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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西方文化在近现代对东方中华文化的冲击及中国面对这些挑战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价值文化上所作的被动的、直接的回应作了回顾分析，指出了在这些回应中，东方文化几乎被放弃的现象。而当代尤其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的解决其最佳的文化方式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就正是中华和合人文的精神。中华和合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包涵差异与和生，存相与式能、冲突与融合、汰劣与择优、烦恼与和乐等五大义蕴，进而指出和合人文精神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等五大原理应成为21世纪人类最大原理和最高价值。 一、西方文化对东方中华文化的冲击 世纪之交，我们站在一个新时代、新理论、新思维的起点上，反省、总结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二次大革命，以及世纪末的冷战向后冷战转变等等的风云变幻，以寻求、规划21世纪人类的命运和走向。世界和东亚的思想家、政治家、谋略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思考下个世纪人类怎样才能生活得更美好，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以及民族与民族、国与国、家与家之间的关系，应以什么新原理、新原则来建构新关系、新秩序、新规范，使人人能安身立命。 20世纪是冲突、对抗、科技的世纪，是强食弱、富掠贫、大凌小的世纪，其性质以民族的、种族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对抗为主导。21世纪将是和平、融合、生态的世纪，强与弱、富与贫、大与小冲突融合，其性质是以民族的、宗教的、科技的、经济的融突为主导，归根结蒂是以文化为主导。因此，21世纪是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世纪，即文化融突的和合世纪，亦可谓之曰：文明融突的和合世界。 人类社会的演化，实质上是文化的进化；文化的进化，取决于文化的选择；文化的选择，是以社会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科技工具、伦理道德、价值理想的整合力量为依据的。人类社会从畜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的选择，总体上说也不能不讲是文化上的差异。它包括器物的、制度的、价值的、精神的等等，是一种和合的驱力。 世界的近代化（工业化），是从西方首先起步的，与此同步是世界化的殖民运动及掠夺财富、资源、土地和劳动力。西方列强便伴随着殖民化和武力侵略、杀戮无辜、烧抢文物、掠劫资源、瓜分市场以及进行罪恶的毒品贸易等形式，威胁、 冲击、 侵略东西方各个弱小国家。 1840年英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强占香港，勒索巨额赔款，控制关税，获得领事裁判权等。接着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订立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剥夺中国海关自主权，以关税的进口税低于出口税，外贸税低于国内贸易税，洋商税低于华商税的税率倒置，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品及其他商品。并垄断中国对外运输业、控制铁路修建和管理、电讯架设权、矿产开采权及中国金融市场等。 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使中国失去了大量资金、市场、原料和发展条件；使中华民族陷入屈辱、苦难的深渊。西方列强各国利用侵略东方和中国所取得权益、巨额赔款、资源劳力，来实现或加速其工业化的进程，又使东方和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越来越落后于西方。 从文化角度来审视，东方和中国文化在西方工业文化的冲击下，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1〕的对策。中国士大夫屈尊“师夷”，这是华夏传统价值观的大转变。这种转变是以器物层面的军事科学技术而入，开启自卫型的近代化（工业化）进程的思想，以发展机器生产为近代化发轫的标志。 “师夷”观念的转变，一方面说明向西方学习，引进科学技术的必要；另一方面要保持民族的自尊意识。中国的衰弱是由于社会风气不开，只要变古，“风气日升，智慧日出”，那么“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2〕并不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如西方人。 “师夷长技”尽管出于“制夷”的需要和宗旨，但亦是对于西方工具理性优势的认同，说明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有开阔的胸怀和接受外来思想的能力。冯桂芬、郑观应、马建忠等人倡导“采西学”，指出中国必须改变不如“夷”的方面：“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3〕。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经济、人才、管理方面的反省和检讨。在冯桂芬等人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自觉意识和民族危亡的责任感，提出了改革中学，使中华传统文化以适应世界文化变化的形势。 在东方和中国受西方之侵略和殖民的情况下，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所思考的问题和视野，往往是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如何赶上西方国家，即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作一被动的、直接的回应。就中国当时社会文化氛围而言，正处于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型之中，以及在转型中传统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仍占主导的状况下，思想家、政治家所提出改革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案，无疑是有限度的。他们只能根据当时现实的需要和可能，来设想、规划文化蓝图以及操作的方法。 这些方案，如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蕴含中学为本、西学为辅的意思。 他还建议改革科举，推广西学，裁汰冗官，简化律例，发展农桑，聘请外国技师设制船炮等，这些均被洋务派所采用。这种“本辅”论的逻辑引伸，必然出现传统与现代、变与不变的冲突：“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出”〔5〕。这就肯定了一个前提：中国孔子之道是永恒不变的，可变的仅是其形下层面的“器”。“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6〕。 在这种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制约下，只能作变与不变，中西相胜互补的会通和思考。这种思考的理论概括，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论：“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7〕。后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亦提“中体西用”。它作为西学东渐的直觉回应方式，较之最初西技随炮舰而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回应，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广度深度上，均大大超过了。 中国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都是学西方，向西方追求真理的过程。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中国传统的儒教，已不感兴趣，以为真理在西方，而不在东方或自己。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仍然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和“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中西为用”等，作为回应西学的方式。这就其本质来说，其所思考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提升多少，仍停留在19世纪末的水平上。 从形而上学层面的人文学说而言，对西方文化也是以“拿来主义”为价值取向，就是以西方学说为指导，来改造东方传统思想学术，或把东方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削足适履地套入西方学术思想的框架。以至观念层面的概念、范畴的释义，也是以西方的内涵为内涵，西方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西方的真理为真理，而不得违反。这样长此以往，使东方文化的自立、自主、自尊、自信的主体性受到挫伤和丧失，民族的独立性、自尊性意识受到损害和削弱。这些又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殖民文化的渗透和殖民文化心理的滋长相表里。于是近现代的东方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后面爬行。以引进、接纳、消化西方学术思想为任务，以西方的思潮为思潮。如实用主义思潮、新实在论思潮、尼采热、弗洛伊德热、萨特热、分析哲学热等等，无一不紧跟西方，唯恐跟之不及。 在这种思想理路下，东方和中国近现代的改良家、变法家、革命家，无一不以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价值文化为样板，照搬照抄。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家、宣传家。如果能有所结合本国实际，就算是有所创造了。这样东方和中国失去了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关注及相应的回应，在人类所面临的前沿问题上，听不到东方和中国文化应有的声音、主张和设想。东方文化几乎放弃了，或者说不自觉地退出了人类和世界的舞台，西方文化占据了人类和世界的殿堂。这就助长了西方文化傲视世界的气势，处处居世界浪尖之先。 二、化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的责任 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四小龙”的出现，接踵而来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东亚的刮目相看和震惊。本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从伦理精神，即从文化的视角探索资本主义发生的原因，认为在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即精神力量之间的生命联系，就是新教伦理。这就是说，一种精神力量都是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深切的渊源的。因而有的西方学者按照这种理论，认为东亚经济的整体腾飞，无疑在其背后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并与东亚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东亚崛起的世纪，它将成为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之一，中华民族也将是东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这样，客观上把东方文化（以东亚为中心）推向了世界舞台的前台。 而东方学者在思考东亚经济起飞事业的背后的无形的精神力量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同时，开始摆脱以西方的价值尺度为尺度、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以西方的典范为典范的思考方法；开始涉足和接触西方学者正在思考而未解决的前沿问题，不是仅仅跟在西方人的后面，而是自觉地、主动地研究人类和世界所面临的共同的挑战；也不仅停留在西方文化对本国、本民族的冲击所作的回应上，而是提升到对人类和世界所共同面对的冲击所作的回应层次上。这一思考境界的提升，就是把解决人类和世界所面临的共同冲突作为自己的职责，回到了东亚古代人以思考世界的前沿问题和解决人类所面临共同冲突为己任的地位。这样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争得应有之席。 这种思考层次和视角的转变，有利于从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论争的种种困惑、两难、纠缠中解脱出来。一个半世纪以来，东方特别是中国就如何或怎样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一代又一代的探索，展开了中西文化各方面的比较，提出了形形色色的主张：就中西文化的体用而言，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与中西为用、中西即体即用与非体非用；就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来说，有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就传统文化如何创新来看，有现代解释、客观解释、创造性理解、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分析地扬弃与综合地创造；还有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论、全盘西化论，以及复兴儒学论、儒家文化第三期发展说、返本开新论等等。均有其提出的时代与文化背景，有其学术价值。 作为方法、手段问题的背后，有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即价值观的价值标准、价值评价、价值理想问题。然而，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的利益与需要以及对客体可能形式、价值合理形式的理解与诠释都不相同。 当前，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有五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冲突；二是人与社会的冲突；三是人与人的冲突；四是人的心灵的冲突；五是文明之间的冲突。除此之外，还存在诸多复杂的冲突，但可大体归类于此五大冲突。化解人类五大冲突之道，和合学是最佳化的文化方式的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 三、和合人文精神是化解冲突之道 和合是中华文化的首要价值，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东亚各国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和东亚各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 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生命、新事物的总和。 宇宙间一切现象都蕴涵着和合，一切思维都浸润着和合。在和合的视野中，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都是和合，乃至存有的追根究底，亦是和合。它是对和合经验的反思、梳理和描述。和合蕴涵五义： 一是差异与和生。和合概念见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先秦有和同之辨，《管子》、《墨子》都讲和合，佛教讲“因缘和合”，道教《太平经》亦讲和合，以至民间有和合二仙。天地间万事万物都依“和”或“合”，而有的和合者，外于和合而有的“在”为“非在”；“非在”转换为“在”，必待和合，经和合而拥有在的“质”或“式”。所以说：“夫和实生物”，犹“金木水火土杂（合也）而生百物”。和合就是差分，只有差分、冲突，才能回应如何与怎样和合是可能的。 二是存相与式能。天地间的存在都是相，千差万别的存相，便是差异分殊。式能是指存相方式的各种潜能、能力，作为方式潜能的“能”，是无限的、活泼的、日新的，是天地万物存相的动力和生力。 三是冲突与融合。冲突是指诸元素性质、特征、功能、力量、过程的差异和由差异而相互冲撞、伤害、ｄǐ＠①牾状态。融合是指差分的诸要素在其差分或继存过程中，各自的生命潜能、力量、特质均有赖于另一方面的聚会、渗透、补充和支援。和合包容了冲突和融合，作为冲突融合的和合体，它是一种提升，使原来冲突融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四是汰劣与择优。和合是诸多差分元素之优质成分的和合。选择说到底是主体人的选择，择优是主体人在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汰劣是对于差分中不符合于和合需要的元素的淘汰。优与劣作为价值判断，可分为现实层面的公平、正义、合理和超越层面的真善美。 五是烦恼与和乐。人的生与死，贫与富、贵与贱、哀与乐、善与恶等的冲突，对人生生命构成一种精神上的压抑紧逼，因而产生恐惧感、孤独感、疏离感。它是人的主观感受，使人的精神与心理失去平衡，而有烦恼、痛苦。和合协调和谐人的心灵平衡，使人和天和，进入天人和乐的和合心灵境界。 和合五义，都蕴含着融突理论，即关于融合冲突关系的理论，简称融突论。 和合学是指研究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与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 凡存在都涵蕴着“融突”，大致日月星辰，小至草木蝼蚁，都是融突和合。和合宇宙是无数自性关系、本质关系、变化关系、过程关系、艺术关系的整合结构方式。和合无所不在、无处不有，一切融突存在，都是和合存在。这就是和合学所要研究的。和合学蕴涵着： 一是然与所以然。和合的主旨是生生，生生是不息的流程，是新生命的化生，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华。生之所以然，本身便是和合或合和。“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8〕。和合学是对如何生生的为什么的追究，即对和合生生的生命力源泉的寻求。因此，和合学亦即新生命哲学，即生生哲学。 二是变化与形式。和合作为差分存相的式能，存相便是有待，有待就有变化。式能是存相之为存相，有此式能，便呈现存相的种种形式。存相是形式，式能亦是形式。和合学是对于存相式能是什么与为什么的追究。它是对诸多元素构成新事物、新生命的中介转换机制的探讨，是对于存相变化日新的生命力潜能的追究。 三是流行和超越。冲突涵摄天地，融合亦涵摄宇宙。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融突”的大化流行中的存相和式能。一切事物都要在大化流行中被冲洗裸露出来，即剥光了层层服饰，而显其真元。因此，冲突融合的大化流行，本身便是汰劣择优的过程，它毋需预设价值原则。宇宙之所以大化流行，乃和合体内在差分元素相互冲突，也即和合中变化、交感、动静之潜能的展现。此潜能神妙莫测，名之曰神，或称之为“神化”。和合学是对宇宙大化流行动因的追究，它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只有超越冲突融合，才能涵摄冲突融合的原因和根据；只有超越，才能成为自由和合与和合自由的根由。 四是对称与整合。优与劣是对称的价值判断，汰与择又是相对的主体态度和方法。中国的“太极图”体现了对称原则，即宇宙间各种现象在形态、结构上相对称的表征。非对称是系统内部的不同要素与系统、环境之间差异所引起的冲突。冲突就意味着要重新整合。经某种转换，出现新的对称。和合学的本旨是和，它是对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整体和谐、有序的探索。对称整合是和合学的内在与外在的结构方式。对称整合作为中国人文精神原则，在诸多元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中有着重要作用。 五是中和与审美。有差异，才有中和。宇宙间一切事物（包括人的精神生活）中都存在差异中和。《左传》、《国语》讲和声、和味、和政等。中和之美感，与心灵密切契合。荀子认为，中和之声能激起主体内心情感的发动，以协调、和谐人心灵的各种冲突差异。中和之声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净化心灵，使人的心理失衡、情绪失序、精神失常等得以调理，达到血气和平、和美愉悦。和合学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和之为美的审美价值的反思，以及对于审美方式、审美结构的思考。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生命智慧呈现为和合，并构成中华文化和生命智慧的稳定结构。 和合五义与和合学五义相对应，蕴涵“融突”理论与对于“融突论”根据的追究。和合学义蕴与和合人文精神的原则相融合，并通过纵横互补律、整体贯通律、模糊对应律，达到和合艺术境界。 四、和合人文精神与21世纪五大中心价值 基于“融突论”的和合观念，以“观”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的化解之道，可以获得一些共识。因为和合既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东方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是和生原理。和生原理是以“地球村意识”与“太空船意识”为基点和基础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文明之间，以及各民族、种族、国家、社会、文化、贫富、集团之间，都应互相和生。因为它们都生存于一定关系之中，破坏了这种关系，也就破坏了生存。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例，自然制造了人的生命，而又异化了人，人成为自然的主宰；人亦创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支配人的生命。在这种互动中，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应建构和生关系。如果人类污染自然环境和破坏自然生态，那就是污染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生态。人与自然关系可作如是观，其他方面冲突亦可作如是观。和生才能共荣共富，否则就会共毁共灭。和生必然有竞争、斗争、冲突，但竞争、斗争、冲突是导向和谐、融合和生生，不是导向灭亡。使人与自然、社会、心灵、人际、文明间的关系都依和生原理而实现。 二是和处原则。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文明都处在各种形式的共处之中，并在共处中生活活动。人类一旦离开了共处，即不存在。由于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素质、宗教信仰的差异，亦会发生冲突和竞争。人对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文明，都应以温和、善良、宽容、恭敬、同情、谦让的心态相互共处。这种共处意识已超越了不自觉的他为层次，而成为人类自觉的责任，称其为和处意识或和处原理。 三是和立原理。人类囿于优胜劣败的偏见，总想显示人类无所不能、无所不胜的力量，导致毁灭性地开发自然，制造大量高科技和高效的杀人武器，以对立面的消灭为自我力量实现的证明。其实任何东西（包括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形式、方式和模式，差分殊异。对此，必须建立和立意识，绝不能唯我独优、唯我独尊、强加于人、搞霸权主义，而应该让各个事物自立、独立、自作主宰，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和立意识，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的精神，以开放的、宽容的、同情的胸怀，接纳自然、社会、人生、他人、心灵与文明，以求多元和立，不搞一律、一个模式，这便是和立原理。 四是和达原理。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文明都应共同发达。尽管自然生态环境各有优劣之分；社会制度、社会发展亦有先后、贫富的差异；人我之间有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分殊；文明的特征、风格、信仰亦相距甚远。但既共同生存于一个“地球村”、“太空船”中，就要允许差异的存在。各个人、国家、民族、文明既有权利选择自己发达道路，亦要有和达意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国家，都应具有和达意识。现在一些发达国家是靠过去侵略、剥削殖民地或战争赔款来发达自己的，他们把自己的不发达转嫁到他国身上。如果发达国家现在仍采取各种制裁、限制、禁运等手段对待曾被他们侵略、殖民、剥削过的不发达国家，这便是罪上加罪。如果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愈拉愈大，积怨愈深，冲突愈烈，那么，世界就难免动乱，发达国家也不会安宁。现代明智的政治家、战略家、思想家要具有长远的理念来思考和达原理。和达意识是在当前多元文化、多元发展、多元模式等复杂情境中求得协调、和谐，以求共同发达。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达而达人”。这种达人意识，便是和达原理。 五是和爱原理。和生、和处、和立、和达意识的基础和核心是共爱，即和爱意识。人在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关系中生活，就要懂得爱，学会爱，这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第一要义。人不能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文明仇恨到底。彼此仇恨，只能是战争和人类的毁灭。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的事实等都值得人类深刻反思和记取。在高科技的21世纪，毁灭人类比建设人类要容易得多。因此，人类应按《礼运》大同思想、栗谷“言仁被天下之效大同公道大同之世”和大和的精神去实现。以和合学五大中心价值，化解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这便是孔子“泛爱众”、墨子“兼相爱”的和爱原理。 注释： ＠①原字为牛右加氐 《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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