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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品:忆老马

2022-01-15  文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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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太品 ,1964年生,山东单县人。1998年起任中国楹联学会会秘书。现为中国楹联学会会长助理,中国楹联学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楹联学会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中国楹联学会会刊《对联文化研究》主编。

忆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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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太品

老马走了,小城依旧充满着忙碌和宁静,就像他从来也不曾来过一样。

我是暮春时节回到这个小城的,与母亲吃饭时提及听说老马不在的消息,次日经母亲去马家大门求证,确认老马的确已经不在了。只知道是在春节前后,不知道具体哪一天。

开车回省城的路上,我忽然想到,真的应该写点文字,好让老马在他生活过七十五年的这个世界上,再多留下一抹痕迹。

在那个不大的县城里,老马应该也算个“文化人”。证据之一,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县文化馆曾经举办过硬笔书法班,聘请的隶书教师,就是老马。证据之二,我与老马是1986年前后在县图书馆里认识的,在那个贫瘠的时代,能够时常泡图书馆的人,那就应该是相当有文化了。

在图书馆遇见几次,也就面熟了,平时见到也就是点头微笑一下,算是打了招呼,其实并不知对方是谁。与老马真正有交往,那是在他主动跟我讨论一个“学术问题”的时候,那天他拿出一张纸条,上面非常潦草地写着“奇”和“怪”两个字——后来才知道,老马可以用硬笔写出非常有汉碑气息的隶书字体,但平时自己写的草书字,则潦草如天书,他自己辨认都挺费力——老马要跟我探讨的,是“奇”和“怪”两个字的异同之处,而我则用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篇几百字的短文《论奇怪》,在几天后交给了老马,于是,从那起就算是订交了。

小城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孔夫子的亲学生曾当过邑宰,所以还得算个“文化名区”。在县城里生活的人们,也祖祖辈辈累积出了一种浓厚的“市井文化”,比如“老户”“世交”“世邻”等。老马的出身在小城里也算比较“显赫”,衙门西街上有个胡同叫“马家大门”,这说明马家在历史上曾是县城里的“豪族”。马家大门与我上中学后移居的家,只相距百米左右,所以与老马也算得上近邻了,但因为我16岁高中毕业后即去当兵,1981年到1983年,三年义务兵复员,也不过19岁,复员后又没能如预期的那样分配一个正式工作,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做些零工和独自看书,所以与邻居们大都不太熟悉,如同结识老马之前与他并不熟悉一样。

再之后,又听说老马居然曾和我父亲是同学,不过,既然要平等论交,他也就只好与我称兄道弟了,偶尔遇到我母亲,也就以“婶子”来相称。从邻居的口中,我对老马早年的生活,也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老马年轻时下过东北,早年参与单位的什么菌类实验,曾被化学药品损伤过大脑神经,之后在乡下供销社上班,再后来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从单位退休,每月可以领取不算多也不算太少的退休金,比后来因单位垮掉而生活无着的同事们,也算是幸运多了。老马也曾组织过一个家庭,据说是表亲结婚,生有一个女儿,后来媳妇受不了老马的犟脾气,独自带了女儿去了邻县。又据说,老马媳妇在邻县也一直没有再嫁,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身边朋友打算撮合着让老马复婚。老马晚年曾多次流露出很思念女儿的意思,但据说女儿早在邻县嫁人生子,并没有来老家认父亲的念头,也只好作罢。

老马中等身材,面容清癯,曾经有几次,老马夸耀自己年轻时的姿容,说是被大家公认的美男子。不过,与我接触时的老马,一身永远油腻腻的国防服,一顶永远灰蒙蒙的绒帽子,推一辆十分破旧的自行车,从街头缓缓滑过,神情里带着几分的落寞,几分的孤傲,仿佛是这个世界的弃儿,又仿佛是这个世界之外的看客。老马白晳的面庞之上,总带着一层明显的污垢,这是他长年不洗脸的结果,据他说洗脸会刺激他受过伤的脑神经,从而引发可怕的后果,所以一年四季,难得洗上几回脸。老马身边一到两米的空间,总会笼罩着一种不太好闻的气味,有些季节——比如夏天,就更难闻一些。不过,与老马接触的最初几年里,我的大部分身心都埋在了故纸堆中,人生观多少也是有些叛逆的,比如对于“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的嵇康,曾经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对于老马生活习惯的“不合常情”,也并不十分排斥,反而有点“臭味相投”。

老马知识面相当的宽,这得益于七十年代末在国内兴起的科普热,使他对天地自然的百科知识都相当熟悉,即便对更前沿一些的科学理论——比如“老三论”“新三论”之类的,也能说出个一一二二。这与我在知识结构方面,就有了相当大的重合度,聊起天来,也有很多的共同话题,所以与老马在一起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谈天说地循名责实,偶有旁人近前听上几分钟,大多两眼惊异一脸茫然地走开去。

最早时,老马养了两三只大公鸡,羽色鲜亮,气度不凡。每说起公鸡时,老马总带有一丝神秘的笑意。后来时间久了,他才吞吞吐吐透露,这些公鸡是用来做科学研究的,至于研究的课题,老马只笼统地说出三个字:“脑科学。”不过,后来不知什么缘故,鸡不再养了,改养了一只黄毛的土狗。晚年的老马,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这条狗相依为命。

老马对于自己的科学研究,抱有相当强大的自信心,前后十多年间,见了面第一句话,大多会是:“我这些天,一直在准备整理我的论文……”因为“论文”二字让大家听得耳朵里生茧子了,所以有几次朋友圈子的人相见,有人干脆先向老马发问:“老马,你的论文,整理得怎么样了?”老马会狡黠地笑笑,说:“我这论文,还真的不能轻易拿出来,投稿也不能投全文,因为容易被人剽窃。我这个成果肯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怎么说呢,至少是诺贝尔奖级别的重大成果。”我媳妇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场景:她用板车拉一车布匹去摆摊,路遇老马,老马一手推破自行车,另一手则用力帮忙推板车,同时带着一百二十分的真诚恳切,说:“等我的那篇论文发表了之后,一定会获诺贝尔奖,拿到了奖金后,你和太品就再也不必靠卖布来谋生了。”后来,因为我委婉的反驳和众人不断的玩笑,老马提及“论文”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

老马性情的孤僻,最多的是体现在他的家庭关系的处理上。老马是家中长子,吃苦最多,婚姻不幸,使他把很大的怨气发在了他的母亲身上,据说曾打骂过母亲。老马的弟弟看不下去,于是跟老马爆发了冲突,说要狠揍老马一顿,后来又因家产而闹了一些矛盾,这让老马的精神大受刺激,刺激自我放大到一定程度,发展到了“迫害妄想”的地步。曾经相当长的时间,老马出外,自行车的车把上面总会挂一个破旧的黑皮包,皮包拉开,是一把用破报纸包裹着的菜刀。老马说:“我知道他一直想要害死我的,所以要时时防备着。”又有一次,我在布置书房,老马建议书桌要面向而不是背对着房间门,老马说:“这样,他一进来,你就会及时察觉。”我回问了一句:“他是谁?”老马默然。

老马母亲去世时,他邀了县城里的一些文艺界人士参加了丧礼,大有向弟弟等人示威之意。不过与老马弟弟接触后,感觉其实弟弟和侄儿对老马都还相当不错,并不像老马描述的那么不堪。不过,老马也根本听不进朋友们的相劝,坚持不住在家里的老院,而是自己在县城周边租房居住。朋友圈的好多人,都曾应老马请求,帮他租过房子。老马对房子的要求相当严格:一是要偏僻,不容易被人找到;二是要安静,白天黑夜都不许有噪音的干扰。要求偏僻,应该还是出于前面说的“迫害妄想”,而要求安静,则是因为突然的噪音,会强烈刺激老马受过损伤的神经。有一次租房,曾因隔壁出现噪音,惹怒了老马,夜间“咚咚咚”踹了好长时间的墙,白天则把他的破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放墙头上朝向隔壁的院落,好像要以噪音武器来进行反制。之后,当然是又一次迅速搬了家。

在一个偏僻院落租住的老马,终于遇到了一次灾难性事故:他在重重摔倒之后,就没能够爬起来,于是在冰冷的地上躺了两天多的时间,在一次清醒过来后,艰难地摸到了手机,向外拨出了求救电话。奄奄一息的老马被朋友们送到了医院,最后竟也转危为安。遭到这场变故的老马,最后选择接受了侄儿们的善意,被接回了家里。过后不久,又住进了县城的一家养老院。有了侄儿们常去看望,朋友们也就知趣地疏远了老马,以便让他一心一意接受和享用这迟来的亲情。

我回到老家时曾经去养老院探望过一次老马,但老马人没在,据说是骑自行车出去溜狗了,与工作人员和其他老人攀谈,了解到老马依然是那种不合群的脾气,别人都是两人一个标间,他则要自己独居一室,与身边人也时常爆一些小的摩擦。我也明白,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只有这样,才是老马。

有的人会因为个体的原因,而酿成一个孤立性的悲剧人生;有些人则会因为时代的原因,而陷入一种集体性的悲剧人生。在我看来,老马的人生更趋向于后者。在四零后到五零后这两代人中,认知障碍、性格偏差甚至精神错乱的比例畸高,他们应该都是那个悲剧时代的牺牲品。普遍的贫困和短缺,能让亲情变薄,兄弟反目;反复的斗争和运动,更容易让人陷入冷酷、狂躁和多疑,从而形成极端自私却又缺乏独立自我的残缺人格,他们既难以正确认识世界,也不会真正认识自我。老马的高人之处,在于通过掌握一定的科普知识,从而对自然和社会产生出相对明晰的认识,但可惜他依然没能逃脱历史的宿命,老马学得的那些知识,能让他认清世界,却无法让他认清自己。吕南村一副对联中有句“人只此人,不入圣便作狂,中间难站脚”,“内观”的无知最终会扭曲“外视”的博学,这大概是中国式“民科”在这两代人中大量涌现的深层原因吧。

老马知识面广,才艺方面——比如笛、箫、二胡之类的也多能摆弄,于古典文学也很有些底蕴。记得1989年底,老马来家里闲聊,带来了一份报纸,上面有东北一个征联的消息,出句是“学海无涯,自学学堪为舟楫。于是两人研究了一番如何应对,兴致极高。转眼到了1990年末,有一天闲聊时,我忽然心血来潮:“老马,我们是不是能在县里组织个征联活动呢?”当天老马就兴冲冲骑车去县文化馆,找馆长谈征联事宜,结果被馆长问及:“太品倡议搞征联,这是个好事情啊,他个人准备赞助多少经费呢?”老马哭笑不得,沮丧而回。不过,此事稍后被文化馆文学股的负责人李行宏先生获知,于是多次登门探讨举办征联活动的方案,最后终于促成县酒厂赞助的首届迎春楹联大赛的举办,并通过这场赛事,组建起了小城的楹联学会,论功排位,老马位列于县学会副会长。

首届征联之后,一发而不可收,于是便一年一届地坚持了下来,搞到第八届的时候,我已经奉命晋京,入中国楹联学会担任驻会秘书了。之后的岁月里,我仍时常回到小城来,每次回来,都会邀一帮文朋诗友把酒言欢,当然,每一顿饭总是少不了老马,而且要坐到显要位置。老马也挺珍视在县楹联学会所担任的职务,视为平生一大荣耀,更把小城的楹联文化当成是“自己的事业”,不惜拼了老命去“誓死捍卫”。

老马一生白眼看人,但偶尔也有青眼的时候。记得有一次,老马知道中国楹联学会的马萧萧老人要来小城参加联事活动,于是破例洗浴更衣,穿一身破旧但却十分整洁的中山装,甚有一副高级知识分子的气场,惹得众人又一顿嬉戏玩笑。

老马一辈子生活于贫困之中,有些时候甚至常去菜市场,去捡拾别人丢弃的白菜帮子,不过他却有一套保持个人尊严以及表达好恶的独特方式:我曾经多次送给他新的或旧的衣物,但从不见他穿出来,只有一次例外,就是马萧萧先生曾送我一件黑色衬衣,我随手转送给老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每每在一些相对正规的场合,见到老马穿出那件衬衣。

小城里还有一位贾姓文化名人,1958年大跃进时曾在著名的《红旗》杂志发表过民歌,受到过郭沫若的关注,成为一时的文化红人。不过,贾先生从此精神陷入一种虚妄状态,再也无法在现实社会中过正常的生活,成为一个公认的“智障人士”。有些朋友在聊天时,总会下意识地把老马与老贾相提并论。这件事让老马一直耿耿于怀,曾多次正色警告,不许把马贾并称。之后,朋友还有失言者,老马竟当场拂袖而去。

李行宏先生后来升任县文化馆副馆长,但在涉及县楹联学会的工作时,常常因为老马的不修边幅和不良生活习性,而在一些正式的宴席上,不安排老马坐主桌,这让老马感觉很伤自尊,所以时常与老李闹一些小别扭,对此,我也只能是两厢安抚一下。

2015年底,我在北京获悉李行宏先生在小城病逝,当即拟了这样一副挽联:“反身归清都仙客之班,遂消蝶梦百年,感异乡化俗,同道仰风,欲为单父延文脉;识我于市井贩夫之列,更指骏程千里,叹新约未成,旧恩难报,遥自京师献诔辞。”再回小城时,与友人谈到此联,皆曰“动人篇章”“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云云。不过,老马应该是没能看到这副挽联,因为那时他已入住养老院,文友们一般都不再去扰他。

20094月,马萧萧老人去世后,我写过一篇长文《忆马老》。今年的4月,在确认了老马的死讯后,我一时间五味杂陈,感慨良多。岁月不居,故旧凋零,唯愿天堂上只有欢乐和美好,不复再有人间的苦难。对于这类复杂的情感,好像并不适于以挽联的形式来表达,所以,只好再写一篇《忆老马》吧。

老马走了,小城依旧充满着忙碌和宁静,就像他从来也不曾来过一样。记得有部经典电影中说:“只要有人记得,灵魂就不会消失。”但愿真的是这样。                                                 

 2019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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