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的海上王国有多牛？抢葡、西、荷三国的生意，让其几近绝望

1、郑芝龙的持续做大

庞大的海外贸易利权的确引起中央官员的关注，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兵科都给事中凌义渠指责广东总兵官陈谦“诱夷船十余万金入之帅府”，事实上，福建的郑芝龙也是如此。

问题是晚明最后十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大不如前，中央政府对这现象亦无可奈何。当时，工科给事中傅元初也奏请开福建海禁，通市助饷。

他认“利归于奸民，而使沿海将领、不肖有司，因以为奇货，掩耳盗铃，利权在下，将来且有不可言者。窃谓洋税不开，则有此害。若洋税一开……即可复万历初年二万余金之饷以饷兵，或有云可至五六万。“

他对于月港已为安海取代深有感触的说：

”洋税给引或仍于海澄县之月港、或开于同安县之中左所(厦门)，出有定引，归有定澳，不许窜匿他泊。”

傅元初的言论明显冲着郑芝龙而来，明思宗对傅元初的建议反应积极，崇祯十一年正月便下令开福建海禁，通市助饷。然而，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面对野心勃勃的满州，以及内陆的流寇之乱，已使大明帝国到了饷尽粮绝的地步，一切已无济于事。

中央要重新控制对外贸易的利权，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已，郑芝龙又怎会轻易放弃此项利权?况且，到了晚明最后几年，明眼人所看到的已不纯是利益的问题，建构地方的军事力量及早作准备，是任何一位有能者的志业，郑芝龙当然也不会例外。

崇祯十三年(1640)八月，郑芝龙加署总兵衔，成为晚明地方上拥有完整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军事领袖，他接受明朝的头衔，只为了合法其身份而已，对于明朝的忠诚并不放在第一位。

这可从以下的事件观察出来：

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后金铁骑压境，东北局势紧张，辽东总督范志完奏请征调福建海军，由郑芝龙统率北上，用以牵制满州。明思宗随后着令郑芝龙“速挑堪用水兵三千，选能将二员统领，一切炮器船只，务整备足用。”福建巡抚萧奕辅与监察御史李嗣京都认为“若取诸现有，不烦经营。

但是，郑芝龙极力反对说：

“闽无余兵，一拨三千，伍虚必乱；闽无嬴船，远驾万里，工速不坚。”认为要“且募且造，方为万全。”

可见，郑芝龙没有把巡抚萧奕辅放在眼内，他根本不愿出兵支援，以他庞大的纵横东北亚与东南亚海面的远洋船队，其战斗力是不必怀疑的。他的船队已成为东亚海域上最权威的新兴力量。可是，他所关注的是家族的海外贸易而不是大明帝国。

2、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无奈

与此同时，东亚海域的贸易环境起了急速变化，而福建的贸易架构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首先是马尼拉存在的危机日益白热化。

据《巴达维亚日记》1637年4月记载：

自泉州(漳州)开往马尼拉之戎克船不过十一艘而已，有七艘继续开来而由于数年来中国商人等在该地所得行益微薄，故赴该地之航海衰落。

西方学者指出，从十七世纪最初几年开始，由美洲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银逐渐减少，到了1630年以后便急剧下降。

换言之，马尼拉的贸易开始衰退，在1636年马尼拉有华人二万多人，其他岛屿华人有一万多人。庞大的贸易人口遇上经济不景气，冲突必然增加。况且，自荷兰人占据台湾以及日本禁止西班牙船来航后，马尼拉的贸易危机日趋扩大。

西班牙人为了确保贸易利权会出兵占据鸡笼(基隆)。然而，在1642年为荷兰战败后，便退出鸡笼。

总之，自1630年后马尼拉正处于经济不景气，马尼拉当局对庞大的华人人口感到十分忧虑；西班牙统治者强制6，000名华人去马尼拉郊外的垦殖区耕种，以供应皇家军除的粮食，又规定每人每年缴交租金和居留税25比索(西班牙元)。

事实上，从1610年起马尼拉当局规定华人每年换发一次居留执照；1636年马尼拉当局征得执照费收入80万比索，还有其他的杂项税捐，可见华人负担极重。1639年11月，垦殖区内因传染病死亡的华人高达300人，生活极困艰苦。当局竟还强索到期的执照费，因而引发华人动乱，谣传华人要叛乱， 菲律宾总督随即下令向马尼拉城内外的华人进行大规模的杀戮，被屠杀的华人高达22，000-24，000人。

大屠杀后，马尼拉与福建的贸易有二年陷于停顿状态。

其次，值得留意的是在1639年日本正式禁止葡萄牙船来航，开始全面推行锁国政策。1640年7月17日，澳门一艘小船抵达长崎，海员共有74人：其中葡萄牙人61人，黑人13人。以澳门商人以澳门市及居民的名誉，向日本政府申请准许在日本贸易，并保证不再派遣传教士前来。

他们向长崎奉行(长官)呈交的信说：

“该市(澳门)及居民将陷于极度困难，市民将逃亡，城市将荒废，我等思念及此，不禁悲伤难以下笔。”

葡萄牙人的请求不但被拒绝了，且被江户来的特使下令全部斩首，只有13名黑人被放回，以传递日本锁国的决心。

日本的锁国除了宗教理由外，还为了幕府政权一手控制对外贸易，防止各地大名累积对抗幕府的财富。早在1635年，幕府政府宣布禁止日本人前往外国，也禁止海外日侨回国，同时中国人则被限制在长崎进行交易；到了1641年，荷兰人被通知要把商馆迁到长崎。

3、荷兰人的绝望

所以在1639年以后，能够到日本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只剩下中国人和荷兰人。

而中国人在长崎的活跃力开始展现，又与郑芝龙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日本锁国还有后续的动作，如禁止平民穿用丝织品，不许奢侈，又封闭银矿，减少生产，以导致银价高涨，迫使外国商品降价。

这对荷兰人的贸易生态有极大的影响，因他们是依赖明政府的禁倭政策，得以用强大的航运能力谋取中日贸易的差价来赚取高额的利润。

郑芝龙对整个贸易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对内陆的战乱，他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因内乱影响丝织品的供应则作了有效的安排。在1640年，他“自广东及澳门带织布工人150户来至安海街外，计划在此就业”。

由于澳门对日贸易的没落，一批优秀的纺织工人和商人自广东移居安海，这样可以确保丝织品的供应。对葡萄牙人来说，被禁止与日本的贸易，意味着自1553年建立起来的中日贸易的澳门模式中断，澳门的生存空间备受压缩；刚好遇上马尼拉发生大屠杀，使福建与马尼拉航运停摆。

澳门的葡萄牙人乘机全力抢攻马尼拉的贸易来维持澳门的地位。可是，1641年荷兰人成功的攻占马六甲，葡萄牙人在东南亚的势力完全被瓦解，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毕竟时不我与，他们已经完成应有的历史任务。

荷兰人正努力维持台湾的贸易地位，1640年(崇祯十三年) ，新上任的长官特劳牛与郑芝龙签订有关日本贸易的互惠协定，中、荷贸易仍然正常运转着。

据《热兰遮城日记》所载，这一年从中国来贸易的戎克船有21艘。

1641年1月荷兰人指责郑芝龙向公司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即把契约所定的每年以公司船只向日本输送的商品由4-5万勒阿尔(里耳)，增加为10万勒阿尔，郑芝龙开始挑战荷兰人的贸易实力。

1641年4月，荷兰人埋怨郑芝龙没有运来更多的丝货，郑却推说：

“中国各省有内乱，盗贼妨害蚕丝市场。”其真正的原因是公司缺乏现银。几个月后，郑芝龙表示并无意轻视与荷兰人订定的日本贸易契约，但又承认“派遣三艘帆船，搭载丝织品及少量蚕丝前往日本。”

可见，郑芝龙已经把荷兰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4、郑芝龙的海上王国

事实上，自1634年起到长崎贸易的中国船一直在增加到1642年才因商品滞销而回落。

这时候，郑芝龙可以放手从事中日贸易活动，是因为中央为了应付流寇与满州，己经弄得焦头烂额，而福建地区在郑芝龙的控制下相对地稳定。再过几年，大明帝国便大清所取代，福建实际已成郑芝龙的独立王国，现在也没有倭与寇的问题。

在1641年便有97艘戎克船载运大量商品到日本发售，引致中国货价下跌，商人们损失惨重。荷兰人悲观的说：

预想日本贸易现况不佳，势将归于全灭。

荷兰人的悲哀是真切的，因为他们所推行的”亚洲区间贸易机制”将面临最大的挑战，当郑芝龙能够直接与日本进行贸易时，荷兰人的窘态便表露无遗。

《巴达维亚日记》记载：

1642年对中国运来台窝湾货品之残余部份，公司不顾商人之恳愿，以黄金4万古丁免换银两，又以蚕丝8， 000斤交换商品，买进黄色蚕丝……合计达九万万勒阿尔，因此，商人等大为悲伤而回中国。

当时郑芝龙的代理人，送来白蚕丝17.000斤，而荷兰人拿不出银来购买，故将部份丝织品运回福建。

由此看来，台湾的贸易地位动摇了，因荷兰人的贸易框架是“建立在一个极脆弱的基础上。

其主要原因是郑芝龙直接与长崎督易的结果，荷兰人失去了对中国贸易的垄断，也就失去立足点。巴达维亚当局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运往日本的货物如此之多，以致于公司在那里无立足之地，因此现在决定，派船截击返回中国的帆船，明年将计划截前往日本的帆船，无论日本人同意与否。

荷兰人面对新的贸易竞争者，竟然考虑用武力来解决，可见他们常说的自由贸易是垄断性质的。他们一再向日本官员试探；若将与日本通商的中国人之帆船“扣留，作正当捕获物时，日本将作何想法?”日本人回应如在日本领域外进行，日本不会干涉，“但将受到海盗之恶评。”

由于福建与台湾的贸易陷于停顿，荷兰人认为郑芝龙违反贸易契约，巴达维亚总督已下令在海上袭击郑芝龙。

不过在日本的荷兰人，决定向总督及印度参事会陈述“彼等对于中国开战的意见”。

据他们在1643年(崇祯十六)10月3日提出的意见认为：

如果开战，公司将得不到名誉，且会损及在台湾居住的商人之利益，也可能失去日本贸易的危险。

他们更提出一项警告说：

此外，恐迄至今日未会发生之事，即中国大官将因此而以中国兵力将我逐出台湾即台窝湾，决不留荷兰人一人在此。从而全基督教国家在新世界将至遭受轻侮。

这项警告，竟成为荷兰人的诅咒。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