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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第六十八回写安进士谈到承命修理河道，他报怨任务艰难，在说到运河十二个码头“皆毁坏废圮”后，又说到“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原来“清河”段运河“淤沙无水”是因为“南河南徙”的缘故。南河在哪里？“南河南徙”为什么会造成运河“淤沙无水”呢？ 
作者生怕读者不知南河是何处，第六十九回就有意写到：西门庆差人“即去南河”，“往怀庆府……打听消息去”。可见，怀庆府就在南河附近。怀庆府即今河南沁阳一带，它紧靠黄河，附近没有别的河，可见书中所说的“南河”只能是黄河，“南河南徙”就是“黄河南徙”，任何其他解释都不能符合作者自己所写的这一注释。何况《金瓶梅》作者把黄河称作南河是有根据的，潼关以下由西向东流的这段黄河自古即称“南河”（参见《辞海》“南河”条）。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黄河在徐州流入运河，黄河南徙只能造成徐州运河淤沙无水，不可能造成清河、临清附近的运河淤沙无水.也不可能造成其他地方的运河淤沙无水。明朝总河尚书朱衡早就说过：“河出境山（按：徐州北境之山）以北，则闸河（按：指山东运河）淤；出徐州以南，则二洪（按：即徐州洪和吕梁洪）涸；惟出境山至小浮桥四十余里间，乃两利而无害。”（《明史》卷八十三）通常，不论黄河在小浮桥（紧靠徐州城）或新河口（按：在徐州城东北角约五十里，属徐州境）流入运河，都是在境山至小浮桥之间，均对运河无害。 
一旦黄河南徙，则徐州段运河势必淤沙无水，运河的其他段没有此等特征。这说明作者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借黄河南徙的事件来表明他所写的“清河”是徐州。据《明史》记载，嘉靖十九年（1540年）曾发生过一次“黄河南徙”，但不到一年黄河即归故道，不算什么“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的大问题；而且《金瓶梅》所写到的、与安郎中上述谈话有关的花石事件中的凌云翼、黄甲、赵讷等，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都未中进士，更重要的是《金瓶梅》十余次写到的“新河口”建成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金瓶梅》所写的黄河南徙事件只能发生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之后才对，显然不是嘉靖十九年（1540年）这一次。 
另一次黄河南徙发生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秋，持续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长达十年之久。明政府虽采取各种措施，运河只能时通时断，徐州段运河“淤沙无水”的严重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明政府为此几次撤换漕运尚书，治河尚书刘东星为此忧瘁而死，真可谓“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的大问题。这次黄河南徙，黄河在徐州以南宿迁附近流入运河，果然使徐州二洪及徐邳段运河严重干涸。 
据《明史》卷八十四记载，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四月，河复决黄烟口，溢夏邑、永城，由宿州符离桥出宿迁新河口入大河。”“二洪告涸，运道阻塞。”卷八十五载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后“河大势南徙，二洪漕屡涸”。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邳间三百里，河水尺余，粮艘阻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更为严重，“全河尽南注。河身变为平沙，商贾舟胶沙上”。 
《金瓶梅》的描写与上述历史记载相符。事件持续时间很长，《金瓶梅》的有关描写相应时间也很长。从第六十五回开始写“河中没水.起八郡民夫牵挽”，直到第一百回末，写爱姐在徐州郊外碰到其二叔（在徐州作“挑河夫子”），二人同去湖州寻找亲人，“那爱姐本来娇嫩，弓鞋又小…，将到淮安上船”。爱姐本来娇嫩，弓鞋又小，为什么不在徐州上船，而要将到淮安上船呢？ 
这种写法表明徐邳间运河严重无水，正如上述《明史》所记载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情形，连小船也不通，由徐州出发的爱姐才不得不将到淮安上船。可见第一百回所记爱姐“将到淮安上船”一事反映的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徐州段运河“淤沙无水”的历史，这就为《金瓶梅》结束写作的年代提供了证明，它只能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之后，但是也不会拖得太久，因为作者有意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作为《金瓶梅》写作结束年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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