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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出门喝了场喜酒，一侄辈结婚。因为去得有点晚，入席时恰好和一群在校大学生坐了一桌。小伙子们酒喝得都挺节制，气氛却搞得挺热闹。 当然，男生沾上酒以后，不聊天下大事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不一会话题就倒向了疫情。 一名学生会干部豪气干云：发现两例确诊，一声令下，全城封闭、核酸……这阵势，这凝聚力，全世界也就我们能做到了…… 其他同学随声附合：是啊，据说现在从外面飞回来的，下飞机就要隔离52天了。也就我们有这气魄，再没有哪个锅能为了清零而不惜代价了。 观点达成一致后，大家举杯喝酒，放下酒杯时我问了一句，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两个人在路上擦肩而过都有可能会被感染、甚至于“时空伴随”，而核酸或打针时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却向来都相安无事吗？ 趁他们愣神的工夫我又提出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有，所有的确诊或疑似基本都是在飞机和动车或者出租车上发现的，而人员更密集、防护更松散的绿皮火车和公交车上我却没看到有媒体报道过相关的传播。 同时，最早时做一次核酸好像是120，而现在做一次核酸只需要十来块钱，甚至有的地方已经降到了8块…… 学生们问我：为什么？ 我：我也不知道，你们需要自己去想。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也最好不要只是背诵复述别人的观点。 说完这两几话后，酒席的后半场便显得稍有些冷清。不过我并不在意这个，吃饱喝足以后，遂打道回府。 现在好多年轻人，特别是学生，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混在群体中，等别人喊完口号之后，和其他人一起再喊一遍——既不需要费神思考，也无需担心对错。 可问题是，如果我们连起码的思索质疑都不会有，那我们长脑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小时候，大人告诉我说，小孩不能吃鸡头，否则结婚那天会下雨…… 等大了以后才知道，其实以前人普遍穷，可能就只在过年时才会杀只鸡。端上桌后，还没等大人动筷，一群小孩就把鸡肉给吃光了。直到有人编出了“吃鸡头结婚下雨”这种说法后，大人才好歹还能捞着个鸡头尝尝肉味。 所以说，我们一直无条件相信的某些东西，很有可能是盲目的。如果追溯起源，很多所谓的“传统”都有可能只是一个笑话。遗憾的是，很多人都习惯了盲从盲信，却从未思考过这都是为什么。 很多我们觉得是常识性的东西，却总有一大堆人不知道，这便是许多骗子可以生存的原因。 昨天有一个工友问我，美的疫情死了那么多人，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那跑呢？要是以前，我肯定会引经据典说教一番，但现在却不这么做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想来既然他们上赶着往那跑，就一定有相当的理由，而且这理由还很充分，甚至已经充分到让他们连疫情会死人这个问题都忽略到不在乎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现象：虽然他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民工，却也开始对他所接受到的信息能进行怀疑了。 这时，我们根本不需要给他一个标准答案。只要他能进行质疑，早晚都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老人、特别农村的老人，他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十分类似的思维，就是大家都去做的事，他们便认为一定是正确的。 如果你不让他做，他便会说：你看，别人都做了，不是好好的嘛！你怕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群体效应，盲从者普遍都是这种心理，他们认为大多数人做的就是对的。 群体效应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从众心理。至于这件事对与不对，这是由事物本身决定的，却不是由人物数量决定的。 很遗憾的是，大众心理对事物的正确与否几乎没有什么的辩别能力，他们却只会跟风。所以，便有了这个词：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这本书上说：群体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逻辑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理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存在的事情，但唯独不相信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 当一个人陷入一种盲信的状态中时，如果我们只是对他的观点进行批驳，这反而只能激发他的逆反心理，使他越陷越深。 认知体系已经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逻辑，而每个人不仅都会去做自认为正确的事、也都会反对与自身认知相违背的事。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就得改变影响这个人的认知体系，这不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常常也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所以我现在极少和人争辩，最多只是提出几个关键的疑问。 如果他还有相应的好奇心，那他自然便会搜索答案去。 所以我想，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强调说“启蒙”根本不成立、大多数人都是自己痛醒的？ 也许，我们“启蒙”的方法压根就不对，一味的灌输标准答案不光很难有效果，反而还会起到反作用。 以前，我最讨厌别人将我们这些反对者和那些车仑子混为一谈。现在回想起以前的做法：逢赞同必反对、逢强大必唱衰、逢歌颂必痛斥……其实和那些人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所以，启蒙应该是一种引导，而不是灌输。 同时，醒悟是不需要标准答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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