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读后：如果杨绛和钱钟书多生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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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在看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这本书原计划是一家三口共同写——钱钟书写妻子和女儿，杨绛写丈夫和女儿，钱瑗则写父母。

如果能够按计划完成，《我们仨》展现给读者的，该是一幅温馨而富有文人雅趣的画卷。

这一点，从书后附录的钱瑗所写的几篇草稿当中，我们就能感受得到。

这是一个很纯粹的文化人的家庭，如杨绛所言：“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怎奈造化弄人，三人当中女儿钱瑗居然早逝，去世时，离60周岁还差一两个月。一年多之后，钱钟书也病故。

书未成，人先逝，“我们仨”共同执笔描绘幸福的一家，也变成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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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钱钟书和杨绛在学问上，二人都堪称文化巨匠，在生活上，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伴侣。

而且也都高寿，钱钟书活了88岁，杨绛活了105岁。

如果说人生有遗憾，恐怕就是女儿的早逝。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世的痛，莫过于此。

可以想象，当幸福的一家三口只剩下杨绛孤零零的一个人，当她回忆起60余年的点点滴滴，心里泛起与笔端流露出来的，难免会有一种噬骨的冷清与孤独。

所以，我在看书时一直有一个想法：如果杨绛和钱钟书多生两个孩子，会是怎样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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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钟书和杨绛为什么只生了钱瑗这一个孩子，书中提过一句。

在杨绛怀孕不久，钱钟书就明确表态：“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的《记钱钟书与〈围城〉》里的一段话，则说得更为直接：“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钱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有人认为，钱钟书这样的认识是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钱钟书是家里的长子，而钱父钱母更喜欢小儿子。

这一点，杨绛也颇有微词，在书里这样写道：“爹爹最宠的不是钟书，而是最小的儿子。无锡乡谚'天下爷娘护小儿’，钟书是长子，对长子，往往责望多于宠爱。”

钱钟书的父亲写家信，“信总是写给小儿子的，每信必夸他'持家奉母’。自从钟书回上海，'持家奉母’之外又多了'扶兄’二字。钟书又何需弟弟'扶’呢！”

后来，杨绛也直接点出：“我婆婆最疼的是小儿小女”。

而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杨绛也提到过，“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

里面的“大儿子”是钱钟书的伯父，钱钟书幼时曾经过继给伯父。

老钱家这样的“传统”，可能影响了钱钟书和杨绛的育儿观。

钱钟书杨绛在学术上的水平当然没得说，但在生活上，说实话并不高明。

其实对孩子爱还是不爱，情感是独享还是分享，在于父母的观念，而不在于生了几个孩子。

怎样对待孩子，是自己可以说了算的事情。

因为自己的体验不佳担心女儿走自己的老路，于是就只要一个，未免有点天真得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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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必探寻他们只生一个的具体原由，我更想讨论的是，如果他们的孩子多一些，是不是晚年能过得更幸福一点。

不说别的，钱钟书于1994年夏住院，钱瑗1995年冬住院，当时的杨绛已经80多岁，一头是丈夫，一头是女儿，该是怎样的心力交瘁！

如果钱瑗的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当时只是50出头甚至50来岁，正是最精力旺盛的时候，显然能够帮妈妈分担一些压力，也能在情感上给亲人更多的慰藉。

而当女儿和丈夫先后离世，如果还有其他儿女陪伴，杨绛也不必独自承受人生的重击，接下来的生活也有更多的寄托和依靠。

自己对这个世界，也还有更多的牵挂。

只有伴侣和子女，才是人间的至亲，而亲情，是世间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

当我们走过千山万水看尽世间繁华，终有一天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的中心，无非是“我们仨”，或“我们一家”。

不知道杨绛先生晚年在寓所里静静地回忆一生，是否反思过当初的决定，反正，作为她的读者，我的心里总觉得有一点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