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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之间，春运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春运一词，如箭入靶心一般，深深地烙进了中国人的家国记忆。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经济活力迸发，人的流动开始加速，1亿人次踏上春运归途，春运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此后，虽然交通运输日新月异，但春运始终伴随国人左右。即使在回家不再艰难的今天，春运依然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情怀。往更久远的历史追溯，早在公元之前，或许就有了春运。与今天一样，大家争着回家过年，便是古代春运的源头。周代就出现了现代春运的雏形，由于路途遥远、交通条件所限，和现在的春运相比，古人过年回家的足迹，多是回不去的“乡愁”。唐朝开元十八年，30岁的李白居住在长安城，春节临近，便准备回家过年。李白从陕西长安出发，往西一直走到大散关，再走陈仓道，翻越秦岭和大巴山，又沿金牛道艰难跋涉。大概走了1个月，行程1800里，其中山路1200里，花掉路费12贯钱，相当于全年工资的三分之一，终于回到四川江油与家人团聚。公元1061年，54岁的宋朝大文豪欧阳修，携家眷从开封回江西永丰老家过年。先坐马车，行1400里，再乘船约600里，差不多用了1个月，花费60两银子，才费尽周折抵达永丰。北宋，苏东坡远在陕西为官时，除夕之夜不能回家过年，遥想家乡守岁，有感而发：官居故人少，里巷佳节过。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大诗人白居易，虽然是“乐天派”，但在回家过年这件事情上，他也难以做到洒脱。遥望漫漫归途，他赋诗《客中守岁》，聊表思乡之情：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白居易自45岁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便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留下了许多不朽诗文。49岁时，尽管“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依然“岁暮纷多思，天涯渺未归”。53岁时，“家山泉石寻常忆”，结果“共惜盛时辞阙下，同嗟除夜在江南”。终于有一天，走不动了，“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古来车马慢，回家难于上青天。正因如此，才触动情丝，芬芳了相思。到了近代，虽然出现了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但车少速慢，回家之路仍然十分艰辛。许多名家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春运记忆。冰心的春运记忆是：“不饮不食，只求能睡”。在《往事与家》中她这样形容她的漫漫归家路：这一百多钟头之中，我已置心身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那是1929年春节前夕，从北京到上海，冰心用了一百多钟头。现在，最快的“复兴号”高铁列车，将两地的时空距离缩短为四个半小时。沈从文的春运记忆更是惊心动魄——“路途遥远，风险颇多。”1934年1月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沈从文因为母亲的病，选择回家。一路上，他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汽车、乘轮船、坐轿子，把近代古代的交通工具都用了个遍，花了近半个月才到家。高速发展的现代交通，改变了春运的模样。年代在变，人们的春运记忆也在变。当刻骨铭心的春运记忆渐行渐远，另一种温暖的春运印象油然而生。路宽了，车快了，选择多了，服务更好了，春运不再是“囧途”。许许多多春运工作者忙碌在台前幕后，用坚守和奉献，铺就了一条顺畅而美好的春运之路。疫情之下，更让我们的出发与抵达都显得弥足珍贵。在笼罩着疫情阴影的回家之路上，我们携手前行，守望相助，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春运记忆。时到如今，春运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春运的任务，是想方设法完成这种举世罕见的人群迁徙。换一双文化的眼睛，就会发现，春运的真正意义在于，把千千万万在外工作的人千里迢迢送回他们各自的故乡，去完成中国人数千年来的人间梦想——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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