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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品 ，1964年生，山东单县人。1998年起任中国楹联学会驻会秘书。现为中国楹联学会会长助理，中国楹联学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楹联学会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中国楹联学会会刊《对联文化研究》主编。 忆老马 文/刘太品 老马走了，小城依旧充满着忙碌和宁静，就像他从来也不曾来过一样。 我是暮春时节回到这个小城的，与母亲吃饭时提及听说老马不在的消息，次日经母亲去马家大门求证，确认老马的确已经不在了。只知道是在春节前后，不知道具体哪一天。 开车回省城的路上，我忽然想到，真的应该写点文字，好让老马在他生活过七十五年的这个世界上，再多留下一抹痕迹。 在那个不大的县城里，老马应该也算个“文化人”。证据之一，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县文化馆曾经举办过硬笔书法班，聘请的隶书教师，就是老马。证据之二，我与老马是1986年前后在县图书馆里认识的，在那个贫瘠的时代，能够时常泡图书馆的人，那就应该是相当有文化了。 在图书馆遇见几次，也就面熟了，平时见到也就是点头微笑一下，算是打了招呼，其实并不知对方是谁。与老马真正有交往，那是在他主动跟我讨论一个“学术问题”的时候，那天他拿出一张纸条，上面非常潦草地写着“奇”和“怪”两个字——后来才知道，老马可以用硬笔写出非常有汉碑气息的隶书字体，但平时自己写的草书字，则潦草如天书，他自己辨认都挺费力——老马要跟我探讨的，是“奇”和“怪”两个字的异同之处，而我则用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篇几百字的短文《论奇怪》，在几天后交给了老马，于是，从那起就算是订交了。 小城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孔夫子的亲学生曾当过邑宰，所以还得算个“文化名区”。在县城里生活的人们，也祖祖辈辈累积出了一种浓厚的“市井文化”，比如“老户”“世交”“世邻”等。老马的出身在小城里也算比较“显赫”，衙门西街上有个胡同叫“马家大门”，这说明马家在历史上曾是县城里的“豪族”。马家大门与我上中学后移居的家，只相距百米左右，所以与老马也算得上近邻了，但因为我16岁高中毕业后即去当兵，1981年到1983年，三年义务兵复员，也不过19岁，复员后又没能如预期的那样分配一个正式工作，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做些零工和独自看书，所以与邻居们大都不太熟悉，如同结识老马之前与他并不熟悉一样。 再之后，又听说老马居然曾和我父亲是同学，不过，既然要平等论交，他也就只好与我称兄道弟了，偶尔遇到我母亲，也就以“婶子”来相称。从邻居的口中，我对老马早年的生活，也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老马年轻时下过东北，早年参与单位的什么菌类实验，曾被化学药品损伤过大脑神经，之后在乡下供销社上班，再后来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从单位退休，每月可以领取不算多也不算太少的退休金，比后来因单位垮掉而生活无着的同事们，也算是幸运多了。老马也曾组织过一个家庭，据说是表亲结婚，生有一个女儿，后来媳妇受不了老马的犟脾气，独自带了女儿去了邻县。又据说，老马媳妇在邻县也一直没有再嫁，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身边朋友打算撮合着让老马复婚。老马晚年曾多次流露出很思念女儿的意思，但据说女儿早在邻县嫁人生子，并没有来老家认父亲的念头，也只好作罢。 老马中等身材，面容清癯，曾经有几次，老马夸耀自己年轻时的姿容，说是被大家公认的美男子。不过，与我接触时的老马，一身永远油腻腻的国防服，一顶永远灰蒙蒙的绒帽子，推一辆十分破旧的自行车，从街头缓缓滑过，神情里带着几分的落寞，几分的孤傲，仿佛是这个世界的弃儿，又仿佛是这个世界之外的看客。老马白晳的面庞之上，总带着一层明显的污垢，这是他长年不洗脸的结果，据他说洗脸会刺激他受过伤的脑神经，从而引发可怕的后果，所以一年四季，难得洗上几回脸。老马身边一到两米的空间，总会笼罩着一种不太好闻的气味，有些季节——比如夏天，就更难闻一些。不过，与老马接触的最初几年里，我的大部分身心都埋在了故纸堆中，人生观多少也是有些叛逆的，比如对于“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的嵇康，曾经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对于老马生活习惯的“不合常情”，也并不十分排斥，反而有点“臭味相投”。 老马知识面相当的宽，这得益于七十年代末在国内兴起的科普热，使他对天地自然的百科知识都相当熟悉，即便对更前沿一些的科学理论——比如“老三论”“新三论”之类的，也能说出个一一二二。这与我在知识结构方面，就有了相当大的重合度，聊起天来，也有很多的共同话题，所以与老马在一起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谈天说地循名责实，偶有旁人近前听上几分钟，大多两眼惊异一脸茫然地走开去。 最早时，老马养了两三只大公鸡，羽色鲜亮，气度不凡。每说起公鸡时，老马总带有一丝神秘的笑意。后来时间久了，他才吞吞吐吐透露，这些公鸡是用来做科学研究的，至于研究的课题，老马只笼统地说出三个字：“脑科学。”不过，后来不知什么缘故，鸡不再养了，改养了一只黄毛的土狗。晚年的老马，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这条狗相依为命。 老马对于自己的科学研究，抱有相当强大的自信心，前后十多年间，见了面第一句话，大多会是：“我这些天，一直在准备整理我的论文……”因为“论文”二字让大家听得耳朵里生茧子了，所以有几次朋友圈子的人相见，有人干脆先向老马发问：“老马，你的论文，整理得怎么样了？”老马会狡黠地笑笑，说：“我这论文，还真的不能轻易拿出来，投稿也不能投全文，因为容易被人剽窃。我这个成果肯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怎么说呢，至少是诺贝尔奖级别的重大成果。”我媳妇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场景：她用板车拉一车布匹去摆摊，路遇老马，老马一手推破自行车，另一手则用力帮忙推板车，同时带着一百二十分的真诚恳切，说：“等我的那篇论文发表了之后，一定会获诺贝尔奖，拿到了奖金后，你和太品就再也不必靠卖布来谋生了。”后来，因为我委婉的反驳和众人不断的玩笑，老马提及“论文”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 老马性情的孤僻，最多的是体现在他的家庭关系的处理上。老马是家中长子，吃苦最多，婚姻不幸，使他把很大的怨气发在了他的母亲身上，据说曾打骂过母亲。老马的弟弟看不下去，于是跟老马爆发了冲突，说要狠揍老马一顿，后来又因家产而闹了一些矛盾，这让老马的精神大受刺激，刺激自我放大到一定程度，发展到了“迫害妄想”的地步。曾经相当长的时间，老马出外，自行车的车把上面总会挂一个破旧的黑皮包，皮包拉开，是一把用破报纸包裹着的菜刀。老马说：“我知道他一直想要害死我的，所以要时时防备着。”又有一次，我在布置书房，老马建议书桌要面向而不是背对着房间门，老马说：“这样，他一进来，你就会及时察觉。”我回问了一句：“他是谁？”老马默然。 老马母亲去世时，他邀了县城里的一些文艺界人士参加了丧礼，大有向弟弟等人示威之意。不过与老马弟弟接触后，感觉其实弟弟和侄儿对老马都还相当不错，并不像老马描述的那么不堪。不过，老马也根本听不进朋友们的相劝，坚持不住在家里的老院，而是自己在县城周边租房居住。朋友圈的好多人，都曾应老马请求，帮他租过房子。老马对房子的要求相当严格：一是要偏僻，不容易被人找到；二是要安静，白天黑夜都不许有噪音的干扰。要求偏僻，应该还是出于前面说的“迫害妄想”，而要求安静，则是因为突然的噪音，会强烈刺激老马受过损伤的神经。有一次租房，曾因隔壁出现噪音，惹怒了老马，夜间“咚咚咚”踹了好长时间的墙，白天则把他的破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放墙头上朝向隔壁的院落，好像要以噪音武器来进行反制。之后，当然是又一次迅速搬了家。 在一个偏僻院落租住的老马，终于遇到了一次灾难性事故：他在重重摔倒之后，就没能够爬起来，于是在冰冷的地上躺了两天多的时间，在一次清醒过来后，艰难地摸到了手机，向外拨出了求救电话。奄奄一息的老马被朋友们送到了医院，最后竟也转危为安。遭到这场变故的老马，最后选择接受了侄儿们的善意，被接回了家里。过后不久，又住进了县城的一家养老院。有了侄儿们常去看望，朋友们也就知趣地疏远了老马，以便让他一心一意接受和享用这迟来的亲情。 我回到老家时曾经去养老院探望过一次老马，但老马人没在，据说是骑自行车出去溜狗了，与工作人员和其他老人攀谈，了解到老马依然是那种不合群的脾气，别人都是两人一个标间，他则要自己独居一室，与身边人也时常爆一些小的摩擦。我也明白，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只有这样，才是老马。 有的人会因为个体的原因，而酿成一个孤立性的悲剧人生；有些人则会因为时代的原因，而陷入一种集体性的悲剧人生。在我看来，老马的人生更趋向于后者。在四零后到五零后这两代人中，认知障碍、性格偏差甚至精神错乱的比例畸高，他们应该都是那个悲剧时代的牺牲品。普遍的贫困和短缺，能让亲情变薄，兄弟反目；反复的斗争和运动，更容易让人陷入冷酷、狂躁和多疑，从而形成极端自私却又缺乏独立自我的残缺人格，他们既难以正确认识世界，也不会真正认识自我。老马的高人之处，在于通过掌握一定的科普知识，从而对自然和社会产生出相对明晰的认识，但可惜他依然没能逃脱历史的宿命，老马学得的那些知识，能让他认清世界，却无法让他认清自己。吕南村一副对联中有句“人只此人，不入圣便作狂，中间难站脚”，“内观”的无知最终会扭曲“外视”的博学，这大概是中国式“民科”在这两代人中大量涌现的深层原因吧。 老马知识面广，才艺方面——比如笛、箫、二胡之类的也多能摆弄，于古典文学也很有些底蕴。记得1989年底，老马来家里闲聊，带来了一份报纸，上面有东北一个征联的消息，出句是“学海无涯，自学学堪为舟楫”。于是两人研究了一番如何应对，兴致极高。转眼到了1990年末，有一天闲聊时，我忽然心血来潮：“老马，我们是不是能在县里组织个征联活动呢？”当天老马就兴冲冲骑车去县文化馆，找馆长谈征联事宜，结果被馆长问及：“太品倡议搞征联，这是个好事情啊，他个人准备赞助多少经费呢？”老马哭笑不得，沮丧而回。不过，此事稍后被文化馆文学股的负责人李行宏先生获知，于是多次登门探讨举办征联活动的方案，最后终于促成县酒厂赞助的首届迎春楹联大赛的举办，并通过这场赛事，组建起了小城的楹联学会，论功排位，老马位列于县学会副会长。 首届征联之后，一发而不可收，于是便一年一届地坚持了下来，搞到第八届的时候，我已经奉命晋京，入中国楹联学会担任驻会秘书了。之后的岁月里，我仍时常回到小城来，每次回来，都会邀一帮文朋诗友把酒言欢，当然，每一顿饭总是少不了老马，而且要坐到显要位置。老马也挺珍视在县楹联学会所担任的职务，视为平生一大荣耀，更把小城的楹联文化当成是“自己的事业”，不惜拼了老命去“誓死捍卫”。 老马一生白眼看人，但偶尔也有青眼的时候。记得有一次，老马知道中国楹联学会的马萧萧老人要来小城参加联事活动，于是破例洗浴更衣，穿一身破旧但却十分整洁的中山装，甚有一副高级知识分子的气场，惹得众人又一顿嬉戏玩笑。 老马一辈子生活于贫困之中，有些时候甚至常去菜市场，去捡拾别人丢弃的白菜帮子，不过他却有一套保持个人尊严以及表达好恶的独特方式：我曾经多次送给他新的或旧的衣物，但从不见他穿出来，只有一次例外，就是马萧萧先生曾送我一件黑色衬衣，我随手转送给老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每每在一些相对正规的场合，见到老马穿出那件衬衣。 小城里还有一位贾姓文化名人，1958年大跃进时曾在著名的《红旗》杂志发表过民歌，受到过郭沫若的关注，成为一时的文化红人。不过，贾先生从此精神陷入一种虚妄状态，再也无法在现实社会中过正常的生活，成为一个公认的“智障人士”。有些朋友在聊天时，总会下意识地把老马与老贾相提并论。这件事让老马一直耿耿于怀，曾多次正色警告，不许把马贾并称。之后，朋友还有失言者，老马竟当场拂袖而去。 李行宏先生后来升任县文化馆副馆长，但在涉及县楹联学会的工作时，常常因为老马的不修边幅和不良生活习性，而在一些正式的宴席上，不安排老马坐主桌，这让老马感觉很伤自尊，所以时常与老李闹一些小别扭，对此，我也只能是两厢安抚一下。 2015年底，我在北京获悉李行宏先生在小城病逝，当即拟了这样一副挽联：“反身归清都仙客之班，遂消蝶梦百年，感异乡化俗，同道仰风，欲为单父延文脉；识我于市井贩夫之列，更指骏程千里，叹新约未成，旧恩难报，遥自京师献诔辞。”再回小城时，与友人谈到此联，皆曰“动人篇章”“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云云。不过，老马应该是没能看到这副挽联，因为那时他已入住养老院，文友们一般都不再去扰他。 2009年4月，马萧萧老人去世后，我写过一篇长文《忆马老》。今年的4月，在确认了老马的死讯后，我一时间五味杂陈，感慨良多。岁月不居，故旧凋零，唯愿天堂上只有欢乐和美好，不复再有人间的苦难。对于这类复杂的情感，好像并不适于以挽联的形式来表达，所以，只好再写一篇《忆老马》吧。 老马走了，小城依旧充满着忙碌和宁静，就像他从来也不曾来过一样。记得有部经典电影中说：“只要有人记得，灵魂就不会消失。”但愿真的是这样。 2019年4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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