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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不是历史，但小说反映时代，其中不免有作家的某些经历或历史事件的渗入。我国古代小说中这类情况尤多，因此常常能给研究某些问题提供信息。 梅节先生据《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八回写安忱治河的一段文字推断《词话》的成书年代①，予人以启发。 《金瓶梅》一书写西门庆勾结官府，经商到致富，奢靡作乐。整个社会也是一片繁华富足，很少写到民生疾苦。 实际上明代的山东河患频仍，天灾人祸不断。安忱以水司郎中的身份衔命前来山东治河，是当时历史的反映。 小说中西门庆恭维这位新科进士“荣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略，河治之功，天下所仰”。这时，安忱有这样一段回答: 今又承命修理河道，况(当)此民穷财尽之时，前者皇船载运花石，毁闸折坝，所过倒悬，公私困弊之极；而今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一带，皆毁坏废北(圯)，南河南徒，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发弊之甚。又兼贼盗梗阻，财用匮乏，大覃神输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② 梅文据以判断《词话》的成书“必在嘉靖以后，其上限不能早于万历五年八月，可作定论”，甚至“还可推迟五年，定在在万历十年”。在目前《金瓶梅》成书的嘉靖说、隆庆(包括嘉隆、隆万)说、万历说的三种主张中，可知是赞成万历说的。 成书时间的确定，可以帮助作者问题的解决。但梅文的上述论断不无问题，，原因在于历史考察的失实。今愿承其余绪，作一点探讨。  《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 一、请注意“八府”的地域概念 《金瓶梅》里的安忱并非历史实有的人物，但明廷为了治河，历朝都委派过大小官员主持此事却是事实。 《金瓶梅》的题材是从《水浒》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中敷演出来的，所以常常把情节牵挂到宋朝的历史上去。“载运花石”是宋徽宗时的历史，是桩遭后代唾骂的事。 《金瓶梅》说由于载运花石而“毁闸折坝”，借安忱之口作了谴责。在明代“毁闸折坝”，却主要是黄河肆虐的天灾带来的恶果，翻一翻《明史》即明了。 如《明史·河渠志》所载的一位河道官员所说，“黄河……淤塞河道，废坏闸座，阻隔泉流，冲广河身，为害亦大。”③可以为证。 在明代的河工中亦有“公私困弊”的问题，这里暂不作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安忱所述的社会情况，确实是以某段历史为其背景的。 梅文注意了“南河南徙”的问题，但却把此处所说的“南河”定为“从泗州至清口这一段淮河”。 而“南徙”则“是指淮河原出清口东北经云梯关入海，改变为东南从运口到高堰倒灌运河和山阳及高宝诸湖”。这样一来，“南河南徙”造成的水患，就成为苏北淮河地区的问题了。细按安忱的话却并非如此。 安忱话中提到了“八府”。“八府”所指，(词话)本身已有交代，见于第六十五回“宋御史结豪请六黄”。 黄太尉驾临清河，“八府官”前来迎候。书中列出的“八府”是东昌府、东平府、兖州府、徐州府、济南府、青州府、登州府、莱州府。其中除徐州在洪武十四年已改为直隶州以外，包括了山东全部地方建制④。 徐州毗邻山东，在河患的问题上与山东息息相关，“八府”的范围实即整个山东。安忱所说的“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意在说山东地区所受河患之苦。 梅文“南河南徙”定在“淮安地区”，因此大大南移，出了山东地界，结果就成为南方邻省的淮河改道，倒灌更南面的里运河，而北方的山东人却遭了殃，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安忱明说“南河南徙”的结是“淤沙无水”，不是大水倒灌运河或浸漫陆地。由于史实的弄错，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乱。  《明史》 二．“南河”与“ 南河南徙”的真象 “南河”指哪一条河，梅文列了三种解释:一指北运河的南段，即“由瓜(州)、仪(征)达淮安”的一段运河。 这虽然也是见诸史书的一种提法，但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运河，不可能存在这里所说的“南徙”的问题，显然不会是指运河。 梅文的第二种解义为“指南河郎署所管辖地区”，这本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解释，但又被当作运河而否定了。 作者着重于第三种解义，即把“南河”确定在从泗州到清口这一段淮河”的位置，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混乱。 “河”字一义，是从特指黄河的古义发展而来的。历朝史书涉及全国范围，每仍用此古义，所以我们应首先注意黄河的问题。 这里的“南河”也是指改道以后的一条黄河水道。据《大清一统志》:“元时河(按此即指黄河)经徐州与泗水合，至宿迁县南(按属古泗州)，又东经桃源县北，又经清河县南与淮水合。入淮处谓之清口(按本名泗口)，自徐城东北至此皆古泗水，为河(黄河)所夺也”⑤，所以这一段水流不属于淮河，而是黄河“夺泗入准”的一条水道。 在明代，它是黄河的一段，明代下游的黄河主干，是经过丰、沛、徐州至苏北的邳县、泗州而入淮再出海的一条水道。 《明史·河渠志》称:“黄河，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宋熙宁中始分趋东南。一合泗入准，一合济入海。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这是历史上黄河的一次大南徙。 此次南徙，开始于北宋熙宁年间。苏轼贬官徐州时有《河复》诗一首，前面的小序即记载了熙宁时黄河南侵的情况。小序说： 熙宁十年(1077)秋，河决澶渊，注巨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绝流，而济楚大被其害，彭城门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 这是一次大改道的开始。十二世纪末，金明昌时改道完成。此后，“合泗入淮”的一条，就成了黄河的主流，和我们今天在地图上所看到的流经济南，从渤海出海的一条黄河下游干道不同。黄河重所从北方出海的河道，已是晚清咸丰间再一次大改道的结果，此后，流经淮泗的一条河道，在近代地图上就被称为“废黄河”了。 此和明代的情况正好相反。在明代，流经徐州的黄河是正河，而北流的一条叫“故道”。所以在明清的历史上有“南河”和“北河”的对称。但在明中叶以前，北河并未绝流，冲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明史·河渠志》载: 自正统十三年(1448)以来，河复故道，从黑洋山后经趋沙湾入海，但存小黄河从徐州出。随浚随塞，以是徐州以南不得饱水。 弘治十八年(1505)又有记载: 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趋。 这里把“南河”反称“故道”，因为对于明中叶的人来说.这条黄河干道，即从金明昌时代算起也已流了三百多年了。 大致说来，明朝从洪武开国到弘治时期，近一百二十年的时间，明朝的河患在于北决，即黄河冲入北流，河复故道，但故道实已淤阻，如此当必造成山东西北部的水灾，有时则是把运河的水带走，直接出海，阻断漕运。 如《明史》所说“河决而北，则大为漕忧”，令“徐州以南不得饱水”，南河“徐、吕二洪遂浅涩”。 这一时期明朝治河的重点在北部张秋、沙湾的决口地带.直到弘治七年(1494)负责河工的副都御史刘大夏分阶段大力整治。 采取了比较有效的办法，才控制住这一北决的长期困扰明廷的问题。庆贺之余，张秋也从此奉敕改名为“安平镇'。 张秋、沙湾的决口虽有了控制，但河南上游仍常有决口的河水朝山东冲来，所以到弘治中期至嘉靖末，河患的重点南移到南北二流间的属于山东西部的三角地带，这是明代河患的第二个时期。 这一时期虽仍有北决，但已不如前期严重，同时也开始了黄河的南徙。其河患的特点是三角地带河水泛滥，浸漫河湖，泥沙淤填，如嘉靖六年的一次泛滥，造成“沛地淤填七八里，粮艘不进”，漕运受到阻滞。 这一年，朝廷派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开始在昭阳湖东侧另开一条新河，以避黄河之害。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河重不如前期严重，在弘治至嘉靖初期能够“运舟通利者数十年”。 这时明廷的治河方针是一面“障河北徙”，一面“引水南流”，但北障南引的结果是加剧了黄河本已开始的南徙的进程。 南河南徙在弘治中已开始了。 据《河渠志》记载，开始是上游“与黄河别支会流，经宿州、睢宁，由宿迁小河口流入淮河”，出现了“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渐细，河道浅阻”的现象。 这是弘治十一年(1469)的事。此后情况愈益严重，“自嘉靖六年(1527)后，河流益南，其一由涡河直下长淮，而梁靖口、赵安寨二支各入清河，汇于新庄闸，遂灌里河……河淮既合，普之为沛县患者，今移淮安矣。” 所以才有梅文引天启《淮安府志》所谓“北河黄源入口”处的清口淤塞，形成“南河北超之势”。这是站在淮安的地理方位来称呼南北的，实际上这里的“北河”即是那条经过徐、沛的黄河干道，而这里的“南河”则指由“涡河直下长淮”、经过“南徒”形成的黄河新道。 “南河北超”是指由涡河入淮的河水流量超过了流经徐、沛的“正河”。 嘉靖十九年的一则记载是:“南河南徙 ，决野鸡冈(在河南睢县北)，由涡河经亳州入淮。” 此时，河水“入徐、吕者亦仅十之二”。所以，从以上史料看，《金瓶梅》所说的“南河南徙”，是指明代弘治、嘉靖年间流经徐吕的黄河的改道，黄河下游的干道向山东以南的安徽、苏北转移。 此后，明代治河的重点也开始转向淮安地区。但已是隆庆至明末的七十余年的事，进入了明代代河患的第三个时期。 《金瓶梅》第六十八回所描述的黄河水患，正是明代河患第二个时期的嘉靖年间，山东地区发生的真实情况。  《大清一统志》 三、“新河”的开凿和得名的时间 明代在治理黄河，沟通漕运的过程中，开掘了许多新河渠，其著于史书而较重要的，可举出以下几条: 《河渠一》：“（景泰四年)五月，大雷雨复决沙湾北岸，掣运河水入盐河，漕运尽阻。帝复命璞(工部尚书石璞)往，开凿一河，长三里，以避决口，上下通运河，而亦筑坝截之，令新河、运河俱可通舟。 《河渠一》:弘治七年十二月副都御史刘大夏奉命治河，“即(张秋)决口西南开(越)河三里许，使粮运可济……又浚孙家渡口，别凿新河七十余里，导使南行，由中牟、颖川东入淮。” 开凿这条新河的建议，最早是由左都御史胡世宁于嘉靖七年(1528)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明中期处于北流故道(北河)和正河(南河)之间山东地区长期水患的问题。 这一建议，得到朝廷和许多河道官员的赞同。当即由总督河道右都御史盛应期负责此项工程。挖掘时间，“会旱灾修省，言者请罢新河之役。” 当时没有完工，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淤”。 奉命治河的工部尚书兼理河漕的朱衡力主继续开掘这条新河。经过了两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 《河渠三》记载说:“隆庆元年(1567)五月新河成，西去旧河三十里……新河自留城西北，经马家桥、西柳庄、满家桥、夏镇、杨庄、硃梅，利建七闸，至南阳闸合旧河，凡百四十里有奇。” 但据《朱衡传》的记载全长则为194里，这一测量可能比较精确。简单地说，新旧两河、以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为界，旧河在湖西，新河在湖东高阜地带，可免西来水患。这条运道，一直通行到清成丰年间黄河再次大改道。 《河集一》:“三里沟新河者，督清都御史应槚以先年(嘉靖三十年)开清河口通黄河之水以济运。”位置在淮泗交会处。 隆庆以后，南河南徙的结果，漕运的主要障碍也南移。运河、黄河“合泗入淮”的一段，成了治理的重点河段。 史书的说法是“清河至茶城，则黄河即运河也”。所以常常发生河决泛滥、漕运受阻的问题。治理过程中，一种主张是高筑两堤“防河之出”(防止河水决口)。 但这种办法虽经实践而未有根本成效，于是采纳了另一种“改浚一河以为漕计”的主张。经过努力，终于挖出了这条通济新河。“(天启)五年四月工成。运道从新河(通行)，无刘口、磨儿庄诸险之患。”全长57里。 以上排列，反映了一个时间顺序，代表明代治河的重点逐渐向南推移的趋势，《金瓶梅》时常提到有个“新河口”的地方。 “出郊五十里，到了新河口”(第49回)，在清河县南，可以从这里乘舟入运河。西门庆接送官员，夥计们下江南采办货物，都是从这里起程的。 这个新河口，靠近张秋和沙湾，应是早期开凿的河道。它虽是文学描写，但与现实基本符合。 以上还告诉我们，明代与漕运有关而开凿的新河不止于昭阳湖东的一条，要判断《金瓶梅》所写的属于哪条，需作必要的论证。 首先确定，它应是属于“八府”地区的三条，其中长度最长，沿河有许多城镇闸坝，可以按《金瓶梅》的说法，用“新河一带”来表述的，只有嘉靖七年盛应期开凿的一条。 此外，可以确证《金瓶梅》所说的是这一条新河，安忱的话，本身也提供了内证。 读者注意到他举到运河一线的许多城镇闸口，连南旺、沽头也提及了，却没有一处是属于全长一百九十余里的新河沿线的城镇，如南阳、鲁桥、夏镇、留城等，因为它以“新河一带”一笔带过了。此可证“新河”指的就是这段运河。  《金瓶梅词话》 四、安忱治河所反映的年代向题 朱衡续开新河竣工在隆庆元年(1567)。从盛应期开凿，到隆庆元年竣工.前后迁延了三十九年，那么，《金瓶梅》里提到这条“新河”，所反映的事件，应属于哪段时间呢?是不是必定要等新河竣工，即隆庆元年以后呢? 因为盛应期于嘉靖七年开凿新河，工程浩大，牵动了山东各州府的人力物力，当时已被称为“新河之役”。 虽然“工未及半”而停止，但新河及闸坝等水利设施，应已具雏形。直至三十余年后，朱衡于嘉靖四十四年前来为治河而视察的时候、发现“旧渠成陆”，但“故都御史盛应期所开新河，故迹尚在”，为了省工省力，所以才决定采取继续开凿原来那条新河的方案。 所以，一条长达一百数十里的“新河”与“新河一带'的地理概念，在朱衡重新动工以前必定已经产生了，而且安忱对西门庆所说的那段话本身也已提供了证明。 他说“新河一带”的阐坝，与前面所举的瓜州、南旺、沽头等地的水利设施一样。“皆毁坏废圯”。 兼之“南河南徙，淤沙无水”，这是盛应期所开新河旧有工程长期废弃搁置以后的现象，而朱衡续开此项工程，又“引鲇鱼、薛沙堵水入新渠，筑马家桥堤以遏飞云桥决口”，“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阳。”⑥ 新河凿成，“漕运乃大通”。隆庆时的这种情况不符合《金瓶梅》描写。《金瓶梅》反映的是嘉靖年间的事。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安忱一番话所捕写的是“南河南徒”以后， 山东西部地区的干早现象。 查《明史》山东虽然历遵河患，但自己至嘉靖初，还是有数十年运河畅通的时期，但南河南徒的趋势，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此可以嘉靖十三年都御史朱裳的话为代表。 他有条陈说:“河出鱼台，虽借以利漕，然未有数十年不变者也。一且他徙，则徐、沛必涸。宜大浚山东诸泉以汇于汶河，则徐、沛之渠不患干涸”。 但实际上这一后果当时已经显现出来了。接朱裳之任的总河副都御史刘天和就说得更直接，他说:“黄河自鱼、沛入漕河，运道通利者数十年，面淤塞河道，废坏闸座，阻隔泉流，冲广河身，为害亦大。今黄河即改冲，利去而害独存，宜浚鲁桥至徐州二百余里之淤塞。” 这是黄河南徙后，利去而害存的转变。所说的“废坏闸座”等等，几与《金瓶梅》里安忱的话完全相同。 从此，山东的治河方针也有所调整，从防河之溢改为引水灌河。具体有三大措施: 一、首先是停止筑堤坝等防河外溢的措施。刘天和说:“鲁桥至沛县东堤，旧议筑石以御横流，今黄河既南徙，可不必筑。” 二、引黄河上游的水流回到北部原来的河水干道(南河)。嘉靖十六年冬总河副都御史于湛建议开“诸口上流四十里……入旧黄河(南河)，截涡河水入河(也指南河)济洪(指徐、吕二洪)。”嘉靖十八年又有人提出从另一条路线“且灌徐、吕”的办法。 三、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有人提出了“浚山东诸泉以济运”的办法。 嘉靖十九年，“淤沙无水”的情况更为严重。“黄河南徒，决野鸡冈，由涡河经毫州入淮，旧河口俱塞……入徐、吕者亦仅十之二”，二洪干涸。当时督理河漕的王以旗还说昭阳湖(按应即为《金瓶梅)所说的“新河一带”）竟也“淤成高地，大非国初设湖之意”。 他提出的治理方案是:“黄河南徙，旧闸口俱塞，惟孙继一口独存。导河出徐州小浮桥，下徐、吕二洪，此济运之大者。” 黄河南徙在山东造成的上述灾害，一直延续到嘉靖二十一年，此后二十二至二十五年缺乏记载。大约属平年，无重大水旱灾害。二十六年以后大变，重又发生“河决曹县”，“河决徐州”，以至四十四年发生沛县大决口，“散漫湖坡，达于徐州，浩渺无际”的现象。大河由干涸重新出现决口和泛滥，不符合《金瓶梅》所说的情况，所以可以排除嘉靖二十一年以后的一段时期。 “河变极矣”，固然是黄河本身的特点，但也与这几年治河时着重引河北流不无关系。 从山东已有一条未竣工的“新河”后的嘉靖十三年(1534)至二十一年(1542)，这正是《金瓶梅》六十八回安忱治河所反映的一段历史真实。九年中山东的情况和黄河的特点，与小说的描写完全吻合。  明代大臣 朱衡 五、对《金瓶梅》的成书与作者的推断 安忱治河反映的历史年代大致可以推定，由成书的上限，则应在盛应期开考新河，山东有了“新河”这一地理概念，也即嘉靖七年(1528)以后，其成书的下限，我们也可以推定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新河重新动工以前。 《金瓶梅》写安忱治河对山东河患的描述很真切，不是亲历其境难有如此感受，而且感慨万端，这是河患久治无效的反映。但安忱这个人物写得很特别，细心的读者必定发现，这个人不仅虎头蛇尾，而且红脸变成了白脸。 他奉朝廷圣命前来治河，向西门庆慷慨陈辞，说到“公私困弊之极”时颇带愤激。 说到“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似乎很同情百姓，后面发出“大覃神输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的感慨，流露了他对积弊之深的不满。 联系到前面，写他身中鼎甲，只因无辜受谗，使他丢了到手的状元，感到此人胸有才识，尚存正义。 他仕途受挫，又令人同情。此次奉命来山东，正如西门庆所说:“荣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略”。 他本应不辱使命，从小说来说，作者对他此任的结果，也应有个具体交代才合乎情理.遗憾的是没有，遍寻此后的章节，只是在第七十回“西门庆工完升级”一节，皇帝下的“奉迎神运”的诏书中敷行了几句，但也只是提到对于受“公私困弊”之扰的百姓要加以抚慰，“所毁闸坝”，着令“修理”之类，实际等于什么都还没有做。 读者期待了解的问题:安忱是怎样解决“南河南徙”以后，山东大面积千涸缺水的问题的?又，漕运是否通畅? 这些，小说却都未作交代。本来应庆祝河工告成，却变作一纸“奉迎神运”的奖励。 安忱的名字列在太师太尉等一大串官员之后，略附骥尾，着升一级。而这位升了一级的朝廷命官，却一为西门庆的座上常客，类似清客帮闲，无所事事，情节有头无属，物性格的发展缺乏内在的逻辑的合理性，这简直是一个令人百思不解的问题。 《词话》本确实存在许多语言和艺术上的缺憾，但像这样大的粗疏，似乎还有另一层原因。笔者怀疑，这一情节上的纸漏，似乎与成书的时间不无关系。 前面，笔者给《金瓶梅》的创作推定在嘉靖七年至嘉靖四十四年间的三十七年内，但一部小说的写作其实不会迁延如许时日。以其最合适的时间，当为嘉靖二十年(1542)至三十年(1551)，即安忱所说山东的那种全面的河患行将结束时开始动笔。 约十年后辍笔。以“嘉靖说”中最受关注的两个人物李开先(1502-1568)和王世贞 (1528- 1590)二人来说，自然是李开先更为怡当。 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王世贞尚处于14岁至23岁的青少年，而李开先则已年近不惑，进而知命，以其山东的乡情，仕宦阅历，都是非他莫属的。 嘉靖二十年，李开先恰好罢职回乡，在山东章丘闲居。此后的一段时间，是 他创作的旺盛时期，传奇《宝剑记》等都撰作于这一时期内。 他在这一时期筹划和创作《金瓶梅》自有极大的可能。但也可能有人要问，他逝世于隆庆二年(1568)，身居山东，耳闻目睹家乡发生的事，身受山东发生的干旱缺水之苦，写到了安忱奉命前来治河，为什么不给他一个结局?为何不把作者自己逝世前完成的新河工程(他完全知道这项大工程，见后)，这一项百姓们额手称庆的事反映到里面去呢？ 原因就在于此前他已完稿或辍笔，至少安忱的故事，他已写出来了。其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 因新河工程重新开工于嘉四十四年，按工于隆庆元年，这已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卜键《李开先年表》说他“是年秋，脾病大作，卧床不起”⑦，自然已无力动笔。 即使他不染此沉疴，《金瓶梅词话》地也已成稿，改动非易。但他身居山东，关心家乡频年的河患和天灾，有他的《闲居集》首卷第一首四言古诗为证。 诗题《大河久旱而雨，志喜也……》就表达了他的这种感情，兹录首二章于下， 大河涓涓，高山童童，道多渴死，民乃困穷。谁知离乱，即于我躬。 大江之南，太行这东。久遭金革，旱当蕴隆。三年于兹，千里其同。 “三年于兹，千里其同”，是说干旱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确实是令人震惊的。早则由于缺雨，但诗题作“大河久旱”，久旱，干涸缺水也。 作为下游的黄河，达到这样的程度，必定还需具备另一个条件，即上流断源的问题，不然滔滔黄河必不致于变为“涓涓”细流的，这正是李开先罢职回乡以后，“南河南徙”，山东河水干涸的实际情况。 加上诗中说的，“道多渴死，民乃困穷”，可知灾情的严重。这些，都使我们联想到《金瓶梅》里安忱说的“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一类话。 李开先关心家乡的河漕问题，也注意到了朱衡的新河工程.他的《闲居集》所收.他晚年写的《贺长山尹冯通山荣膺河道奖励序》 文，就是有关这一工程的。文章开始即说: 漕运犹人身之血脉，必血脉贯通，而后五官六府、各宣其能，元气可保无虞。岁在乙丑，沛县以南数百里，俱为巨浸。漕运阻塞，血脉停凝，识者咸有元气之虑。 朝议推择一二大臣上请，乃以镇山朱尚书总理，印川潘中丞分理焉。士人皆谓“通里河可以济运”。两公上下相度……旧河似难开浚，而白洋浅一带尚可施工。⑧ 这是一篇应人之请写的贺文，祝贺长山县尹冯通山在河工中荣膺褒奖。他借此发表了对漕运问题的看法。乙丑为嘉靖四十四年，文中的朱镇山就是当时任工部尚书兼理河漕的朱衡。 可知李开先晚年，备悉当年发生的山东西部的黄河决口和朱衡续开新河的事。 但《金瓶梅》如果是他写的，而他竟未能反映到小说中，也并不奇怪，因为小说可能此前已经完稿，或者因为年事已高而辍⑨，无法或无力再对一部已完成的大著作改笔，这一情况，在《闲居集》里也可以找到证明。  《闲居集》 涉及朱衡其人，李开先还有《巡抚朱镇山祠堂记》一文。 这是应乡人之约，为朱衡建立生祠写的应酬文章。文中备列他为官业绩，但对他完成“新河”的壮举却只字未提。 原来朱衡“今方五十四”，他享年七十三，人还健在，写在续开新河工程的前一年，此和《金瓶梅》写安忱治河虎头蛇尾没有结局的情况类似。 《金瓶梅》同样写在朱衡完成新河工程以前，如果换一位晚于李开先的作者来写，一项堪称壮举的新河工程已经完成，《河渠志》所说新河一带的马家桥，西柳庄等七座闸口已不是处在“毁坏废圯”之中，而是漕运畅通，那么，安忱治河就必然会有个不辱使命的交代，这个人物也可能就不致于如此无聊了，这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注释： ①《<金瓶梅>成书的上限》《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一集，成都出版社，1991年，下同。 ②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本《金瓶梅词话》，事见68回。梅文注云用日本大安株式会社1963年版本，事在第66回，应为68回之误。 ③见《明史·河渠一》。以下不注明出处的引文俱见《明史·河渠志》。 ④见《明史·地理志》其中的东平原为府，后降为州，隶于济南府。 ⑤《大清一统志》六十四“淮安府”。 ⑥见《明史》河渠志和朱衡传。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同。 ⑦卜健《<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⑧路工辑校《李开先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 ⑨卜健《<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提出《金瓶梅》可能是李开先的一部未完成稿，有年高辍笔或无力修改初稿的可能。  （数据采集 锁菲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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