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中国语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12期P39—P40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及其中国语境——基于问题与立场、路径与方法、治理与政治的视角》，摘自《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5期，李潇潇、王志强摘

问题与立场：超越“资本的文明”的理论定向

历史唯物主义是基于社会运动的客观进程来把握文明的历史变迁，而不像近代契约论那样进行政治理性的抽象建构。这就需要充分认识现实历史中所形成的肯定性的力量，并通过对这些力量间的矛盾关系分析把握社会运动的趋势，这就是生产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生产力不仅在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意义上是推动社会矛盾运动的核心范畴，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将使个人从地域性的存在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并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准备了物质财富前提。相反，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把握，马克思径直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把资本主义（生产）称为“文明”“文明的国家”，把资本主义危机分析为一种“文明过度”——即生产力与其所有制关系的不适应性。社会革命的目标就是要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使之重新成为联合起来的个人所共同占有的社会性力量，由此完成对“资本的文明”的超越从而迈向新的文明类型。超越“资本的文明”的力量根源于资本自身的建构与解构的辩证本性。在马克思看来，这就要求必须通过探析资本运动的规律以切中其开启更高级的文明类型的内在潜能，并最终通过重建社会所有制结构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向社会力量的转变，使资本运动中所生产的共同性的要素转化为真正的社会性。

路径与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切入现实的方式

（一）出离意识内在性的一般唯物史观建构。马克思确立起以“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为出发点的唯心主义批判，定位于对思维自身综合能力的真实来源进行揭示。这种揭示在其本性上不是自然—生物性的，而是社会—历史性的，是在社会—历史发生学层面上揭示“批判”和“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这种“联系问题”表明，唯物主义必须能够澄明思维能力的真实“来源”，也就是对唯心主义没能继续反思的范畴、观念给出其现实根据和理由，而唯心主义之所以没能持续地反思，就在于它脱离不开意识内在性的统治。马克思指出了意识内在性的最后根据必须在存在的内在性中去寻求，意识不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方面当然都是“存在”，但“存在”既不超验也非其内在性上的持存，而是“现实生活过程”。由于人的生活取决于生产，因此，“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意味着不是意识承诺存在，恰恰相反，是存在（社会生活）自身“反射和反响”为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纯粹意识的哲学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产物，也可以说，它是存在的自我生产与自我展开。

通过对意识的社会—历史发生学阐释，马克思一方面说明任何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都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因此必须“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开辟了社会认识论的新方向，即实现了从“主体关于世界的认识何以可能、思维如何切中实在”向“哲学思维方式是如何产生的、它又对社会建构发生什么作用”的“哲学总问题”转换。

（二）深入历史特殊性之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按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见解，资本主义生产运动的整个过程仿佛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停留于“肤浅的表象”，人为地割裂现实的过程，按照现实本身的运动来看，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因此应该从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联系中进行范畴规定。无论产品分配还是要素分配都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生产有其条件和前提，它们构成了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可能最初是自然发生的东西，但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生产和再生产，就转化为历史的东西了，并以历史的结果呈现在面前。如果不能批判地揭示这个历史结果的前提和条件，那就只能停留在表层上，只能获得一些实证的、经验的认识。

从历史过程总体来看，如果具体的资本增殖与资本运动被理解为历史过程的结果，那么，就需要把这一历史过程的前提（生产关系）研究清楚，而这只有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才能做到。《资本论》的写作正是依据这一方法，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出发，依其内在逻辑向货币、资本一般以及资本积累等一切具体范畴的升华。从抽象到具体只是思维中对范畴进行不断分析—综合的结果，而不能将这些“抽象”范畴看作一切社会中的实在。马克思经济分析中的每一个范畴都不能被超历史地解释，并且它们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特殊性的历史方位上被具体地理解。也就是说，作为商品前提的劳动看似抽象存在于一切时代的范畴，但作为价值来源的劳动却具有独特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劳动才表现为二重性的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活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产品创造者。

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由二重化劳动所建构的结构性整体。这一整体以准客观、准自然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把人和人的关系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只有穿透商品交换的表象、深入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的分析，才能避免对资本主义进行外部的抽象否定，进而从资本矛盾运动过程中展开内在性批判。

治理与政治：中国道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恰恰是自觉基于中国社会这一实在主体的特殊性来揭示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结果。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能仅仅被看作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中的“运用”，相反，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本身就建构、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个不断运动、开放的过程。

邓小平把生产力作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具有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对回归生产力的强调彻底祛除了笼罩在中国社会上空的意识形态纷争和思想迷雾。根据生产力的标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一切意识形态的争论都能从现实的社会矛盾中被求解；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归根结底，要从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开辟出现实的社会主义之路。

对于社会主义治理路径的探索，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把市场和资本主义进行了切割，摆脱了以往把市场和资本主义、计划和社会主义画等号的错误认识，通过把计划和市场理解为手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计划依靠的是行政权力，市场依靠的是资本的隐性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和政府权力都是用来组织扩大社会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力量，二者都是为社会主义政权所用的治理手段。社会主义引入资本作为治理手段的理由在于认识到了政府权力的效能是有限的，接受资本作为组织扩大社会再生产的力量，就不再根据个人意志而是遵照价值规律来决定要素配置，从而靠市场规律调节生产。市场调节会使社会生产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丰富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正是由于意识到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无法超越生产力这一物质前提的制约所展开的，但不同于依赖自然合理性的自由主义治理，社会主义治理来源于历史的合理性。所谓自然合理性的治理实则依赖个人的合理性行为，结果却造成了社会整体在生产上的非理性；历史合理性的治理则是超越个人合理性行为的一种更深刻的力量，它既对以往社会进程中所显露出来的一切发展的积极要素进行吸收，同时也注意总结、归纳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最终都用于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总体目标。认识到这一点，就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予以坚决抵制，因为中国人民只有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确保中国现代化选择的是一条对“资本的文明”的内在超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