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老酒”“我想哪能就哪能”“嫁不掉就死蟹一只了”…… 这些灵动的语言，来自最近的现象级电影《爱情神话》。演员徐峥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上海话本身是很富有韵味的，而且方言现在渐渐地正在丢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全部是讲普通话了。方言里面所蕴含的地方特色，人文情怀也渐渐在失落，但日常生活中，方言的语境当中包含有更多的情绪，更多的细节。” 在文学创作中，方言也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但和接近普通话的北方方言不同，大多数南方方言并不能很精确地转换成书面语言。导演邵艺辉用普通话写成剧本再转译成沪语，要选择“地道为辅，准确为主”；作家金宇澄写《繁花》，则要“保留方言句式，去除阅读障碍”。 还有很多运用粤语、四川话、潮汕话等方言进行创作的当代作家，几乎都要恰当地取舍和改良方言，由此形成独一无二的文字风格。本期单向榜单，推荐八本运用南方方言进行写作的小说，它们不仅展示了方言的魅力，也探索了复杂多变的汉语言在当代文学中的可能性。 点击封面购买本书 2011 年 5 月 10 日晚上，一个叫做“独上阁楼”的 ID 在弄堂网上开贴，敲下“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随后，上海的男男女女，城市历史，八卦花絮就在独特的方言短句中弥漫开来，最终写成《繁花》一书。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上海，金宇澄反复重写《繁花》，去掉“侬”“阿拉”“交关”一类的非沪语区较为难懂常用词汇，“一遍沪语，一遍普通话读改，三十几万字，没人这么干过”。为了营造浓郁的上海气息，他让上海人每天会说很多遍的“不响”一词，在小说中出现不下一千次，来形容独属于上海人的温良、内敛的性格和处世智慧。 从 2013 年出版至今，《繁花》加印了将近五十次，导演王家卫买下影视版权，称它是“上海的《清明河上图》”，作家李敬泽形容它是“得到了《红楼梦》真正精髓的小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写道： 点击封面购买本书 2018 年底，林棹看到一本粤英词典《通商字汇》，想起儿时依稀听过的如今却消失不见的方言，犹如打开“一口方言生态缸，一个幽灵魔盒”。她还翻到一系列 19 世纪的中外画家留下的中国贸易画，对自己出生的地方产生了“惊奇”，“那种惊奇不是由前所未见、纯然陌生之物带来的，而是来自熟悉不过的事物。” 这些邂逅最终成为创作《潮汐图》的灵感。 故事从 19 世纪的广州开始的，一只雌性巨蛙出现于珠江水上人家，它从船底时代过渡到了鱼盆时代。因为苏格兰博物学者H的诱捕，它被关进了广州十三行，接着来到澳门，被当作明星宠物与珍稀物种，后来又作为一种资产被送往西欧方向，成为帝国动物园的一员…… 林棹对动植物与博物学中的热情，以及对粤方言的大量使用，营造出了独属于南方文学细腻幽微的情感氛围。 从《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到《物种源始·贝贝重生》，香港作家董启章写出了超过一百五十万字的“自然史”三部曲。第三部尚未完成，前两部已经分别获颁第一及第二届红楼梦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 在第一本书中，董启章以收音机、电报、电话等 12 种器物将董家三代人的生活串联起来，构筑了一段家族史和香港史。 第二部《时间繁史》，真实世界直接被沉淀成虚拟想象。他将光年、大爆炸、万有引力、不确定原理、婴儿宇宙、黑洞理论等 12 个“动力学”概念引入文学隐喻，虚构了婴儿宇宙的售货员、自称为独裁者的作家、永远十七岁的少女、穿越时空的少年等角色，将小说的时间无限延伸至整个 21 世纪，从香港的城市史延伸至“人类文明史、宇宙史、自然史”，探寻香港多重历史的可能性。 酒肆、茶馆、青楼，水手、袍哥、买办……90 后乐山作家周恺以晚清时期的嘉定（即现在的四川乐山）作为故事发生地，用 38 万字写出一个时间跨度长达 28 年的家族故事，再现了这座西南小城的地方风情和民间野趣。 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作品奖的评语写道：“今天的作家太明白怎样写出好看的小说，在小径交叉的花园里选择最容易最临近的那一条，陷入个人想象与感受的沼泽地，而新入场的周恺走了一条全然不同的路。” 从小说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到正式出版的《苔》，周恺师承李劼人“的自然主义笔法”，写出了一个地方历史的真实，把乐山这个地方无法被转译为通识的经验，比如方言、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事物偏好等等集中呈现出来。 “无他，唯手熟尔。我觉得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一切技术和艺术。” 孙智正热衷用写作“模仿生活”，像写日记般迅速对日常的感触和思索作出反应，而且尽量要让叙事和语言显得普遍、准确、朴素。从五六十万字的《青少年》、百万字的《句群》到五六十万字的《南方》，他几乎不间断地写作，想“用文字复制一生”，把一生写的全部组成一本书叫《一万页》。 《南方》运用大段无分段，只有句号和逗号的平铺直叙，吸纳大量的浙江嵊州方言，记录孙智正从童年到高考志愿填报期间的生活。评论家芬雷评价道：“《南方》的语言，减少近乎零，除又除不尽，蕴含极大的力量，好像它是这个世界永恒的剩余。” 但孙智正并不关心他用的语言是方言还是普通话，“如果有人愿意从传统的'地域小说’'乡土小说’'方言写作’这种角度去看《南方》，我也不反对。语言在我的写作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当然我说的不是方言或普通话的语言，我是说写作语言，很多时候我就是在寻找新的语言和新的语言方式，这几乎就是我在技术上的写作目的。” 点击封面购买本书 下岗转业的“男保女超”，路边摊的卖菜农民，协管社区杂务的广场舞大妈……王占黑的《空响炮》写老社区里的小人物，称他们为“街道英雄”，如同嘉兴版的《米格尔街》。 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颁奖词写道：“90 后年轻作家努力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细节推进小说，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 在新作《小花旦》中，那些街道里的昔日英雄，进入了城市。王占黑借此探讨性少数群体、社畜、母女代际关系、残疾人婚恋等社会议题，继续运用吴语方言，包括上海话和嘉兴话，勾勒出易被忽略的普通人在城市丛林深处的生命轮廓。 “我知道有的读者会去琢磨我写的到底是哪里的故事，但是我本人还挺无所谓的，它可以是嘉兴，可以是上海，可以是任何吴语地区的故事。小说里的方言运用，要看处理的题材，具体到人物，是否合适。我的处理还是为了展现他（她）讲话的逻辑，通过腔调来呈现。” 点击封面购买本书 颜歌曾经就读的大学校园位于成都郊县乡下，那些城乡结合部的景观让她产生了写作的欲望。以成都郫都区为原型，她虚构了一个“平乐镇”，在十五年里，先后写出《五月女王》《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 小说主角都是生活在东西南北四条街上那些操着四川方言的小镇居民，在篇目《江西巷里的唐宝珍》中，她会用“她倒是轻轻巧巧地走了，满巷子的人都不是滋味，她孤独独的鞋跟子嗒嗒踩着大家的心颠颠”来形容唐宝珍的离开，这些韵律感十足的四川话成为了这一系列小说的标志。 旅居国外后，颜歌开始用英文写作，对小说语言的思考也更加深入：“普通话写作和方言写作只是语言方式上的选择，考虑的主要是小说内部问题，比如人物形象、人物声音的构造。这两个变化不涉及到读者的变化，也不涉及到作家身份认知的变化。归根结底，他们是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个读者群内部的变化和选择。英文写作的最大问题不是语言的变化，而是读者的变化，以及在英语世界里，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作家，我的作家身份认知的寻找和确定。” 点击封面购买本书 “潮汕故事集成立的第一个因素，和语言有关。” 林培源从事文学创作后发现，像京派、海派等小说，有先辈，也有后人，哪怕是粤语小说、台湾文学，都有着容易辨识的语言标记。但潮汕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地位，所以萌生了创作潮汕故事集的想法。 养蜂人、裁缝匠、制棺人、庙祝、神婆、盗贼、越南新娘……2012 年到 2017 年期间，林培源以潮汕小镇为背景虚构了一个“清平街”，把这些边缘的、被遗忘的、生活在困厄中的人的生活写成故事，最终收录在《小镇生活指南》中。但潮汕方言和现代汉语并非言文一致，林培源在创作中选择“保留个别的潮汕方言用词，将其植入叙事，像蝉蛹一样，蜕掉累赘的外壳，露出真身”。 作家阿乙觉得林培源描写的“不是'当下’的潮汕人，而是自古至今所有的南方人”，认为他“延续了汉语写作自身的传统，对民国作家、对本土语感有一种自觉的继承。”
|
|
|
来自： 常熟老李jlr5mr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