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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兴基▏​从安忱治河推断《金瓶梅》的成书与作者——兼与梅节先生商榷

2022-01-17  殘荷聽雨

小说不是历史,但小说反映时代,其中不免有作家的某些经历或历史事件的渗入。我国古代小说中这类情况尤多,因此常常能给研究某些问题提供信息。

梅节先生据《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八回写安忱治河的一段文字推断《词话》的成书年代,予人以启发。

《金瓶梅》一书写西门庆勾结官府,经商到致富,奢靡作乐。整个社会也是一片繁华富足,很少写到民生疾苦。

实际上明代的山东河患频仍,天灾人祸不断。安忱以水司郎中的身份衔命前来山东治河,是当时历史的反映。

小说中西门庆恭维这位新科进士“荣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略,河治之功,天下所仰”。这时,安忱有这样一段回答:

今又承命修理河道,况(当)此民穷财尽之时,前者皇船载运花石,毁闸折坝,所过倒悬,公私困弊之极;而今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一带,皆毁坏废北(圯),南河南徒,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发弊之甚。又兼贼盗梗阻,财用匮乏,大覃神输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

梅文据以判断《词话》的成书“必在嘉靖以后,其上限不能早于万历五年八月,可作定论”,甚至“还可推迟五年,定在在万历十年”。在目前《金瓶梅》成书的嘉靖说、隆庆(包括嘉隆、隆万)说、万历说的三种主张中,可知是赞成万历说的。

成书时间的确定,可以帮助作者问题的解决。但梅文的上述论断不无问题,,原因在于历史考察的失实。今愿承其余绪,作一点探讨。


《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


一、请注意“八府”的地域概念


《金瓶梅》里的安忱并非历史实有的人物,但明廷为了治河,历朝都委派过大小官员主持此事却是事实。

《金瓶梅》的题材是从《水浒》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中敷演出来的,所以常常把情节牵挂到宋朝的历史上去。“载运花石”是宋徽宗时的历史,是桩遭后代唾骂的事。

《金瓶梅》说由于载运花石而“毁闸折坝”,借安忱之口作了谴责。在明代“毁闸折坝”,却主要是黄河肆虐的天灾带来的恶果,翻一翻《明史》即明了。

如《明史·河渠志》所载的一位河道官员所说,“黄河……淤塞河道,废坏闸座,阻隔泉流,冲广河身,为害亦大。”可以为证。

在明代的河工中亦有“公私困弊”的问题,这里暂不作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安忱所述的社会情况,确实是以某段历史为其背景的。

梅文注意了“南河南徙”的问题,但却把此处所说的“南河”定为“从泗州至清口这一段淮河”。

而“南徙”则“是指淮河原出清口东北经云梯关入海,改变为东南从运口到高堰倒灌运河和山阳及高宝诸湖”。这样一来,“南河南徙”造成的水患,就成为苏北淮河地区的问题了。细按安忱的话却并非如此。

安忱话中提到了“八府”。“八府”所指,(词话)本身已有交代,见于第六十五回“宋御史结豪请六黄”。

黄太尉驾临清河,“八府官”前来迎候。书中列出的“八府”是东昌府、东平府、兖州府、徐州府、济南府、青州府、登州府、莱州府。其中除徐州在洪武十四年已改为直隶州以外,包括了山东全部地方建制

徐州毗邻山东,在河患的问题上与山东息息相关,“八府”的范围实即整个山东。安忱所说的“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意在说山东地区所受河患之苦。

梅文“南河南徙”定在“淮安地区”,因此大大南移,出了山东地界,结果就成为南方邻省的淮河改道,倒灌更南面的里运河,而北方的山东人却遭了殃,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安忱明说“南河南徙”的结是“淤沙无水”,不是大水倒灌运河或浸漫陆地。由于史实的弄错,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乱。

《明史》


二.“南河”与“ 南河南徙”的真象


“南河”指哪一条河,梅文列了三种解释:一指北运河的南段,即“由瓜(州)、仪(征)达淮安”的一段运河。

这虽然也是见诸史书的一种提法,但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运河,不可能存在这里所说的“南徙”的问题,显然不会是指运河。

梅文的第二种解义为“指南河郎署所管辖地区”,这本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解释,但又被当作运河而否定了。

作者着重于第三种解义,即把“南河”确定在从泗州到清口这一段淮河”的位置,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混乱。

“河”字一义,是从特指黄河的古义发展而来的。历朝史书涉及全国范围,每仍用此古义,所以我们应首先注意黄河的问题。

这里的“南河”也是指改道以后的一条黄河水道。据《大清一统志》:“元时河(按此即指黄河)经徐州与泗水合,至宿迁县南(按属古泗州),又东经桃源县北,又经清河县南与淮水合。入淮处谓之清口(按本名泗口),自徐城东北至此皆古泗水,为河(黄河)所夺也”,所以这一段水流不属于淮河,而是黄河“夺泗入准”的一条水道。

在明代,它是黄河的一段,明代下游的黄河主干,是经过丰、沛、徐州至苏北的邳县、泗州而入淮再出海的一条水道。

《明史·河渠志》称:“黄河,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宋熙宁中始分趋东南。一合泗入准,一合济入海。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这是历史上黄河的一次大南徙。

此次南徙,开始于北宋熙宁年间。苏轼贬官徐州时有《河复》诗一首,前面的小序即记载了熙宁时黄河南侵的情况。小序说:

熙宁十年(1077)秋,河决澶渊,注巨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绝流,而济楚大被其害,彭城门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

这是一次大改道的开始。十二世纪末,金明昌时改道完成。此后,“合泗入淮”的一条,就成了黄河的主流,和我们今天在地图上所看到的流经济南,从渤海出海的一条黄河下游干道不同。黄河重所从北方出海的河道,已是晚清咸丰间再一次大改道的结果,此后,流经淮泗的一条河道,在近代地图上就被称为“废黄河”了

此和明代的情况正好相反。在明代,流经徐州的黄河是正河,而北流的一条叫“故道”。所以在明清的历史上有“南河”和“北河”的对称。但在明中叶以前,北河并未绝流,冲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明史·河渠志》载:

自正统十三年(1448)以来,河复故道,从黑洋山后经趋沙湾入海,但存小黄河从徐州出。随浚随塞,以是徐州以南不得饱水。

弘治十八年(1505)又有记载:

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趋。

这里把“南河”反称“故道”,因为对于明中叶的人来说.这条黄河干道,即从金明昌时代算起也已流了三百多年了。

大致说来,明朝从洪武开国到弘治时期,近一百二十年的时间,明朝的河患在于北决,即黄河冲入北流,河复故道,但故道实已淤阻,如此当必造成山东西北部的水灾,有时则是把运河的水带走,直接出海,阻断漕运。

如《明史》所说“河决而北,则大为漕忧”,令“徐州以南不得饱水”,南河“徐、吕二洪遂浅涩”。

这一时期明朝治河的重点在北部张秋、沙湾的决口地带.直到弘治七年(1494)负责河工的副都御史刘大夏分阶段大力整治。

采取了比较有效的办法,才控制住这一北决的长期困扰明廷的问题。庆贺之余,张秋也从此奉敕改名为“安平镇'。

张秋、沙湾的决口虽有了控制,但河南上游仍常有决口的河水朝山东冲来,所以到弘治中期至嘉靖末,河患的重点南移到南北二流间的属于山东西部的三角地带,这是明代河患的第二个时期。

这一时期虽仍有北决,但已不如前期严重,同时也开始了黄河的南徙。其河患的特点是三角地带河水泛滥,浸漫河湖,泥沙淤填,如嘉靖六年的一次泛滥,造成“沛地淤填七八里,粮艘不进”,漕运受到阻滞。

这一年,朝廷派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开始在昭阳湖东侧另开一条新河,以避黄河之害。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河重不如前期严重,在弘治至嘉靖初期能够“运舟通利者数十年”。

这时明廷的治河方针是一面“障河北徙”,一面“引水南流”,但北障南引的结果是加剧了黄河本已开始的南徙的进程。

南河南徙在弘治中已开始了。

据《河渠志》记载,开始是上游“与黄河别支会流,经宿州、睢宁,由宿迁小河口流入淮河”,出现了“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渐细,河道浅阻”的现象。

这是弘治十一年(1469)的事。此后情况愈益严重,“自嘉靖六年(1527)后,河流益南,其一由涡河直下长淮,而梁靖口、赵安寨二支各入清河,汇于新庄闸,遂灌里河……河淮既合,普之为沛县患者,今移淮安矣。”

所以才有梅文引天启《淮安府志》所谓“北河黄源入口”处的清口淤塞,形成“南河北超之势”。这是站在淮安的地理方位来称呼南北的,实际上这里的“北河”即是那条经过徐、沛的黄河干道,而这里的“南河”则指由“涡河直下长淮”、经过“南徒”形成的黄河新道。

“南河北超”是指由涡河入淮的河水流量超过了流经徐、沛的“正河”。

嘉靖十九年的一则记载是:“南河南徙 ,决野鸡冈(在河南睢县北),由涡河经亳州入淮。”

此时,河水“入徐、吕者亦仅十之二”。所以,从以上史料看,《金瓶梅》所说的“南河南徙”,是指明代弘治、嘉靖年间流经徐吕的黄河的改道,黄河下游的干道向山东以南的安徽、苏北转移。

此后,明代治河的重点也开始转向淮安地区。但已是隆庆至明末的七十余年的事,进入了明代代河患的第三个时期。

《金瓶梅》第六十八回所描述的黄河水患,正是明代河患第二个时期的嘉靖年间,山东地区发生的真实情况。

《大清一统志》


三、“新河”的开凿和得名的时间

明代在治理黄河,沟通漕运的过程中,开掘了许多新河渠,其著于史书而较重要的,可举出以下几条:

一、 在张秋、沙湾地带的一条 

《河渠一》:“(景泰四年)五月,大雷雨复决沙湾北岸,掣运河水入盐河,漕运尽阻。帝复命璞(工部尚书石璞)往,开凿一河,长三里,以避决口,上下通运河,而亦筑坝截之,令新河、运河俱可通舟。

二、分别在张秋和河南境内的二条 

《河渠一》:弘治七年十二月副都御史刘大夏奉命治河,“即(张秋)决口西南开(越)河三里许,使粮运可济……又浚孙家渡口,别凿新河七十余里,导使南行,由中牟、颖川东入淮。”

三、山东昭阳湖东岸一条 

开凿这条新河的建议,最早是由左都御史胡世宁于嘉靖七年(1528)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明中期处于北流故道(北河)和正河(南河)之间山东地区长期水患的问题。

这一建议,得到朝廷和许多河道官员的赞同。当即由总督河道右都御史盛应期负责此项工程。挖掘时间,“会旱灾修省,言者请罢新河之役。”

当时没有完工,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淤”。

奉命治河的工部尚书兼理河漕的朱衡力主继续开掘这条新河。经过了两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

《河渠三》记载说:“隆庆元年(1567)五月新河成,西去旧河三十里……新河自留城西北,经马家桥、西柳庄、满家桥、夏镇、杨庄、硃梅,利建七闸,至南阳闸合旧河,凡百四十里有奇。”

但据《朱衡传》的记载全长则为194里,这一测量可能比较精确。简单地说,新旧两河、以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为界,旧河在湖西,新河在湖东高阜地带,可免西来水患。这条运道,一直通行到清成丰年间黄河再次大改道。

四、三里沟新河:

《河集一》:“三里沟新河者,督清都御史应槚以先年(嘉靖三十年)开清河口通黄河之水以济运。”位置在淮泗交会处。

五、自邳县之泇口至宿迁的“通济新河” 

隆庆以后,南河南徙的结果,漕运的主要障碍也南移。运河、黄河“合泗入淮”的一段,成了治理的重点河段。

史书的说法是“清河至茶城,则黄河即运河也”。所以常常发生河决泛滥、漕运受阻的问题。治理过程中,一种主张是高筑两堤“防河之出”(防止河水决口)。

但这种办法虽经实践而未有根本成效,于是采纳了另一种“改浚一河以为漕计”的主张。经过努力,终于挖出了这条通济新河。“(天启)五年四月工成。运道从新河(通行),无刘口、磨儿庄诸险之患。”全长57里。

以上排列,反映了一个时间顺序,代表明代治河的重点逐渐向南推移的趋势,《金瓶梅》时常提到有个“新河口”的地方。

“出郊五十里,到了新河口”(第49回),在清河县南,可以从这里乘舟入运河。西门庆接送官员,夥计们下江南采办货物,都是从这里起程的。

这个新河口,靠近张秋和沙湾,应是早期开凿的河道。它虽是文学描写,但与现实基本符合。

以上还告诉我们,明代与漕运有关而开凿的新河不止于昭阳湖东的一条,要判断《金瓶梅》所写的属于哪条,需作必要的论证。

首先确定,它应是属于“八府”地区的三条,其中长度最长,沿河有许多城镇闸坝,可以按《金瓶梅》的说法,用“新河一带”来表述的,只有嘉靖七年盛应期开凿的一条。

此外,可以确证《金瓶梅》所说的是这一条新河,安忱的话,本身也提供了内证。

读者注意到他举到运河一线的许多城镇闸口,连南旺、沽头也提及了,却没有一处是属于全长一百九十余里的新河沿线的城镇,如南阳、鲁桥、夏镇、留城等,因为它以“新河一带”一笔带过了。此可证“新河”指的就是这段运河。

《金瓶梅词话》


四、安忱治河所反映的年代向题


朱衡续开新河竣工在隆庆元年(1567)。从盛应期开凿,到隆庆元年竣工.前后迁延了三十九年,那么,《金瓶梅》里提到这条“新河”,所反映的事件,应属于哪段时间呢?是不是必定要等新河竣工,即隆庆元年以后呢?

因为盛应期于嘉靖七年开凿新河,工程浩大,牵动了山东各州府的人力物力,当时已被称为“新河之役”。

虽然“工未及半”而停止,但新河及闸坝等水利设施,应已具雏形。直至三十余年后,朱衡于嘉靖四十四年前来为治河而视察的时候、发现“旧渠成陆”,但“故都御史盛应期所开新河,故迹尚在”,为了省工省力,所以才决定采取继续开凿原来那条新河的方案。

所以,一条长达一百数十里的“新河”与“新河一带'的地理概念,在朱衡重新动工以前必定已经产生了,而且安忱对西门庆所说的那段话本身也已提供了证明。

他说“新河一带”的阐坝,与前面所举的瓜州、南旺、沽头等地的水利设施一样。“皆毁坏废圯”。

兼之“南河南徙,淤沙无水”,这是盛应期所开新河旧有工程长期废弃搁置以后的现象,而朱衡续开此项工程,又“引鲇鱼、薛沙堵水入新渠,筑马家桥堤以遏飞云桥决口”,“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阳。”

新河凿成,“漕运乃大通”。隆庆时的这种情况不符合《金瓶梅》描写。《金瓶梅》反映的是嘉靖年间的事。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安忱一番话所捕写的是“南河南徒”以后, 山东西部地区的干早现象。

查《明史》山东虽然历遵河患,但自己至嘉靖初,还是有数十年运河畅通的时期,但南河南徒的趋势,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此可以嘉靖十三年都御史朱裳的话为代表。

他有条陈说:“河出鱼台,虽借以利漕,然未有数十年不变者也。一且他徙,则徐、沛必涸。宜大浚山东诸泉以汇于汶河,则徐、沛之渠不患干涸”。

但实际上这一后果当时已经显现出来了。接朱裳之任的总河副都御史刘天和就说得更直接,他说:“黄河自鱼、沛入漕河,运道通利者数十年,面淤塞河道,废坏闸座,阻隔泉流,冲广河身,为害亦大。今黄河即改冲,利去而害独存,宜浚鲁桥至徐州二百余里之淤塞。”

这是黄河南徙后,利去而害存的转变。所说的“废坏闸座”等等,几与《金瓶梅》里安忱的话完全相同。

从此,山东的治河方针也有所调整,从防河之溢改为引水灌河。具体有三大措施:

 一、首先是停止筑堤坝等防河外溢的措施。刘天和说:“鲁桥至沛县东堤,旧议筑石以御横流,今黄河既南徙,可不必筑。”

二、引黄河上游的水流回到北部原来的河水干道(南河)。嘉靖十六年冬总河副都御史于湛建议开“诸口上流四十里……入旧黄河(南河),截涡河水入河(也指南河)济洪(指徐、吕二洪)。”嘉靖十八年又有人提出从另一条路线“且灌徐、吕”的办法。

三、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有人提出了“浚山东诸泉以济运”的办法。

嘉靖十九年,“淤沙无水”的情况更为严重。“黄河南徒,决野鸡冈,由涡河经毫州入淮,旧河口俱塞……入徐、吕者亦仅十之二”,二洪干涸。当时督理河漕的王以旗还说昭阳湖(按应即为《金瓶梅)所说的“新河一带”)竟也“淤成高地,大非国初设湖之意”。

他提出的治理方案是:“黄河南徙,旧闸口俱塞,惟孙继一口独存。导河出徐州小浮桥,下徐、吕二洪,此济运之大者。”

黄河南徙在山东造成的上述灾害,一直延续到嘉靖二十一年,此后二十二至二十五年缺乏记载。大约属平年,无重大水旱灾害。二十六年以后大变,重又发生“河决曹县”,“河决徐州”,以至四十四年发生沛县大决口,“散漫湖坡,达于徐州,浩渺无际”的现象。大河由干涸重新出现决口和泛滥,不符合《金瓶梅》所说的情况,所以可以排除嘉靖二十一年以后的一段时期。

“河变极矣”,固然是黄河本身的特点,但也与这几年治河时着重引河北流不无关系。

从山东已有一条未竣工的“新河”后的嘉靖十三年(1534)至二十一年(1542),这正是《金瓶梅》六十八回安忱治河所反映的一段历史真实。九年中山东的情况和黄河的特点,与小说的描写完全吻合。

明代大臣  朱衡


五、对《金瓶梅》的成书与作者的推断

安忱治河反映的历史年代大致可以推定,由成书的上限,则应在盛应期开考新河,山东有了“新河”这一地理概念,也即嘉靖七年(1528)以后,其成书的下限,我们也可以推定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新河重新动工以前。

《金瓶梅》写安忱治河对山东河患的描述很真切,不是亲历其境难有如此感受,而且感慨万端,这是河患久治无效的反映。但安忱这个人物写得很特别,细心的读者必定发现,这个人不仅虎头蛇尾,而且红脸变成了白脸。

他奉朝廷圣命前来治河,向西门庆慷慨陈辞,说到“公私困弊之极”时颇带愤激。

说到“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似乎很同情百姓,后面发出“大覃神输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的感慨,流露了他对积弊之深的不满。

联系到前面,写他身中鼎甲,只因无辜受谗,使他丢了到手的状元,感到此人胸有才识,尚存正义。

他仕途受挫,又令人同情。此次奉命来山东,正如西门庆所说:“荣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略”。

他本应不辱使命,从小说来说,作者对他此任的结果,也应有个具体交代才合乎情理.遗憾的是没有,遍寻此后的章节,只是在第七十回“西门庆工完升级”一节,皇帝下的“奉迎神运”的诏书中敷行了几句,但也只是提到对于受“公私困弊”之扰的百姓要加以抚慰,“所毁闸坝”,着令“修理”之类,实际等于什么都还没有做。

读者期待了解的问题:安忱是怎样解决“南河南徙”以后,山东大面积千涸缺水的问题的?又,漕运是否通畅?

这些,小说却都未作交代。本来应庆祝河工告成,却变作一纸“奉迎神运”的奖励。

安忱的名字列在太师太尉等一大串官员之后,略附骥尾,着升一级。而这位升了一级的朝廷命官,却一为西门庆的座上常客,类似清客帮闲,无所事事,情节有头无属,物性格的发展缺乏内在的逻辑的合理性,这简直是一个令人百思不解的问题。

《词话》本确实存在许多语言和艺术上的缺憾,但像这样大的粗疏,似乎还有另一层原因。笔者怀疑,这一情节上的纸漏,似乎与成书的时间不无关系。

前面,笔者给《金瓶梅》的创作推定在嘉靖七年至嘉靖四十四年间的三十七年内,但一部小说的写作其实不会迁延如许时日。以其最合适的时间,当为嘉靖二十年(1542)至三十年(1551),即安忱所说山东的那种全面的河患行将结束时开始动笔。

约十年后辍笔。以“嘉靖说”中最受关注的两个人物李开先(1502-1568)和王世贞 (1528- 1590)二人来说,自然是李开先更为怡当。

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王世贞尚处于14岁至23岁的青少年,而李开先则已年近不惑,进而知命,以其山东的乡情,仕宦阅历,都是非他莫属的。

嘉靖二十年,李开先恰好罢职回乡,在山东章丘闲居。此后的一段时间,是 他创作的旺盛时期,传奇《宝剑记》等都撰作于这一时期内。

他在这一时期筹划和创作《金瓶梅》自有极大的可能。但也可能有人要问,他逝世于隆庆二年(1568),身居山东,耳闻目睹家乡发生的事,身受山东发生的干旱缺水之苦,写到了安忱奉命前来治河,为什么不给他一个结局?为何不把作者自己逝世前完成的新河工程(他完全知道这项大工程,见后),这一项百姓们额手称庆的事反映到里面去呢?

原因就在于此前他已完稿或辍笔,至少安忱的故事,他已写出来了。其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

因新河工程重新开工于嘉四十四年,按工于隆庆元年,这已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卜键《李开先年表》说他“是年秋,脾病大作,卧床不起”,自然已无力动笔。

即使他不染此沉疴,《金瓶梅词话》地也已成稿,改动非易。但他身居山东,关心家乡频年的河患和天灾,有他的《闲居集》首卷第一首四言古诗为证。

诗题《大河久旱而雨,志喜也……》就表达了他的这种感情,兹录首二章于下,

大河涓涓,高山童童,道多渴死,民乃困穷。谁知离乱,即于我躬。

大江之南,太行这东。久遭金革,旱当蕴隆。三年于兹,千里其同。

“三年于兹,千里其同”,是说干旱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确实是令人震惊的。早则由于缺雨,但诗题作“大河久旱”,久旱,干涸缺水也。

作为下游的黄河,达到这样的程度,必定还需具备另一个条件,即上流断源的问题,不然滔滔黄河必不致于变为“涓涓”细流的,这正是李开先罢职回乡以后,“南河南徙”,山东河水干涸的实际情况。

加上诗中说的,“道多渴死,民乃困穷”,可知灾情的严重。这些,都使我们联想到《金瓶梅》里安忱说的“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一类话。

李开先关心家乡的河漕问题,也注意到了朱衡的新河工程.他的《闲居集》所收.他晚年写的《贺长山尹冯通山荣膺河道奖励序》 文,就是有关这一工程的。文章开始即说:

漕运犹人身之血脉,必血脉贯通,而后五官六府、各宣其能,元气可保无虞。岁在乙丑,沛县以南数百里,俱为巨浸。漕运阻塞,血脉停凝,识者咸有元气之虑。

朝议推择一二大臣上请,乃以镇山朱尚书总理,印川潘中丞分理焉。士人皆谓“通里河可以济运”。两公上下相度……旧河似难开浚,而白洋浅一带尚可施工。

这是一篇应人之请写的贺文,祝贺长山县尹冯通山在河工中荣膺褒奖。他借此发表了对漕运问题的看法。乙丑为嘉靖四十四年,文中的朱镇山就是当时任工部尚书兼理河漕的朱衡。

可知李开先晚年,备悉当年发生的山东西部的黄河决口和朱衡续开新河的事。

但《金瓶梅》如果是他写的,而他竟未能反映到小说中,也并不奇怪,因为小说可能此前已经完稿,或者因为年事已高而辍,无法或无力再对一部已完成的大著作改笔,这一情况,在《闲居集》里也可以找到证明。 

《闲居集》


涉及朱衡其人,李开先还有《巡抚朱镇山祠堂记》一文。

这是应乡人之约,为朱衡建立生祠写的应酬文章。文中备列他为官业绩,但对他完成“新河”的壮举却只字未提。

原来朱衡“今方五十四”,他享年七十三,人还健在,写在续开新河工程的前一年,此和《金瓶梅》写安忱治河虎头蛇尾没有结局的情况类似。

《金瓶梅》同样写在朱衡完成新河工程以前,如果换一位晚于李开先的作者来写,一项堪称壮举的新河工程已经完成,《河渠志》所说新河一带的马家桥,西柳庄等七座闸口已不是处在“毁坏废圯”之中,而是漕运畅通,那么,安忱治河就必然会有个不辱使命的交代,这个人物也可能就不致于如此无聊了,这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注释

①《<金瓶梅>成书的上限》《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一集,成都出版社,1991年,下同。

②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本《金瓶梅词话》,事见68回。梅文注云用日本大安株式会社1963年版本,事在第66回,应为68回之误。

③见《明史·河渠一》。以下不注明出处的引文俱见《明史·河渠志》。

④见《明史·地理志》其中的东平原为府,后降为州,隶于济南府。

⑤《大清一统志》六十四“淮安府”。

⑥见《明史》河渠志和朱衡传。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同。

⑦卜健《<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⑧路工辑校《李开先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

⑨卜健《<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提出《金瓶梅》可能是李开先的一部未完成稿,有年高辍笔或无力修改初稿的可能

 
文章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载于《金瓶梅研究(第五辑)》,辽沈书社,1994年版。转发请注明。

(数据采集  锁菲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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