中，将尽可能简练地探讨以下几个基本问题。第一，我们为何需要政治现象学？第二，我们如何迅速而有效地从现象学中寻得趁手的研究工具？第三，我们如何在应用性的层面上开发和利用新工具解决具体的政治学议题？在哲学现象学家们吹响了进军政治现象学的号角之后，冲锋陷阵的主力军必须是政治学家，因为后者依靠在现代知识分工中形成的专业素养，能够更加切近生动的政治世界，去实施那些攻城略地、接敌作战的具体筹划。 能够被视作政治现象学“萌芽”的几篇作品不约而同地出现在1960年代中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象学和政治学两个领域当时特殊的发展状况所影响。在现象学内部，于1961年离开哈佛大学的怀尔德（John Danie Wild）去西北大学主持哲学系工作，组织出版了赫赫有名的西北大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研究”（Studies in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 Philosophy）丛书，在短短几年内打破了美国哲学的传统布局，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新力量。怀尔德于1963年执教耶鲁大学之后，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支继续壮大。由于被该派视作经典学者的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和萨特（Jean-Paul Sartre）等无不格外关心政治，因此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对政治生活进行现象学分析的理论进路。如西北大学丛书中的一些文集就曾收录了涉及政治理论的文献；在1966—1967年间访问耶鲁的郑和烈（HwaYol Jung）当时撰写的评论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梅洛-庞蒂的政治哲学论文皆与怀尔德有直接关系，并已注意到现象学运用于政治理论研究的可能性。在随后的几年中，陆续出现了一些更为直接的研究，如郑和烈初步阐述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赫伯特·里德（Herbert G·Reid）和厄内斯特·亚纳雷拉（Ernest I·Yanarella）亦提出从现象学角度推进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 二战之后，政治学在两条路径上都发展得有声有色。曾亲炙海德格尔、与舒茨同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任教的施特劳斯，很快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学术共同体，成功地抵抗住了当时甚嚣尘上的政治哲学消亡论。同时，政治科学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刺激下更是取得长足进步，众多政治学家对从自然科学处寻得“先进”工具打开政治制度和政治人性的双重黑箱表现得极为乐观。其中，心理学知识的运用蔚为流行。略有遗憾的是，此时期的政治学与同样深受心理学影响的现象学没有形成一种助燃效应，只是偶尔碰撞出一些无关紧要的火花。例如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政治心理学的先驱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D·Lasswell）曾与舒茨有过浅显的合作。总之，无论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还是现代政治科学的创新，都没有自发地形成一条与现象学相链接的通道。反而，正是这两种路径所暗含的认识论，甚至包括本体论方面的龃龉，被现象学界的一些有心人察觉到，认为可依现象学之“有余”，补政治学之“不足”。郑和烈在其跨越50年（1967—2016）的观察中，发现政治学领域内部的这种缺陷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他看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行为主义的政治科学固守在价值和事实的两端，这一点“过于肤浅、简单化，甚至是靠不住的”，因为忽视了人及其共在的世界都是有“意义”的。由共在世界充当背景、人所施为的政治生活在根本上是一种特殊的意义结构，要足够清楚地描述、分析和反思它，应该甚至必须基于一种具有本体论洞见的政治现象学。 以郑和烈为代表的学者展现出的实际上是政治现象学的第一副面孔，即作为现象学亚学科的政治现象学。即便承认政治学存在着他们所发现的分离价值和事实的不足，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包括对身体主体性的强调、对政治伦理尤其是责任政治的强调，以及对多元文化之共通性乃至横贯性（transversality）的强调，等等，也依然是不够明确的，至少很难直接运用于政治学研究和政治实践。当然，不可否认这些方案有其积极意义，甚至意味深远。但是，这些学者们从现象学角度出发的“洞见”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无法轻易地透过它，以帮助我们用更具质感的方式对政治生活中无数鲜活的现象进行观察和反思——这事实上也是他们曾宣称要达到的目标，只是迄今为止并没有足够有说服力的案例表明他们已经达到或者能够达到。总而言之，政治生活的意义很重要，但这种确切来说是“政治现象学哲学”的路径仅给出了澄清意义的大方向，对其具体过程和结果关涉甚少。 对于大多兼具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训练背景的当代政治学家来说，应该能够接受政治现象学的第二副面孔，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作“现象学政治学”（phenomenological politics）。这一路径将现象学更多地视作一种必要的手段，而不是携带着强烈本体论目的的范式基础。之所以可以作如此设想，首先在于“政治现象学哲学”对政治学之不足的判断有些机械化。即便在1960年代政治理论相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来说呈现出衰微的态势，这一态势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严峻。一方面，古典政治哲学、政治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等一直都在政治学界占据着重要的、基础性的地位；另一方面，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等也在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实证主义政治科学的方法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围绕各自关注的具体议题而产生的方法论偏好，呈现出的是一种价值与事实相分离的假象。近半个世纪以来，如何更好地实现两者的兼顾，一直是诸多政治学家关心和反思的重点。与政治学相交叉的新兴学科的蓬勃发展，以及混合方法的广泛尝试和实际应用等，都展现出了这种努力。所以，如果现象学家认为可以在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中建立一块政治现象学的飞地，并由此实现“三分天下”，或许是由于不熟悉或悲观于政治学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幻想。 关于政治学研究中的现代性危机，可能更加准确的评估是：第一，基于统计学和归纳法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工具的开发和应用方面的精细化倾向，既可能导致以案例为主的研究对象服从于其分析方法，而不是相反；也可能导致明晰而公允的同行评价变得愈发困难，遑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以及它们与规范研究之间的距离也越发拉大。第二，基于文本分析和演绎法的规范研究在编织话语的语境和逻辑方面，对自身的主观偏好和条件设定都缺乏普遍而充分的反思，由此可能导致思维之美凌驾于理论之真之上；这也对其他研究者或读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说得严重一点，读者常常在这种规范研究中无奈地充当一个“不接受就出局”的客体。 基于前述危机，政治现象学的最大功能并不是从政治学的传统领域中分割出一个新王国，而是做一个实至名归的修补匠。它的任务是既敏锐地发现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外衣上的破绽，又发挥其在织物机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修补织物的职业技能。概而言之，在政治学领域，价值与事实的截然分离并不确切，在政治学亚学科中两者的疏远也非常有限，政治学和政治学家本身就有兼顾两者的内在冲动。所以，现象学对政治学的最大贡献是凭借其自身的特长，帮助我们健全、完善和深化对政治生活的认识，尤其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为我们的传统观念提供一种补充性的或许也是更加基础性的严肃见解，并刺激我们不断地拓展本学科的研究范畴，创新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此而言，政治现象学在力求完成这一系列任务的同时，还要能够直接参与到具体的政治学研究中去，特别是在与其他政治学学者处理相同或相似的议题时，提供极具竞争性的研究方案及其成果。政治现象学、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至多是在方法论意义上先呈现出某种三足鼎立的状态，但就政治学研究而言，其实然和应然的状态都是三者交叉支撑。 不难想象，政治现象学的第二副面孔无法由第一副面孔自如地变换出来，因为现象学家对“公共事务”或“政治生活”的理解还更多地停留在较为普泛的意义上，缺乏足够的深度和精度。真正的政治现象学意味着，首先必须真的知道政治生活究竟如何，否则就有可能在研究中流于形式，耗费大量精力而不得要领。从现实的研究状况来看，在21世纪以来出版的四部政治现象学研究文集中，题目含有“政治/政治生活（the political）”的就有三部。但是，其中的大多数作者都没有以下定义或澄清概念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术语。即便对政治生活进行现象学处理的确极为困难，但他们也没有对此任务进行有效的分解，例如以现象学所熟稔的方式，基于合乎逻辑的分类法去处理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这些文集对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具体对象和议题的选择都无体系性的说明或论证，普遍地使用了“因人设题”的文献组织方式。在政治现象学的初创时期出现这种状况无可厚非，这实际上也表明，更多政治学家的介入实有必要。 中国大陆学界的政治现象学研究较之西方学界更为薄弱。2003年，“政治现象学”一词随着黑尔德《世界现象学》中文版的出版，首次被译介至国内。2007年，在“现象学与政治哲学”国际现象学学术研讨会上，黑尔德与阿伦特受到了几位中国学者的关注。但他们对“政治现象学”并无兴趣，既未引出中国政治现象学研究的涓流，也对政治学界几无影响。近10年来，政治现象学的相关研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是以“文本阐释”为主脉，梳理一些与“政治”和“现象学”有较强关联的学者的思想，阿伦特一直是其中的焦点人物。这些研究通常是在日常意义上使用“政治”一词，未对其内涵和外延展开充分和精确的探讨。在其中，“政治现象学”的标签也偶有出现，但基本上没有明确这一路径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对国际政治现象学研究的学术史也无甚关注。当然，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有其积极意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中国学界在勾绘政治现象学的第一副面孔方面的努力。就政治现象学第二副面孔的勾绘而言，还处于起步阶段。当然，在近20年来，我们团队在张凤阳教授的带领下，一直以一种“准政治现象学”的方法，对一些政治学概念、行为和事件展开了较有新意的探索。从整个政治学界来说，对政治现象学的重视，应当得益于当下的方法论热。 学科内部的精细化分工是学科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但同时也会阻滞学科知识的横向链接和再生产。政治现象学既属于政治学精细化分工的方向之一，又旨在以更基础的方式缓解阻滞。对于当今的政治学家来说，除却要克服研究方法方面日益拔高的壁垒，还需要面对更为普遍的研究对象方面的难题，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一是更为准确到位地描述研究对象的现象学意义上的本质；二是厘清和排列现实情境中高度复杂的变量关系；三是动态地把握住研究对象的政治意义因时空移变而产生的差异；四是超越简单的主客体设置来重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看来，现象学之所以能够且应该充当政治学的形容词，主要是因为它在应对这些难题方面有奇效。当然，政治现象学的第一副面孔之所以在过去的50年中占据主流，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现象学家谈论政治学，或许比政治学家谈论现象学更为容易。这是一个事实，即便现象学家只是以较为粗糙的方式来理解政治生活，也毕竟走出了极为关键的第一步。 正如一些现象学家们已经在不熟悉政治学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毅然前行，政治学家也可以借鉴相似的方式，但在具体策略上有别：先把现象学理论当作一座自带锻造装置的器械库，按照自身的能力和兴趣以及所处理的研究对象的特征，从中自行组装或直接选取一些工具。或许一开始会制造或遴选出一些不称手的甚至根本无法使用的工具，但最差结果也是以一种“试错法”来逐步促进和完善政治现象学的发展。为提高制造和遴选工具的成功率，有三条“捷径”可供考虑。第一，从现象学运动自身的历史规律中总结其基础性的方法论，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座器械库在铸造工具方面的基本原则和策略。通过将之与本学科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和印证，提高我们设计和识别现象学工具的能力和效率。第二，重点关注以或远或近、或贴切或别扭的方式关注政治生活的现象学作品，从中汲取适用的给养。第三，从现象学与其他各种学科的交叉研究，尤其是现象学社会学、现象学人类学、现象学心理学以及历史现象学等领域中学习如何选择、开发和应用新工具。 政治现象学家的两种身份 ：从遥远的外星人到无私的旁观者 赫伯特·斯皮格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的《现象学运动》和德尔默·莫兰的《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评论的讨论》的中文版分别有近1000页和600余页，也只能粗略地勾勒出百多年来现象学哲学发展的概貌。作为浸淫现象学研究数十年的资深向导，他们都明确地意识到各自的学术史梳理无法呈现出现象学运动实际的复杂脉络。斯皮格伯格采用一种方法标准来划定入选者：现象学家“必须是明确或不明确地采用……两种方法，即(a)作为一切知识的来源和最后检验标准的直接直观（其意义尚待阐明），对这种直观应尽可能如实地给以文字的描述；(b)对于本质结构的洞察，这是哲学知识的真正可能性和需要”。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反映了现象学在方法上的独创性——本质直观。正是基于这种独创方法的发现和阐述，才成就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创始人的名号。 如何认识我们自身及其所处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议题。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到笛卡尔哲学，两千多年来屡屡更新的视角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思想动力。不过胡塞尔看到了历史定见的壅积已经阻碍了我们明见和回归对象本身的道路，于是发展出一种彻底和通透的方式重新反思这个问题。他提醒我们一起跳出“五行外”来设想：我们“与在最远的星球上可能生活着的智慧生物……从原则上看，存在着建立一种同理解的本质可能性……即通过现实经验的联系，事实上已分类了的经验世界结合成为一个唯一的交互主体的世界，结合成这个统一的智慧生物的世界（人类集团的普遍扩展）的相关物”。也就是说，那些遥远星球上的外星人可能感到奇怪的只是地球事物的具体样态和作用，而不是地球人作为智慧生物所具有的关于事物的意识。关于事物的意识，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形式，成为我们从本质上把握事物的良方——作为能够为外星人所把握的“意向性”，当然也能通行于地球人之间。事物本身不会告诉我们“它是谁”，但可以通过梳理把握事物的意识过程，将之清楚地表述出来。这就相当于为事物找到了一个不偏不倚的代言人，代替它作自我介绍。这个代言人的发言，不仅我们能够听懂，就连最远处的外星人也一样能懂。胡塞尔的现象学理想就是在我们的意识领域排除掉一切定见，以召唤出那个定然存在的事物代言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一方面尽可能地描述出事物的所有面相，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接近那个能在普遍性上保持永恒的本质面相。这种关于事物的“杂多的统一”的确是一种理想的综合状态，这也引出了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判断：现象学对事物本质的探究处于一个“无限的轨道”上，它自身的革新以及对事物本质的追寻都永无止境。因此，现象学在这个意义上是一门需要无数“谦虚的研究者”共同投身的“永恒的哲学”。 在现象学的发展中，虽然纷争不断，利科甚至不无戏谑地声称“现象学的历史就是胡塞尔学异端们的历史”，但胡塞尔设立的方法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后来者或多或少的赞同。胡塞尔的助手和弟子、现象学运动中的另一座高峰海德格尔虽然与其师之间常常意见相左，但也强调现象学重在描述对象的“如何”而不是“什么”。对象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是其本质，即作为“现象”的对象。他从“现象”的词源出发，将其界定为“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公开者”。“现象学”的任务便是“如存在者就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者”。在如何实现这种“展示”方面，师徒二人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胡塞尔强调使用坚持不懈的“描述”去接近本质；海德格尔则认为彻底地掌控无尽的可能性并不现实，“现象学描述的方法论意义就是解释”。胡塞尔所需要的那个无比纯粹的智慧生命，就为海德格尔所欢迎的一个丰盈而生动的“常人”(Man)所替代。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超然位置上，可以将这两者视作“现象学之人”的两种相辅相成的基本属性。但对于胡塞尔来说，海德格尔的观点不啻为令其绝望的背弃。由此，现象学的两个最为关键的奠基性人物，铺设出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美好的愿景是殊途同归，而事实上的情景是，后继者莫衷一是。 对于政治现象学来说，我们可以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不同取向引申为两个侧重点，前者关切的是如何还原研究对象的真相，后者关切的是如何理解研究对象在政治世界中的意义。这两者实际上也一直属于政治学研究的固定任务，只是在很多情形中没有究其极致之真相，思其通彻之意义。这种坚定的“朝向”需要足够的耐心，用萨特的话来说，“清点一事物的全部内容需要一个无限的过程”。梅洛-庞蒂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相似的意见：现象学的“未完成状态和它的步履蹒跚并不是失败的标志”，而是因其“不可避免”。要完成这一任务，现象学家不仅要将自身假设为遥远的外星人，以“全新”的眼光去检验事物或对象，还要坚守另外一重身份，即“无私的旁观者”。对于被观看的对象来说，遥远的外星人和无私的旁观者之间并不是距离远近的空间差异，更重要的是一种是否能够体验海德格尔所言的“此在存在”的时间差异。简单来说，外星人并不在意地球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而这正是作为地球人的旁观者所不可超越且不能不在意的前设情境。遥远的外星人关切的是对事物之日常状态的反复观察和思考，通过描述关于事物的意向性行为让事物本身“呈现”出来。无私的旁观者则强调尽可能排除掉设定性的经验和成见，这既为事物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提供保障，同时又让认识事物的自我(ego)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自我。这就需要通过“悬搁”(epoche)的方式，尽可能地将所有未经验证的设定前提打上括号、放到一边，以做到“无偏向性”；同时破除主客体对立的迷思，承认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统一并存，由此立足于生活世界，实现“有共通感”。 我们“生而为人”，却要同时做到既剥除“生而”以来的所有经验，又坚持“为人”之后的人同此心。为此，必须综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相异的侧重点：不进行悬搁，就无法看清被历史长河所不断浸灌的现在；不信守生活世界，就无法巩固对人类未来之持存具有保护作用的社会伦理。从遥远的外星人到无私的旁观者，串联起了现象学方法论中最为基本的也有其内在逻辑关联的三个阶段性步骤，我们称之为“定见悬搁”“本质直观”和“此在生活”，它们分别主要对应着三个直接任务：澄清自我、澄清对象以及澄清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每个步骤也能够间接地作用于另两个任务。 政治现象学的两副面孔虽有不同，但重点都是发掘现象学在研究政治生活方面的方法论优点。所以，前文所勾勒出的现象学家的两种身份或者说现象学方法论的两大基本取向，也是政治现象学可以借鉴的重要内容。政治学家往往难以避免在事实和价值以及空间和时间等不同范畴中以模糊的身份行动，不过这既不能责怪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的政治世界格外复杂，也不能责怪他们盲信自身能够一贯允执厥中。传统的政治学领域内并不缺乏一些朴素而经典的悬搁方法的案例，例如强调“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政治社会学，以及使用“无知之幕”和“原初状态”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分析政治哲学等。与他们有所不同，政治现象学的“定见悬搁”直接回溯到“中立”和“原初”之前的状态，面对任何形式的“条件”和“假设”，都提出对之进行“验证”的要求。面对诸如“中立是否正确”的疑问，政治现象学给出了一种不同于施特劳斯学派的回答方式：不应该怀疑一切，而是先把自我从其与一切事物的既定关系中尽可能彻底地剥离出来。所以，在研究活动中，政治学家必须警惕已有的知识结构，它们非常容易以“确证”的面目影响到“明见”的可能。 通过悬搁澄清自我的学者，未必能够澄清自己关注的对象。基于略显单薄的“浅描”仓促进行理论分析，并不单单是初学者易犯的错误。在政治学内部，无论是较为“纯正”的比较政治方法，还是借自其他领域的方法，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深描”技术，都有助于提升描述的质量。但开展比较所必须掌握的有限的对比内容，和深描所持的强烈的地方性知识立场，都对澄清对象构成了一些约束。政治现象学可以使用“本质直观”的方法拓宽政治学研究的传统路径。首当其冲的工作是重新反思由政治实践中的诸多重要现象和政治理论中的基本概念所构成的“政治常识”。这并不是要在收集和整理更加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简单地重新编排出某种包罗万象的“政治学百科全书”，而是对包括学者、从政者和普通人在内的所有“政治人”的常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更加精细的描述和分析。如果说传统政治学的方式是廓清笼罩在研究对象之外的迷雾的话，那么政治现象学就是要滤清存在于研究对象自身中的杂质。两者对于我们更加清楚和深入地把握政治生活都非常重要。前者关注的是基于真实经验，准确判断其间的变量关系；后者则强调对经验的真实性进行再验证，或对经验的描述进行再补充。政治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是一条通过呈现我们关于政治对象的意向性以迈向（而非立刻得到）本质的道路，它不仅是从尽可能多的方面去“凝视”对象，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感知力和想象力，由此才能具象和抽象并举地“净化”对象。 政治学家和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以“意义”为核心，前者不仅要“描述”后者，还要“解释”后者。在现象学家看来，政治生活只是他们所使用的核心概念“生活世界”的范畴之一。生活世界作为“人所建构的、实践的周围世界”，实际上“指的是人类文化，所以它具有一个政治维度，并兼具历史和社会的维度”。虽然胡塞尔对政治生活兴趣不大，但其早期助手阿道夫·莱纳赫 (Adolf Reinach) 和埃迪特·斯坦因 (Edith Stein)已经发现了现象学可以用来分析公共事务，尤其是后者开始了“对政治领域真正的初始性探索”。此后，有“现象学的施魔者”之称的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迅速开启了现象学向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的进击之路，特别关注人何以及如何在社会中“安身”和“安生”。海德格尔进一步阐发，用作为时空结构的“此在”，替代缺乏时间感的空间社会。一方面，“此在”作为“在它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的“存在者”，其存在论本质就是“存在在世界之中”。这就为在现象学意义上把握作为此在的对象提供了新的基础。另一方面，此在作为一种日常状态的普遍性，其“种种存在方式本身”有可能发生“成形或毁败”。这就意味着，在一种恒定的基础之上，它的形式是变动着的。海德格尔言之凿凿地认定：“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诗歌、传记、历史记述一直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等等不同的规模研究着此在的行止、才能、力量、可能性与盛衰。”此言肯定了（也仅此而已）“政治学”是一种关于此在的研究领域。虽然海德格尔在此强调的是此在的时间性质，他通常也是在时间或“历史”的意义上理解和把握“政治”这一概念，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教益。 我们或许可以用“此在生活”来概括胡塞尔与其充满创新意识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对存在状态的阐发，并为之提供一种政治现象学的理解。首先，它强调政治学家及其所探究的政治生活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方法从属于人和研究对象，而非常见的相反状态：我们在严格的学术教育和训练中将自身定位为用特定的方法描绘特定对象的职业者，并坚守甚至主动扩展这种限定。无疑，如此的存在与此在之间实质上是山高水远，如果不是天壤之别的话。其次，政治学家及其研究对象在面向此在争取独立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两者自身都是以特殊的（变化形式）和普遍的（恒定本质）状态存在于一个万事万物所“共在”的生活世界中。这种共在在空间意义上为一切个体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时间意义上明示任何“当下”都关联着其“前世来生”。这就意味着，任何在政治系统/体系、政治(社会)史和政治思想史/哲学之间制造某种断裂的企图，实际上都否定了生活世界的“真实”。 遥远的外星人和无私的旁观者是政治现象学家应有的两种身份，这有助其清醒地对政治现象施以明见，并阐明其意义。这两种身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糅合了现象学与政治学的内在需求，而且也阻止了政治学内部任何形式的分裂，尤其是因方法差异造成的分裂。经典现象学家们虽然不断推陈出新，但达成了一点共识：现象学不是一门学科，也不是一类知识，而是一种方法，旨在帮助所有的学科“找到”最为本质因而也最为坚固的基础。当然，从现象学方法的锤炼和精制，到使用其产生直接“可用的”成果，还有相当遥远的道路要走。雄心勃勃但英年早逝的舍勒力图缩短路程的尝试，鼓舞了大量的后来者，直到今天仍刺激着现象学哲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政治现象学作为交叉的产物之一，自然也应该承负起这种“学以致用”的特殊责任。 方法初探 ：政治现象学研究的基本策略 对于目前聚集在政治现象学旗帜下的大多对政治学不甚明了的现象学哲学家来说，我们这些缺乏系统现象学哲学训练的政治学学者也举起这面旗帜，或许不是一种“僭越”。于1971年创建现象学高级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的莱斯特·恩布里(Lester Embree)“在致力于推动现象学全球化和跨学科化方面所倾注的心血无人能及”。在我们前文所提及的从2000年到2017年的四部相关文集中，有两部是由恩布里担任主编。作为一位舒茨研究专家，他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现象学中有三种现象影响到了它的传播：一是有些“假冒”的现象学家沉迷于“文献学”，而非“文献学性研究”；二是一些“辩论癖”现象学家执拗于开展辩论，而非在沉思后进行表达；三是把现象学默认为“一种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专门哲学”。为了除去现象学看似枯燥乏味的厚重面纱，恩布里专门写作了《现象学入门》一书，以强调入现象学之门应该从方法开始，而不是去了解和背诵那些大人物的宏论，或者迷失在大量本身还不够明确和成熟的“术语泥潭”中。他认为，现象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应该是指向“事物”，而所有的文献实际上都是关于事物之本质的二手文献。基于此观念，他设计出现象学研究的七个步骤，依次是：(1)观察；(2)说明；(3)反思；(4)愿望、评估和信念；(5)经验；(6)分析；(7)检验。其中第三步和第六步构成了两个关键阶段，前者将事物清楚地识别出来，后者则建立自我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恩布里的这本教学用书简单实用，分解了各个步骤的实施过程，并辅以案例。不过，该书作为一本培训现象学思维的入门级训练手册，还无法满足专业级别的政治现象学研究的要求。 在恩布里之前，详细梳理现象学发展史的斯皮格伯格也曾总结过作为一种方法的现象学，其步骤同样也是七个：(1)研究特殊现象；(2)研究一般本质；(3)理解诸本质之间的本质关系；(4)观察显现的方式；(5)观察现象在意识中的构成；(6)将对于现象存在的信念悬搁起来；(7)解释现象的意义。这套步骤需要实施者先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斯皮格伯格要在梳理完现象学历史后才讨论方法的原因。斯氏步骤的前五步侧重于观察和反思事物及关于事物的意识，后两步进行分析，因而与恩氏步骤在主要阶段上并无二致。所以，我们可以将斯氏步骤视作恩氏步骤的强化，但不是进阶。另有一些现象学家开发出的研究步骤与他们大同小异，除却对现象学之悬搁和还原的强调之外，还格外重视两点：一是研究者在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反思中获得的种种“体验”；二是充分利用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访谈资料。现象学方法论虽然为这两点设置了诸多不乏新意的开展条件，但还是很容易被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无视——在后者看来，体验和访谈本就是其工具包中最为基础的配件。哈维·弗格森(Harvie Ferguson)在介绍“现象学社会学”时，就干脆避开了设定研究步骤的环节，主要以某些现象学观点对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评述，并得出一个结论：现象学社会学“将当代社会中的经验和对当代社会的经验描述为淡漠”。姑且不论“淡漠”是否就是当代社会的本质，此举实际上很难充分地推进作为一种方法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 政治现象学研究应该或可以采用哪些步骤，的确是一个全新的基础问题。它们要对当代政治学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至少需要考虑两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有效性，即能够进一步深化或推进对政治学基础知识和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此处的“进一步”主要针对的是当前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指的不是“更加高级”，反而是“更加低级”(字面意义上)。相对于实证政治学，在回答“是什么”问题时，政治现象学竭力靠近事实“真相”之前、未做“真”之判断的“原象”。相对于规范政治学，在回答“应如何”问题时，政治现象学重新甚至一再反思原初假设及其生成之前的意向性行为。就西方政治学传统来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开篇从“昨天”开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开篇从“见到”开始，拉开了规范思维和实证思维的千年交锋史。㉑政治现象学既无心参战，也无力评判，至多是以某种校验的方式助力于两者夯实一个更加牢固的研究基础，即退归到规范的背后和实证的深处，让价值之前的意识和事实之前的本质以更加清明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第二个要求是可行性，即能够服务于学者的研究工作和学术写作。如果要求唯有在现象学和政治学两个方面都专精的学者才能进入政治现象学领域，那么我们现在既无法看到政治现象学的第一副面孔，也难以生成其第二副面孔。经过百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的努力，现象学和政治学从彼此视而不见的野蛮人变成了可以同处一地的邻居。虽然彼此对对方的生活模式都不够熟悉，但至少可以从对方的日常行为中判断出大致的习惯性取向。在当下这个时刻发展政治现象学的第二副面孔，我们不可能也用不着先成为一个资深的现象学家，而是以“边走边看”的方式先从现象学中最为清晰的“习惯”(即方法)出发，在具体操作时再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修正。在此阶段，必有粗陋乃至错谬，但这恰恰是现象学引以为豪的一个特征：千回百折而不改其宗。也正因如此，任何批评者都无法击溃从事政治现象学探索的信心，反而会壮大政治现象学研究的旅队。所以可行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来自于对现象学方法原则的试错式应用的高度欢迎。此外，现象学本身的弹性也为可行性和易操作性提供了可靠的背书。这种弹性简单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动性，其内部原则、研究对象和外部结构都积极地寻求调整和完善；二是异质性，正如其历史所示，能够容纳不同分析理路的共同发展；三是多向性，现阶段的现象学更关心的是“起点”，未确定任何既定或预设的研究终点。 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经验或事件来说，现象学和政治学分别着眼于不同的时间阶段：前者侧重于事前，而后者侧重于事中与事后。所以，一方面，政治现象学有利于更加完整和准确地把握事件；另一方面，必须对现象学方法的步骤进行改造，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学研究。我们基于现象学方法论的精髓、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特性和政治学学者通常不太熟悉现象学理论的状况，初步设计出政治现象学研究方法的四项基本策略，以便于政治学学者在初步了解现象学知识后可以较快地上手。它们并非顽固的教条，而是具有弹性的方法论原则，能够通过变形以迎合不同研究对象的需求，同时也是具有各自侧重点和内在连贯性的重要步骤，能够合乎逻辑地服务于一项研究的整个过程。这四项基本策略分别是：(1)多重体验后的描述；(2)基于定见悬搁的反思；(3)渐进式还原的分析；(4)立足生活世界的阐释。从其命名可见，虽然“描述”“反思”“分析”和“阐释”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活动，但限定语展现出了政治现象学方法的特殊性。 1.多重体验后的描述。在选定具体的研究对象，并梳理主要相关文献之后，便可暂时离开平素依赖的“认识捷径”，运用各种感觉和知觉功能再次“扫描”研究对象。这种体验不同于日常所言的“身临其境”，而是对研究对象施加触觉、感知、直觉、想象、情感或欲望等(如果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人，那么“对话”就是最重要的体验之一)。在深入而细致地感受和体会多重维度的体验或意向性的过程及其结果(即意识)之后，开展描述工作，包括尽量完整地呈现对象的各种属性，识别和遴选出其中的重要属性(即要素)，以及围绕这些要素形成一些具有解释性的主题。此策略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转换观察者作为主体的“上帝视角”，通过对意识活动的反思和描述，让对象“像是”一个主体“说出它是谁”。这便是政治现象学在事实判断方面回答“是什么”的方式。二是基于对对象的千锤百炼，还原出一个尽可能“真”的对象，并从其要素形成主题的本然路径中寻得属于它的“真”问题。较之于传统的罗列和比较已有文献的做法，此策略以不断“切近”对象及其问题的真实状态的方式来采集和评估文献，既能提高文献综述的效率，又能持续保持对研究对象本身的“朝向”。 2.基于定见悬搁的反思。描述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初步的悬搁活动(这也是现象学家通常把悬搁视作起点的重要原因)，主要悬搁的是我们作为具有某种身份的人的特殊状态，从而基于一种人所共有的普遍状态的体验，为对象绘制一幅完整的“自画像”。更为重要的是悬搁一些定见，即围绕着对象及其问题所产生的各种观点、理论、话语或行动中所包含的种种判断和假设。悬搁并非“不说”它们，而是把它们视作放在研究问题之前的“形容词”，对其进行验证(反思)。在这种基于定见悬搁的反思中，核心任务是把握与问题对象相关的“基本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定义即验证。天马行空的反思终有其时空限制，落到具体问题的研究中，确定基本概念的定义(包括其范畴、内容和形式等)便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必要的反思。这一策略一方面适用于澄清研究中所使用或遇到的重要概念，另一方面通过反复推敲对象的前设状态，有助于为研究过程打磨出一套合适的逻辑框架。 3.渐进式还原的分析。现象学是一条探寻事物之纯粹本质的道路，这种纯粹本质具有一种独立而坚固的唯一性：它绝对地不可做出任何增减。但是，在朝向它进发的道路上，则可能要经历一种“杂多”的阶段，就像是要抵达一个终点站，总是要经过诸多中途站。此处的渐进式还原指的就是这种“从多到一”的综合过程。这些重要的中途站，对于我们驶向社会本质的终点站大有益处。就其具体的操作而言，渐进式还原的策略可以分解为“并置”“对比”和“分类”三个递进环节。首先，把各类中途站——无论是其他学者所设立，还是自己在不同研究阶段所设立——以某种理论构架的方式呈现出来，并置在一个具有可比性标准的视域中。其次，按照各种具体的比较标准对它们展开对比分析，以进一步确定它们在澄清事实和回答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具体能力和作用。最后，选择并依照科学的分类法，划定这些中途站或者理论架构的位置和彼此的边界。由此，我们便可以确定在朝向事实本质的道路上，哪些是清楚而平坦的部分，哪些是暧昧而坎坷的部分，从而为第二步搭建的逻辑框架配置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这一策略的主要功能是提高理论框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契合度。通过它的运用，虽然仍是在有限的文本中“照亮”对象的某些范畴，但每次都是直射于对象的不明之处，从而在理论上实现了对本质终点的不断抵近。 4.立足生活世界的阐释。生活世界具有的三个特征为现象学和政治学理论的勾连提供了便利：第一，“生活世界是前概念的”；第二，“生活世界是人类行为的意义基础”；第三，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或社会化的世界”。由此可以简单地推导出，政治理论家所处的情境和处理的对象是行动者们所共在的，并且“以有意义的方式体验到的世界”。所有类型的政治行动者、政治组织和政治规范在各种关系状态中呈现其意义，而揭示、解释和阐明这些政治意义是政治现象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富有弹性的“生活世界”概念，具有兼容政治学内部的事实偏好和价值偏好的能力。它在呼应前三个策略的基础上，标示出了意义阐释的三个方向。一是指向“为何存在”，关切的是研究本身的意义，阐释被澄清的个别现象和作为普遍之人的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二是指向“如何存在”，关切的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意义，基于研究对象及其相关经验总是同处于“周围世界”中，阐释前者内部以及两者之间的共时性关系。三是指向“何以此在”，关切的是研究对象的普遍意义，阐释研究对象在一个永不断裂的时间连续统中与世界之间的必然关系。在黑尔德看来，生活世界的“共在性”中潜含着一种普遍的“开放性”，后者表达出的实质上是“公共性”——于是，世界本身就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世界，其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世界”，这个新世界围绕“公共事务”这一核心，能够让其中一切的关系更加清晰地得到呈现和界定。如果黑尔德的判断具有一定的道理，那么现象学与政治学的联手就显然不限于方法论意义，而是植根于本体论意义。在生活世界或政治世界的背景下，立足生活世界的阐释策略更容易把握解释的出发点或着力点，从而帮助研究者在复杂的意义之网中迅速而准确地施以研究对象一个综合性的定位。 这四项策略或原则看似简单，但要实现其中的一些现象学术语所要表述的内涵，并不容易。胡塞尔早就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所有术语都必须按照我们的阐述所赋予它们的意义来理解，而不是按照别的与历史或读者术语习惯相近的意义来解释。”面对可能不太熟悉现象学语境的读者，本文不得不采用折中的方式，在一些术语的“转译”中难免存在削弱甚至变换语义的风险。我们所总结出的政治现象学研究的四项策略着实“知易行难”，这是现象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经常会出现的难题，也是延缓政治现象学发展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们已经尝试着表明，它们并非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此外，这些策略虽然与研究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具有一定的对应性，但其次序并非不可变更，它们可以以周而复始或自由进退的方式进行切换，只是需要恪守着不断朝向事实这一现象学方法的至高宗旨。 结语 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而浸淫其中的学者无不需要接受一种长期的专业训练。越发细化的知识分类、不断深化的理论框架以及起步已在前沿的职业道路，不可否认有助于高效地征服那些未知之地，但也并非全无风险：知识的专精伴随着全局性视野的缺失，理论的丰裕伴随着成见的积淀，研究的精进伴随着对自我的盲信。“反思”或许是抵抗这种风险的上佳之策，但它往往只是学者们的常备武器，而非他们克敌制胜的常用武器。现象学“强制性地”要求在一切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中展开“反思”，旨在从根本上克服这一问题。一个世纪以来，政治科学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扩展了在传统上由政治哲学所主导的政治学研究的领域。时至今日，两者共同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知识和理论，但也面临着诸多前述的挑战，于是对“反思”提出了急迫的要求，政治现象学便是一种尝试性的回应。 首先，政治现象学有助于调和甚而超越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对立，另辟蹊径地建立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它关注“基础”，旨在以研究对象的本质为中心，全面而清晰地描绘其内外形貌；它尊重“复杂”，承认政治现象往往富含杂多的变量及其相关性；它强调“差异”，认为政治世界的意义之网总在变动之中；它慎待“立场”，拒绝为研究者、研究对象和周围世界排定主次关系。为此，政治现象学改造了来自现象学的三种洞见，其中“定见悬搁”令研究者“轻装上阵”，警惕对过往知识和经验的盲从；“本质直观”令研究者保持对研究对象一切属性的重视，防止其成为盲人所触之象；“此在生活”强调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不可能孤立存在，两者“共在”于一个充满无限关联的、真实的意义世界中。 其次，政治现象学方法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能够运用于具体的政治学研究实践。为此，我们在吸收和比较各种现象学操作方法的基础上，根据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特性，并考虑到要便于不熟悉现象学理论的政治学学者可以较快地使用，设计出了四项基本策略，它们既可以单独应用，也可以连贯使用，甚至周而复始地操作。就各有侧重或所长而言，“多重体验后的描述”强调充分调动触觉、感知、直觉、想象、情感或欲望等体验方式，去尽可能深刻而全面地把握对象。“基于定见悬搁的反思”强调对所有的判断和假设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在细致验证之后才将这些判断和假设交还给对象。“渐进式还原的分析”强调既有的即便经过验证的理论也只是研究的中继，需要基于比较和分类不断架设通往下一个中途站的路桥。“立足生活世界的阐释”强调政治学研究是要在一种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征的生活世界中，阐明具体的研究活动本身的意义，以及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普遍意义。 最后，本文所构建的研究步骤和研究策略都充满弹性，并不拒绝灵活的使用和更佳的改进。我们也正在通过更多的实际操作来进一步评估这些步骤和策略的效果。我们相信，政治现象学基于对自我、对象和生活世界的多重定位和永不停歇的反思，在处理往往含有丰富而复杂的体验、情感和意义的政治现象时，是一套具有竞争力的描述、分析和阐释之法。政治现象学能够与政治科学、政治哲学一起，为研究政治生活提供一种同时充盈我们自身和研究对象的重要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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