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孟子理想人格

摘要：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与设计，是中国传统哲学长期探索的重要的人生课题之一。而儒家对人生哲学的探索，对中华民族的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孟子理想人格的要素、理想人格典范和理想人格修养三个方面探讨了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人生价值取向和理想人格境界。

   关键词：孟子 理想人格 仁 智 圣人 君子 大丈夫

    理想人格，从哲学意义上言，就是蕴含于内，形诸于外的人生理想特质。虽然古代哲学家们并没有提出理想人格这个概念，但已有“格”的追求，这个“格”就是指人格。比如《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向百姓推行德政，行礼教，百姓不仅知羞耻而且追求完善的人格。《礼记·缁衣》也记载孔子的话：“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这个“格”就具备了外在形象和内在意蕴。从“外在”而言，显现的是容止与行为，包含的则是气质、风度。其“内在”的追求则是建筑在特定哲学之上的精神境界、伦理规范、人生追求、生命意识。这种内外的统一，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想人格。

一个民族理想人格追求史，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因而，对人的主体精神亦即理想人格的追求与设计，便成为中国传统哲学长期探索的重要的人生课题之一。理想人格承载着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承载着人生价值目标。而儒家对人生哲学的探索，对中华民族的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就向我们展示了儒家的人生价值取向和理想人格境界。

一、孟子理想人格的要素

中国古代不同学派和思想家对理想人格要素的论述是不同的，就是同一学派内部其论述也不一致。

《孟子·告子上》记述了孟子这样一段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公孙丑上》也记载孟子的话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我们从孟子的反复论述中可知，孟子对仁义礼智几个方面做了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在孟子的心中，仁义礼智，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也是孟子所追求的完美的内在品格。因此，我们可以说，仁义礼智乃是孟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要素。而在这四种要素中，孟子又特别注重仁和智。他曾以仁和智来概括理想人格：“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凡出自《孟子》一书，只注篇名。）夫子是指孔子，孔子做到既仁且智，已经是圣人了，可知仁和智是最重要的理想人格要素。

仁是标志人的道德品格、政治理想和道德境界的一个哲学范畴。孔子发掘了仁的内涵，创建了以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孔子认为人是一切美德的总称，内容极其丰富。孟子则从理论上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首先，孟子提出了性善论，他从人性的高度，为仁的心性学说寻找到了理论根据。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上》）。这就是说，每个人天生地具有对人或物的怜悯同情之心。“仁”正是导源于这种人的天生的、固有的“不忍人之心”。但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只是“人之端”，即仁的潜在形态，只有将它扩充起来，方可成为爱人之仁。其次，孟子扩大了仁的范围。孟子不仅同孔子一样，主张“仁者爱人” （《离娄下》），同时又将这种爱辐射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乃至于爱物。因而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尽心上》）。其三，孟子在孔子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将仁改造成“仁政”学说。但孟子的“仁政”导源于“仁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

智即知识和理性。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是指道德认识和道德理性。智的核心内容即是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明确的善恶观念。孟子把智定为“是非之心”，就是强调智是处理人际关系是非善恶的理性原则。《中庸》就把“智”作为“三达德”即知仁勇之首，就是要求人们首先树立道德认识，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孟子把智作为四德之一，智离不开四德，离开四德，智便不是德。正如王夫之在《周易外传》卷一中所指出的，“是故夫智，不丽乎仁则察而刻，不丽乎礼则慧而轻，不丽乎义则巧而术。”智离开仁则显得苛刻，离开礼则显得浅薄，离开义则变得乖巧。智和仁义礼的结合，才能做到在道德理性的指导下对道德行为作出正确的选择。

当然，仁义礼智四种品格并没有把孟子的理想人格要素完全包括在内。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 （《论语·阳货》），必定也是孟子追求的人格要素。除此之外，孟子还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尽心下》）这里，孟子又肯定了善、信、美、大、圣、神六种人格要素。这六种要素也是孟子关于成仁成圣进行修养所能达到的品格内涵。人们追求最高品格的欲望就是一种善；真正存在于自身的便是信；人格要素得到了充实就是美；不仅充实于人的内心，并且有辉光地表现于外，这就是大；能够发扬光大，又能融会贯通，化育万物这就达到了圣境。神则比圣更高一层，因为达到了“圣而不可知”的地步，也就是人的品格已经达到神妙不可测的境界，这就是神。这六种人格要素的实现，乃是达到了真、善、美的融合与统一。

二、孟子理想人格典范

孟子和孔子一样，都把圣人和君子作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关于圣人，孔子曾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从中我们可知，孔子认为圣人和君子都是理想人格的典范，但二者的内涵又有区别和差异。圣人和君子属于不同的序列。在孔子看来，圣人是理想人格的化身，道德人格尽善尽美，它体现了人格的最高境界。因而，圣人很难为一般人所能达到。孔子本人从来不敢以圣人自许：“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同上）即便像尧、舜这样的贤明君主，孔子尚不肯轻易称其为圣人。他说：“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雍也》）在孔子的心目中，尧舜还未完全达到圣人的境界，其他人更难企及了。孔子认为，只有那些不仅具备了仁的德行，并且又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同上）的人，才算达到了圣人的境界。这样，孔子就把“圣”安放到人伦的最高境地，要想成圣，不仅要成人成德，并且要开创济众安仁的事功。孔子树立了德业兼备的儒家理想人格。

孟子在圣人论上基本继承了孔子的理论，《孟子·离娄》记载：“圣人，人伦之至也。”这就无疑是从内在的德行立论。但他也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孟子所谓“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这又是儒家事功的极致。所以，孟子理想的圣人也是兼德、业于一身的。但是，孟子的圣人论又有所创新。

首先，对孔子的圣人论有所修正。孔子理想中的圣人要有仁者之德，同时又必须“博施济众”、“安百姓”，合此条件者，一般人是达不到的。因为能否求仁，修德都由自身掌握，只要坚持自我，修养道德，成仁是有可能的。然而能“博施济众”能“安百姓”者，只能是如尧舜禹汤那样的君主才能做到，对一般人而言是遥不可及的理想。有鉴于此，孟子进行了修正：只要有仁者之德，并兼有事功的表现，就可以算是圣人了。他把历史上的人物如伯夷、伊尹、柳下惠等都作为圣人对待。他甚至认为孔子是圣人之集大成者。孔子“出於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同上）

其次，孟子对圣人论有自己的创建。他认为圣人与普通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说：“圣人之於民，亦类也”（同上）。“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圣人，与我同类者。” （《告子上》）这就是说，作为同类，圣人与普通百姓也就有了相通之处，圣人已不是高不可攀，圣人就在我们中间。同样，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人。《孟子·告子下》记载：“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这种观点无疑是孟子对孔子圣人论的突破和创新。孟子认为每个人都与圣人一样，生来就有着至善的本性，只要不懈地进行成人成德的修养，保存和不断扩充人的的本性，就能够成为圣人。因此，孟子肯定了人人都可以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这种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念成为激励人们进行道德修养和人格升华的动力。

其三，在孟子这里，圣人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格式，也不要求各个方面都达到至善至美，圣人的形象是多样性的。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万章下》）不同的人，因生活的环境、成仁修德的过程不一样，以及性格的差异，因而他们会有不同的圣人品格的体现。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具有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品格，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把德业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把个人的完善与人类的福祉联系在一起。孟子的这种认识，仍然是对普通人完善人格理想的激励和推动。

“君子”一直与儒家理想人格联系在一起。儒家对君子的内涵有着诸多的界定。孔子对君子境界规定很高，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正如他所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其实孔子认为自己尚未达到君子的境界。他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未之有得。” （《论语·述而》）他认为自己书本上的学问，大约同别人差不多，在实践中做一个君子，还没有成功。孔子心目中君子的形象乃是“文”与“质”的适当配合。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子也反复地讲到君子的理想要素。他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又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论语·宪问》）孔子理想中的君子，乃是仁以为本，礼以为质。知、仁、勇则是君子的理想三要素。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君子学说。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以仁与礼为君子的特质，显然是承孔子而来。孟子所谓“存心”，主要是指内在的德性即仁的意识的涵养。孟子主要是发展仁的内在根据，即性善论，对于外在的礼却没有像孔子那样重视。孟子研究礼也偏重于它在人的内心起源方面。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说就是因此而起。

君子人格虽以仁为己任，但总体来说却显示出温、良、恭、俭、让，文质彬彬的人格特色，缺少一种豪迈而激越的精神。因而，孟子又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大丈夫人格就带有刚毅、伟岸的色彩。孟子说：“后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下》）大丈夫坚守天道，即使身处贫贱，面对富贵权势都不能动摇他的意志，改变他的行为，而始终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孟子心中的大丈夫是以坚毅和浩然之气为其内在的精神支柱。何谓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公孙丑上》）浩然之气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至大至刚之气，是由内心积累起来的正义而迸发出来的，这种正气体现了大丈夫的一种广大、刚毅、正义凛然的精神，是主体人格卓然挺立的表现。

三、孟子理想人格的修养

理想人格的实现必须通过修养的工夫。人格修养论就构成了孟子理想人格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孟子认为人格的修养是要通过人的善性不断扩充而实现的。他指出，仁义礼智是我本来就具有的品格，非是由外人给与我的。但是，要真正实现四德，必须从“四端”开始。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辞让之心，礼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所谓端，只是“可以为善”的内在因素，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四德的现实性，就得进行扩而充之。“凡有四端于我者，吾皆扩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养父母”（同上）孟子认为人们之间的品格可以相差一倍乃至无数倍，其原因就是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人性本质的缘故。因此他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 “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是自贼者也。”（《公孙丑上》）

孟子的人格修养论注重于“反省内求”的修养方法。他认为人先天具有的美德，只要“反求诸己”，即可发扬光大善性。修养的核心在于“养心”，不使自己的仁德之性丧失。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所谓“尽心”、“知性”而知天，就是充分发掘扩展的本心，认识自己的本性，从而把握天的本质，以达到天人合德。孟子在这里也明确地提出了“养心”的目的，即培养身心，等待天命，以实现安身立命的目的。孟子还认为“养心”须从困境中锻炼自己的心志，这就是所谓“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告子下》）

孟子还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也就是说，修养心性的方法最好是减少物质欲望。孟子认为，仁德是人的本性，人要达到道德的完善就必须追求道德理性的扩充与光大，并自觉地用道德理性制约自己的感性欲望，在物欲面前要“不动心”（《公孙丑上》），因为一个人如果追求贪欲，追求物质上的享乐，就会伤害仁德本性，寡欲就成为孟子修身的方法之一。

孟子还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这里就展露了孟子内圣、外王的思想。孟子的人格修养着重于心性道德，提倡尽心、知性、知天及俟时修身以立命。侧重于内圣型的。然而，孟子对外王之道也有着积极的追求。他是个热心从政的人，他曾周游列国向梁惠王、齐宣王宣扬仁义治国的思想，但却因他的主张“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荀列传》）终不为世用。但孟子却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他还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吾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公孙丑下》）这也是一种恢弘的外王气概！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

2、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3、 《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4、 姜林祥主编：《中国儒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 钱穆：《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张亚宁，女，1973年生，工作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