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住天足 1911年4月4日(农历三月六日),在母腹中待了12个月的我,终于姗妍来到这个人世间。母亲后来告诉我,她16岁时嫁到曾家,四年后总算有喜, 全家人像盼什么稀世珍宝似的等待着曾家传人的诞生。人家都说十月怀胎, 但我却不知什么缘故,似乎不大理会全家人急切的心情,在母腹中多待了一阵,方迟迟降生。难怪母亲说我是怪胎。 父亲给我取了名字叫“昭学”。 我的出生地叫王家冲,那里景色秀丽,风光旖旎。房前有一条水渠,清澈的溪水款款流过,屋后背靠郁郁葱葱的山冈,周围是一大片稻田和菜园。我在那里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童年时光,直到6岁才随祖父搬到宜章县城里去住。 小时候,我是个相当顽皮的女孩,胆子大,个性强,脾气倔,好奇心重,特有主意。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儿,我从来是支使别人而不受他人摆布, 从小就显露出贯通一生的倔强和独立不羁的性格。 尤其是好奇心特强,什么事都想尝试一下,有时还干点恶作剧什么的。看见祖父那么爱喝酒,我也想尝尝,大人越是说小孩不能喝酒,我就 越想偷偷地尝几口。一天趁大人们不注意,我溜进酒窖,陈酒又甜又香, 那一次不知偷喝了多少,最后醉倒在酒坛子旁边了。事后我免不了挨了一顿揍。 看见棺材,好奇心作怪,趁大人们忙于人殓之事,我就偷偷地爬进棺材里,闭目挺身地躺了好一会儿,就为体验一下死人躺在其中是啥滋味。 4岁那年,我抓了家中一只抱窝的母鸡放在水渠里玩,结果把母鸡给淹死了。我怕挨母亲打,跑到后山躲了起来,后来迷了路,自己走不回来。到了晚上,村里很多人点着火把到处找我。当大家找到我时,我正躺在又厚又松软的松毛上酣睡着…… 气得半死的母亲打了我一顿还不算完,又把我绑在凳子上,然后拿出一条长长的白布给我裹脚,边裹边骂:“看你以后还野不野!” 可怜我那双小脚丫啊,四个脚趾被使劲窝向脚掌心,被布条一层层缠着,再用针线缝死。这是中国那个时代几乎每个女孩都要经受的酷刑。我疼得忍不住哼哼,还不敢大声哭。祖母听到呻吟声走了过来,看到心爱的孙女在活受罪,气得大骂母亲,并抡起洗衣棒追打她。母亲无奈,只好解开了裹脚布, 这通罪好在前后仅半个时辰。 后来,在外接受妇女解放新思想的父亲也明令家人,不得再给我裹脚。就这样,我的天足得以保住,并用这双天足走上了漫长而坎坷不平的革命道路。 要感谢祖母!如若不是她那一声怒喝,一根棒槌,我就会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妇女一样,成为一个摇摇晃晃的小脚女人,那么嵌印在我人生旅途上的将是另外一种足迹。 尽管孩提时代的我淘气调皮,但祖父、祖母却十分喜爱我的机灵、勤快和嘴甜。我常跟着祖母下菜地,她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她年纪大了,有人陪她说话就高兴。祖父也爱带我去玩儿。有一次,他同我上山去采油茶籽,天黑了也忘了回家,是我催他,他才记起。回家后祖父在家人面前夸我说:“要不是我孙女,天黑了我还不知道回家呢!” 6岁时、我们全家人跟随祖父搬进县城,此时父亲也从长沙回到宜章。父母亲都同意送我上学,除了启蒙之外,也想通过学校和老师治治 我的野气。 这是一所刚开办的女子学校,两位老师都是在我父亲的积极鼓励下 考人设在衡阳的湖南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后她们回到家乡办起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学校就设在我家隔壁。 记得第一天上学是祖母陪我去的。一进校门,我就被祖母按着跪在 “孔圣人神位”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学校读的是新学,国文课 从“人、口、手、足”等最简单的字开始,对我来说太容易了,因此我依然有时间淘气玩耍。在校两年,我仍改不了调皮劲,没事就爬到高高的树 上,吓得老师在下面直叫唤。 有一次课间休息,我们几个调皮鬼合伙将一个很老实的男同学骗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绑在一棵树上。后来割草的人发现了他,才给他松了绑。老师知道此事后,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个大圈,罚我们几个站圈,足足站了两节课。 尽管我在学校调皮捣蛋,但学习成绩不差,所以,我的启蒙老师彭镜秋特别喜欢我。后来彭老师投身革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她现在就住在北京木樨地。在她九十寿辰的时候,我专程登门祝寿。几十年来,我对她只有一个称呼—老师! 是啊,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往往是最令人难忘的。 与长沙豪绅政客家的娃娃亲 正当我无拘无束地享受着童年乐趣的时候,家里却给我定了亲。我们两家是世交,未来的公公叫吴静,比我父亲长几岁,是个十分活跃的政客,念过不少书,还是宜章县议员和湖南省议员。他家上层关系复杂,同军界、政界经常往来,关系密切。 吴家是个中等殷实家庭,有几十亩田地、一幢房产。吴家还办实业,长沙电灯公司有他们的股份。那时吴静住在长沙,拿省议员的俸禄。订婚时送的订婚礼非常讲究,抬来几大盒子。7岁的我看到这些礼物,还真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静只有两个儿子,同我订婚的是长子,比我年长7岁。小儿子比我大2岁, 患有羊角风病,傻乎乎的一个人。吴静娶了大小两个老婆,另有一个外室。 我8岁那年初秋,吴静派他的侄子到宜章接他的小老婆去长沙住,父亲请他们顺便把我带到长沙读书。我们先坐轿子到郴州,然后再乘船到长沙。 到长沙后,我住在父亲的另一个家中。我头一次感到不开心,因为我再也得不到祖父、祖母的疼爱和母亲的庇护了。我和父亲、姨娘以及3岁的小弟弟一起过。姨娘偏爱弟弟,不能一视同仁,无论分什么吃的,给我的一份总是少的、差的。我觉得委屈、憋气,体察到了最初的不平等和感情的冷漠。 我们住的房子是租的,共三间。房子前面有个花圃,专门卖兰花;屋后不远处有个大寺庙和一个广场。 吴家的房子也是租的。这本是一个旧官僚的宅院,高大的圆顶门,很是气派。进入大门,便是花厅、客厅,有一个带天井的小院,其后是卧室、书房、饭厅、厨房,甚是宽敞。尽管居住的是租来的房子,但吴家却十分讲究、摆气派。我们两家离得很近,除世交之外,又加上联姻,因此两家人经常往来,十分亲密。 我在长沙读的是衡翠小学。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职业学校,可以学刺绣手工艺,有很多二十来岁的女青年在校学习湘绣,而我那时只能上普通小学的课程。 有一天早晨,我发现我得到的早餐糯米糍粑比小弟弟的少。不知怎的, 心中蕴藏已久的无名怒火被点着了,我操起秤杆照着姨娘的后脑勺“啪”地就是一下,打得她连呼救命。父亲闻声出来,拿起菜刀追我,吓得我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未来的婆家。 吴家没有女儿,对我特好,把我当女儿看待,收留在家中。接着,吴家又送我到学费昂贵的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益湘小学读书。我平日住校,放假时吴家用黄包车接回,每个学期交费70块现大洋。放假时,吴静还亲自挑选两个年轻漂亮的英文、国文教员,负责教我和他的两个儿子。 刚到吴家的一段时间里,我感觉一切都还不错,享受着富家千金的荣华富贵。但渐渐地我觉得那里的一些事令人困惑和费解。呼吸惯了乡间淳朴清新空气的我,感受到的只是压抑和一股腐朽的霉味。 吴家老爷口头上标榜进步、追求民主,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一个十足的封建老太爷。每当老爷回府时,所有的奴婢、姨太、妻子都得排队到门口恭候迎接。老爷登堂人室后,送茶的、宽衣的、更鞋的、捶腿的、打扇的、递毛巾的、拿报纸的,大家围着他一人转。我们早上起床要向老爷请早安、晚上睡觉也要道晚安。吃饭时的规矩就更多了,夏天吃饭时,婢女要站在老爷身后打扇;冬天时,菜碟子下面要用开水保温,夹菜只能夹近处的,远处的菜他的大老婆没给他夹,你就不能去夹,我和他的两个儿子也不例外。 老爷在家时,一切规规矩矩;老爷不在家时,那就翻了天似的,一切都随便得很。 但是对几个孩子,老爷却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一天,老爷向老师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老师说我学得好;说他的大儿子笨,学不进去;小儿 子傻,就更不行了。老爷盛怒之下,将大儿子绑在凳子上用竹条打,把屁股都打烂了,趴在床上好几天都起不来。老爷喜欢我,从不打骂我,有时还和我说说笑笑。他经常在客人和家人面前说我是他的女儿,说将来老了要依靠 我。但有一次,我因为站在大门口被他看见,罚跪20分钟才算罢休。他的小老婆也因为站在大门口挨了打。 老爷在外也参与政治活动,可能是拥谭延闿、倒赵恒惕,但失败了, 回到家中一气之下病倒了,躺了八个多月就死了。老爷死后,吊唁十分隆 重,许多官僚、军阀都来吊唁,我们披麻戴孝地陪着,来一批人哭一次,没完没了。 老爷的葬礼回宜章老家举行,全家也随船迁回宜章县城住,我同他们一起回去参加葬礼,途中坐船就坐了40多天。埋葬了老爷之后,我又同那个未婚夫一道回长沙,继续教会学校的学业。 不久,我离开了那个没落的豪门绅士之家。参加革命后,我受到了许多革命的教育,逐步理解了当初的困惑。都说有钱人家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我比别人就体会得更加深刻。 考上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又投笔从戎 1924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我回了趟宜章。假期过后,我又返回长沙读书。在郴州到衡阳的船上,我认识了同船的几个衡阳女师的学生, 从她们那里,我初步了解到女师的一些情况。 这是一所设在衡阳的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教规严格,教学有方,校园规模宏大,整洁卫生,共有800多名学生和100多名补习生。 船到了衡阳,我还得换乘火轮船去长沙。那几位女生劝我还没开学别急着走,到她们学校去玩几天。好奇心驱使我真的跟着她们去了。 校园果然大得出奇。一进校门,就是一个偌大的操场,教室、办公、宿舍均是一色的青砖瓦房。校园中还建有鱼塘、花池,校园旁边有 一大片橘子林,后面是一大片松树林。 到校后,我就住在她们宿舍。说来也巧,此时正赶上学校半年一度的招取新生考试,校门口贴着布告,每个县招两名,而宜章县却空缺无人报考。她们就鼓励我去报名,可是当时我小学还没有毕业。 她们极力鼓动我说:“你就试一试吧!” 我鼓起勇气去了。没想到居然考上了,而且考得还不错,八个人当中我考了第三名。 那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如雨后春笋般勃发,大革命的浪潮正呈风起云涌之势。不过,只有13岁的我,对这些政治时事还没有发生兴趣。我依然沿着童年的生活轨道我行我素,热衷的只有两件事一看小说和体育运动。 我看小说用的不光是课外时间,晚上自习课的大部分时间也在看小说,只是在查房时把课本拿出来做做样子。有时上课,我把小说藏在课 本底下,装作在听讲看课文,其实是在看小说,老师不到跟前一般是发现不了的。要考试了,我就临时抱佛脚,每次考试居然还不错,成绩中上。 然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体育运动,我那旺盛的精力,似乎只有在操场上才能得到充分宣泄。我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儿,总爱在篮球场上奔跑,在跳马架上翻飞,在沙坑前腾越,在跑道上冲刺……总之,一切体育运动我都喜欢。由于我是学校的优秀球员,因此和其他40多位体育好的同学享有单独用餐的优待,伙食较之其他同学要好些。 也许正是得益于在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体育锻炼,练就了我的良好体质,使得我在后来的游击斗争生涯中,能够对付各种恶劣环境,和男同志一道在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周旋。 1925年春,新学期刚开学,学校教务长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传达省长赵恒惕的一道命令,说不许学生参加共产党,不许听信共产党的宣传,违者轻则开除,重则判刑甚至杀头。我当时听了感觉很恐怖,搞不懂共产党到底是啥东西,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这些问题。反正事不关己,听完了也就过去了,我依然整天泡在操场上。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中国还有个共产党。 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时隔一年后,我不仅参加了这个党,而且终生与这个党永不分离! 不过当时我对国民革命还是有些印象的。那时国民党左派在学校搞了个半公开的区党部,负责人叫夏明衡（夏明翰胞妹），还有毛泽建 （毛泽东堂妹）等人,但她们究竟做些什么事,我并不知道,也没去过问。后来我才知道,她们当时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那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正闹得轰轰烈烈,学校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相当活跃,也有人宣传共产党、共产主义。我听得较多的是宣传反对旧礼教、反对男女不平等。说那些封建军阀、豪绅地主表面上仁义道德、正人君子,暗地 里男盗女娟、尔虞我诈,都是坏东西。对照我在吴家大院的所见所闻,我觉得这些宣传都是事实,我能接受,也是非常拥护的。 同样,我还接受了男女平等的宣传。旧社会女人在家里受压迫,像我母亲,吃饭都要单独在矮桌子上吃,有时要等男人吃完才轮到女人吃。那时提倡剪短发,我很快响应,将一头秀丽的长发给剪掉了,放假回家因此挨了父亲的一顿臭骂。 是年夏天,学校放假。我们几个宜章籍的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和几个第三男子师范学校的同学结伴回家。从衡阳到宜章有400多里,因为是逆水,不能乘船,我们只好步行回家。 沿途看到一些学生模样的男青年,背着行囊,三三两两地往南走。我们好奇地打听: “你们这是到哪里去?' “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要不要女生?”我急着问他们。 “不要女的。” 我当时真的好生失望。 我从小立志当巾帼英雄,做现代花木兰,渴望成为一名军人,幻想女扮男装去打仗。我们湖南不像别处,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而是 有崇武的传统,这可能是受曾国藩建立湘军的影响,社会公众普遍认为当兵光荣,甚至有钱人家也喜欢送子女去参军。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女孩看,因此当兵习武的愿望也就格外强烈。 因此,看到这些热血男儿如大鹏振翅向南飞去,我是何等地羡慕。我真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七尺男儿。终于,机会来了! 1926年的初秋,新的学年开始不久,一天我在饭厅里吃饭,隐隐约约听到隔壁几个女同学正在叽叽咕咕议论什么考试的事。我随便问了一声“考什么”,她们回答说是考“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当时还不清楚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干什么的、学什么的。她们告诉我是“学革命道理、学军事、学怎样发动开展农民运动”的。一听说有学军事,我就来劲了,请求她们带我去报名。她们说初试已经结束,只剩下复试了。我央求她们带我去见讲习所的负责人。 她们见我主意已定,便真的把我带去见讲习所的总队长赵伯诚。我对他说:“我早就想学习军事,我一定要进讲习所,我一定会刻苦学习,遵守纪 律……”他看我情真意切,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终于做了让步, 破例准予我直接参加复试。我高兴得呀,又蹦又跳。 在入学填写报名表时,我郑重地在姓名那一格里填写了“曾志”二字。同学们不解地问我:“为什么改名了?” “我就是要争志气!”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她们。 两天后,我如愿以偿。从此我离开了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走进了设在衡阳惠民中学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人生道路将在这里来个急转弯,从此走上了一条血雨腥风、曲折坎坷的革命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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