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高官对道教的奇葩见解（二）

部分宋代文人高官误解道教思想的另一个方面在“祸福”思想。我们尝试以欧阳修先生的观点为例来简述一下这类误会的缘由。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

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累赠太师、楚国公。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欧阳修先生以儒家价值观为标准，批评道君的祸福相依论。他认为人之祸福并不像道君说的那样会相互转化，而是根据人之道德修养而变化，即善人得福，恶人得祸。在他看来，善人哪怕遭受不幸，其最终也会享受福报；恶人哪怕享受一时的荣华富贵，其子孙也会遭受祸患。他评论道：

鸣呼，祸福之理，岂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祸福异也。道君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后世之谈祸福者，皆以其言为至论也。夫为善而受福，焉得祸?为恶而受祸，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祸者，未必不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尝不及祸，此自然之理也。

欧阳修先生认为道德是人之祸福的决定因素，他借赵犨依附朱温荣登高位，但其子赵岩却在梁亡后被杀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祸福观。儒家一直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在历史上善人遇祸，恶人得福的事例却屡见不鲜，人的道德与祸福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人们修身的意义何在呢？出于个人利害，人们对儒家“德福一致”的修身学说进行了质疑。

面对这种质疑，欧阳修重塑了善人得福、恶人遭祸的观念，纳入了道教的“考验”“承负”等相关思想。

他认为善人遭受不幸，可能只是一种考验，度过这种考验之后，可能就会享受福禄。如果善人终此一生也没享什么福，那么，其子孙一定会得到福报。而恶人尽管可能享受一时荣华，但之后肯定会遭遇横祸。就算他没有遇祸，富贵又寿延，其子孙也一定会遇祸。因此，《道德经》“福祸相依”的观念是不正确的。

但这样的观念与道教自古以来的承负相一致，并不是一种批评，而是对道教思想的自觉继承。

《太平经》：“然凡人所以有过责者，皆由不能善自养，悉失其纲纪，故有承负之责也。比若父母失至道德，有过于邻里，后生其子孙，反为邻里所害，是即明承负之责也。今先王为治，不得天地心意，非一人共乱天也。天大怒不悦喜，故病灾万端，后在位者复承负之，是不究乎哉？”

另外，对“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批评是形而下的层面，与道君对祸福的形而上的考察不在一个层面。

即使都在形而下的层面，以部分人为中心，以人类为中心，以众生为中心，所得出来的伦理规范也都是有差异的。对小部分人来说是善和福，对全人类来说不一定是善和福，对人类来说是善和福，对众生来说不一定是善和福。形而下的祸福的判断本身是一个不透明的过程，预设的前提不同，对同一事件的判断也不同。如若我们整体来观察这些福祸的主体（人、动物、植物等等众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也是合理的。例如，近代工业文明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等等问题。

（参考文献：王耀辉. 宋儒非老思想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