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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议孟子的人性论

 情缘半岛 2022-01-18


摘要:

先秦是人性论的繁盛时期,探讨人性的理论很多,这其中最具典型理论意义的当属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孟子人性论主要围绕着何为人性、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和如何解释善恶现象展开。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他们提出各自的人性论的目的在于为各自的道德主张寻找一个理论基础,人性论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如果没有确定的人性论主张道德的确立就去少了根基。

关键词:人性  性善  性恶  生理欲望  道德属性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一般本质的思想观点,先秦是人性论的繁盛时期,探讨人性的理论很多,即善恶言人性的观点,除了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外主要有世硕的“有善有恶论”,告子的“无善恶论”及“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等,这几种观点涵盖了即善恶言人性的所有向度,最具典型理论意义的当属孟子荀子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何为孟子人性论的焦点呢。孟子人性论主要围绕:一是何为人性,孟子以人的道德属性为人性——亦即他所谓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二是人性是善还是恶,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三是如何解释善恶现象。关于恶产生的原因孟子认为人之恶是由于外部环境使人泯灭了善性。

不可否认,言人性的存在是以道德的存在为前提的,善恶这两个范畴是与人的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是道德判断、道德评价的结论,善即符合某种道德,恶即违背某种道德。如果没有道德主体的人善恶的分别也没有了意义,离开了道德善恶也就无从界定,所以人性善恶的问题也就是人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思想家们的眼里,人性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固有的某种规定性,他在逻辑上先于善恶,善恶是其属性,这样,人性的善恶就成为道德主张的逻辑前提。人性论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没有确定的人性论主张,道德的确立就缺少了根基,所以孟子荀子的人性论之争的实质不在于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其目的在于为他们各自的道德哲学建构寻找一个逻辑前提。

人可以划分为身心即生理和心理两部分,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是二者的辩证统一,无论是作为类还是作为个体的人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仅有自然属性,但这种自然属性不同于动物的自然属性,因为这种自然属性孕育着社会属性的种子、胚芽,为人成为人提供了可能性,至于能否成为真正的人还要看能否在自然属性的基础上获得社会属性,只有社会属性才是区别于动物的人之为人的特质,在这个阶段人的社会属性尚未确立,只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自然属性之中,第二阶段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社会不断地把各种社会关系赋予每个个体的人,潜在于自然属性的社会属性逐渐确立起来成为人之为人的特质,只有在这个阶段人才真正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成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的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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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观念过程中社会利益以及道德标准总是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之中。从全社会来看存在着利益集团之间争夺利益的斗争和社会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从个人来看,存在着对欲望的追求和内心的道德意识之间的矛盾,前者是个人的内心冲突在社会上的反映,后者是社会冲突在个人身上的缩影,这些矛盾和冲突时社会变革造成的必然结果,面对这些矛盾相冲突无非有两种选择:其一是牺牲利益、欲望,遵从道德,其二是牺牲道德,追求利益、满足欲望。

根据以上观点可以认为孟子以人的道德属性为人性,认为性在心,注重人的心理情感得出了一心为善的结论,孟子之主性善是把作出第一种选择的人作为人类的标准,把他们的规定性作为对人的类本性,孟子的“四心”是以第二阶段的人为标准的这个阶段的人,其内心已经有了一定的道德意识。

孔子有“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阐发,对人性的规定是确立人性论的第一步,在这个问题上孟子所探讨的人性是“人”之性,亦即他论人是在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意义上进行的,他所谓的“人”是一个类的概念、是普遍的人,他所讨论的人性是人一般的本质规定性。

孟子所谓人性主要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跟于心” [2],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非常小,庶民失去这点区别,君子保存了这点区别,这点区别实际上就是人的基本道德。如果人只是吃得饱、穿得暖、住得舒适,而没有得到教化,那就离禽兽不远了。在孟子看来,人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只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向禽兽倒退,一个是追求道德的完善,向人的方向发展。孟子看到人既有对生理欲望的追求,又有道德追求,并且将生理欲望追求与道德追求区分开来,他认为生理欲望追求属于外在追求,道德追求为内在追求,欲望追求受某种外在的必然性即命的制约,得到得不到完全由外在力量决定。因此他虽然也是人的属性;但由于受命的制约,不能称作人性。所谓命孟子认为“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3],没有叫他来,他却来了,便是命,命是外在人的某种必然性,在孟子看来,道德追求则完全在于自己,这与孔子“为仁由己”的观点是一致的,对仁义理智的追求虽然也受命的制约,但得到得不到由自己决定,因此孟子不成其为命,而成其为性。张岱年说:“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而任何之物之性,亦即该物所以为该物者,所以孟子讲性最注重对物类之不同。”[4],张岱年一方面指出了孟子看到人既有与禽兽相同的欲望追求,又有区别于动物的道德属性,孟子把后者而不是前者规定为人性,另一方面指出了孟子抓住了“类”这也是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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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孟子将人的道德属性定义为人性,他认为人既有道德又有生理欲望。

人性论所要回答的是人之初性本如何,即人先天具有的本性如何的问题。孟子对人性的规定已经决定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孟子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

孟子认为讨论人性要推求其所以然,这个所以然是什么呢?他并未明言,他举例说,禹治水的成功在于利用了水向低处流的规律,因势利导,于是水就安然无事了。天虽然高,星辰虽然远,但一千年后冬至的日期还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同样人性也是有其规律,这就是一心向善,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在孟子看来,人性向善就是人性本善,孟子论性善,一出言便立意甚高。孟子所说的善即人心中本来所固有的先验的道德属性的萌芽,即四个“善端”:“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5]。在孟子看来,这些“善端”是人天生就有的,因而亦在人性之列。孟子引用《诗经》天生育的众民,每一事物都有其规律,百姓把握了这些规律,就喜好优良的道德,在孟子看来,这个规律对于人本说就是向善,孟子以心善言性善,在他那里性在心中、心性为一。他认为人心中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属性的萌芽,即善的动机,它们能够发展成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在孟子看来,因为人性中固有善的动机,所以人性是善的,显然,他是在动机论的意义上说明人性本善的。

那么,心何以能承载“四端”呢?孟子提出了“心之官则思”的命题,认为“心是思维器官”作为思维器官的心不同于五脏之一的心脏,心具有天赋的认识能力,心能产生两种基本的情感:一是恻隐一是不思,前者是对同类怜悯爱惜的情感,后者是不能忍受同类痛苦的情感。孟子把人的这种心理情感升华为道德情感,并一直作为道德立论的根据,孟子之“不忍”指见到他人他物遇害时惊惧痛苦的心理情感,这是恻隐之心的一面,恻隐之心是对同类的怜悯爱惜的情感,因而恻隐之心与不忍之心实为“心”的一体两面,为了说明人人都有不忍之心孟子设定了一个特定的场景:一个小孩快要掉到井里了无论谁见了内心都会产生怜悯与惊惧哀痛的情感,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就会去抢救这个孩子,这种抢救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不是为了结交父母,不是为了得到舆论的夸奖,也不是厌恶孩子的哭声。这种特殊情感就是“不忍之心”,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只要是人都会有这种情感,由此孟子断定人皆有不忍之心。

孟子通过以上论证得出结论所有的人都是性善的。

可见孟子承认社会上有善恶两种现象,对于孟子来说关键在于解释社会上恶是如何产生的,它与人的善的本性关系如何。在孟子看来,顺人之善性,人应为善,环境的影响是人为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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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恶产生的原因,孟子认为恶事由于外部环境使人泯灭了善性,孟子说:丰收年成,少年子弟多丰懒惰,灾荒年成,多丰强暴,这不是因为他们天生资质不同,而是环境是他们心情变坏的结果,这所谓的心情变坏即泯灭了心中的道德意识,人本来就有仁义之心,之所以失去完全是外界环境影响的结果。

孟子提出人性论的目的在于为自己的道德主张寻找一个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言人性的善恶是以道德的存在为前提的,人性的善恶问题是人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人性论问题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如果没有确定的人性论主张道德的确立就缺少了根基。

注释:

 [ 1 ]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第42

[ 2 ]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第86

[ 3 ] 孟子的这个看法来自孔子。孔子说:“益者之乐,损者之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教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虽然在孔子看来,有益的三种快乐属于道德追求,而有害的三种快乐则在于满足生理欲望。

[ 4 ]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第76

[ 5 ]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第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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