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锦州秘密工作：战友范啸谷不幸牺牲

我的父亲杨守沫（1917——1994），原籍云南省陆良县马街镇，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共，经组织派遣在国民党滇军中10年地下工作。1948年在锦州解放时作过重要贡献。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曾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身份参加开城谈判。1962年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1964年转业到黑龙江省图书馆任党支部书记、副馆长。文革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任10年馆长。1994年8月因车祸逝世，享年78岁。

父亲在1981年口述家族史和参加革命的心路历程之后，又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亲自动笔撰写了一些回忆文章，如他写抗战胜利后直到爆发国共内战前的系列文章《从赣北到锦州》，又撰写了在东北锦州秘密工作的文章，曾在《云南党史资料》等刊物发表。父亲去世后，我把原文进行了整理，分篇加了小标题，作为父亲回忆的第三部。文中第一人称“我”仍是父亲自称。愿以此系列文章纪念敬爱的父亲。

父亲回忆第三部 在滇军中秘密工作

战友范啸谷不幸牺牲

在生活里，我们对如意和不如意的事，顺利和不顺利的情况，有时候往往是交叉而来，或者同时并进。1948年初我刚从北平回到锦州,发现新闻处变为政工处和处长易人的坏情况，但同时也出现一个喜人的好情况。

北京太庙

去年10月间虽经我的劝告，还是坚持去解放区的黄致平同志，过了近3个月的时间，经冀热辽军区联络部长王乃天以及张士明等说服，又从解放区经历一番艰辛，回到锦州找我来了。当时我还在北平，他找到李时泰同志就同他住在一起，等了两三天后，我就从北平回来了。

黄致平带来一些新的情况和王部长特别交代给他的一些具体任务，使我喜出望外。我把他安排在一栋日本人住过的平房里，这原是我为将来作为设置秘密电台而准备的地点之一，因为房子都是独立成宅的（我不知道电台为什么不交黄致平带进来，也许要找到适当的报务员另行带来吧），以后李时泰也搬去和黄住在一起。
这时我想到政工处宣传科现在只有少校、中尉科员各一人，还有两个空缺，一个是中校科员，另一个是上尉科员。须早作考虑，赶快补上，以避免被新来处长安插上他的心腹让坏人钻进来。我对安插上尉科员还可以有话语权,黄致平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中校科员难以找到适当人选，也不便推荐。

辽宁省锦州市滨海新区

可是黄致平刚回来，在互相谈了分别近3个月内各自的情况后，我要他尽快找93军的高翔、李茂春等同志联系,他也谈到王乃天部长直接交给他的几项任务。我寻思是否由他单独完成,也许以后他还另有活动，而且如果现在把他补在政工处任职,就不能象他在张士明处那样对他可以机动使用（这正是张士明走时向我交代过的），好在有时能够让他随意离开锦州到别的地方去。实际上就是不必要把他和李时泰放在一起。所以对黄的安置决定过一个时期再说。
黄致平同志回来后，跑了几次义县，一次是同93军的几个同志分头联系，要他们固守岗位；一次是到军参谋处通过任作战参谋的郑南信同志，设法弄出一份义县城防工事构筑要图，拿回锦州冀热辽军区布置好的交通员带出去。这件事是黄致平同志主动提出去搞的，对半年以后我军打下义县进而解放锦州起了作用。
在这个期间,突然从驻守长春的国民党60军传来了范啸谷同志不幸牺牲的噩耗，使我悲痛万分。啸谷同志是我抗战早期在对滇军工作中结识的志同道合的挚友之一，我从安徽绕道云南来东北，头一件事就是在吉林与他相会，并介绍给60军中共地下党组织吸收他入党。由于双方的感情深厚,彼此虽分属两个党支部,仍断不了私人间的通信。最使人难过的是,在他死讯传来好几天之后,我才收到他的一封信和一个邮包,邮包是刘浩同志穿去我的一套毛料军服。刘回哈尔滨之前,托他寄还我的,显然是他牺牲之前赶着把这件事办了的。

吉林省长春市

睹物见人，更使我泪流满面，悲痛不已。回顾我同啸谷从结识到永别,算得上是革命生涯中一个大幅度的悲欢离合的过程，遗憾的是这过程太短促了。啸谷同志对60军的工作是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的，这在60军后来长春起义后有关的党史资料上都有记载。反映60军长春起义的电影《兵临城下》中，那个为保护小丰满水电站英勇献身的我党在敌军中的“中校军官”，就是以范啸谷为生活原型，经过加工塑造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