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论孟子】（6）韩愈与孟子：非孟子则孔子之道不详，非韩子则孟子之书不著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是盛唐诗人王维诗中的名句，其所描绘的是何等的盛唐气象，在如今看来，依旧令人心驰神往。然而曾经雄壮的李唐王朝，在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以后，与过往的历朝历代一样，如同染上大病的老人，虽幸而能愈，然终究还是一发不可收拾的走上了中衰之路。可是历史的定律往往是“乱世出英雄”，在“安史之乱”之后的第五年，亦即公元768年，在唐代邓州南阳出生了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光耀千古的大文豪，他的名字叫韩愈。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今河南孟县）人，时人常以郡望尊称，其祖籍昌黎，所以又被称为“昌黎先生”，故而他的作品被后人辑为《昌黎先生集》。又因其曾官至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死后谥号为“文”，又称“韩文公”。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唐代中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即一方面肯定了韩愈在政治上的成就，另一方面称赞了韩愈在文学上的贡献。

在政治上，韩愈宦海几度沉浮，不改其志。在其为官期间，在上，不恋权位，敢于向皇帝进谏；在下，体恤民情，忠于职守。在文学上，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发起人，大力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反对六朝以来辞藻华丽的骈偶文风，追求古人质朴的文学语言。他一生著作等身，在《旧唐书》中就收录其文章40多卷，其中涉及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多种体裁。

所谓“文以载道”“言为心声”，正因韩愈著作极丰，在文学上极言传道，故而我们才能够观其文，识其志。在思想上，韩愈尽力排斥佛老，其代表作有《论佛骨表》，主张复古崇儒，以儒学正统自居，并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代表作有《原道》《原性》《与孟尚书书》等。在他的文章中，尤其极力推崇孟子，“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原道》）。他正是从读孟子开始受到启发才走上了尊孔弘儒的道路。韩愈说“孟子醇乎醇者也”而荀子与杨雄则是“大醇而小疵”(《读荀》)，即认为孟子纯粹的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更近于孔子之嫡传，杨雄与荀子大体纯正而略有欠缺。因此在孟子在儒家诸子的地位上，他才会认为“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得其宗”，就是说孔子诸位弟子传下来的书籍很多，但是只有孟子是真正领悟了孔子学问的真谛。他称赞孟子“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认为孟子的功绩可以与“三王”之一的禹相提并论，可谓是对孟子推崇备至。就孟学发展史上而言，韩愈当为倡言道统第一人。

 

韩愈缘何如此推崇孟子？考察韩愈一生行迹，其无外乎两点。一是相同的历史境遇引发了韩愈对孟子的景仰。二是二人的襟抱、性情使然。

就时代背景而言，孟子所处战国时代诸侯征战，邪说横行，尤其杨朱、墨翟之言论大行其道，于是孟子奋起欲拯万民于水火，述仲尼之志。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李唐王朝奉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政策，儒家思想地位相对衰落。在政治上，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成为唐王朝挥之不去的巨大隐患，藩镇在在经济上独立，不服中央管辖，相互之间连结，对抗中央。韩愈深感忧虑，在其文中写到：“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纲。孽臣奸隶，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贡，六七十年”就是说自从唐朝天宝以后，藩镇割据如战国诸侯一样，不尊天子，有失纲常。韩愈反对藩镇割据，倡导尊王，巩固大一统的君主统治秩序。孟子强调正君臣之礼，“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为韩愈在政治主张上提供了理论武器。思想上，两汉以后，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时间的政治分裂，王朝更替，佛老思想大行其道，其中尤其是佛教发展之势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高宗以后，武则天篡唐改周，自称则天金轮皇帝，金轮属于佛教用语，就现存的武则天的画像来看，她的外貌与现在佛教造像中佛的外观十分相似。而牝鸡司晨，女主当政，在一个儒学盛行的时代是万万不可想象的。因此，从武则天的登基为帝，可见当时儒学之没落，与佛教之极盛。延及韩愈所在时代，佛教发展亦是不废，有唐宪宗迎佛骨之事，故韩愈上疏进谏，却惨遭贬谪。此便是韩愈当时所要面对的混乱的政治形势与思想形势，和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的历史境遇是一样的。

 

就两人各自的性情而言，两者都敢作敢为，秉持真理，坚持正义，不为权势低头。孟子言辞雄辩，说“虽千万人，吾往矣”，此语不是目空一切，而是一往无前，又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因此孟子才会几次面刺国君，称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当齐宣王不能真正任用他行王政之时，他愤而离开齐国。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跟孟子一样，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他监察御史期间，因体恤民情，上疏《论天旱人饥状》，遭到贬官。任刑部侍郎期间，上疏谏宪宗迎佛骨，第二次遭到贬官。从此可见，韩愈跟孟子一样，都是胸怀理想，有铮铮铁骨，性情相近，所以才会在千年以后和孟子相遇、相知，韩愈正是通过读孟而知儒学之意义，他深受孟子思想的濡染，成为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之所以如此推崇孟子独独以孟子为孔子道统的传承，推其原因是韩愈所阐扬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就是仁义之道。“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之核心，而孟子则在孔子之后发展其仁学观念，提出仁政说。孟子认为仁和义是人行为准则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即他认为仁是最安稳的住宅，义是人行为处事的正道。只要在内怀有仁爱之心，行事讲求道义，那么就可以成就大事。在仁义的实现上，孟子以身边具体可行的事情为例进行说明，他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即仁义不是空泛的道德标准，它完全可以具体而微，有可操作性。他认为用自己的行动关爱自己的父母、亲人，就是仁，尊敬年长的长辈就是义。仁的实质是孝顺父母，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仁义所体现的是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道德行为准则。韩愈对孟子的仁爱思想进行了继承，并提出了道德的概念，在他的名篇《原道》里，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此处需要特别指出，这里博爱的意思与现在西方基督教所讲的博爱意义不同，西方基督教的博爱与墨子的兼爱相类，是一种无差别的爱。韩愈继承和发扬孟子的思想，因而此处的博爱，也当为儒家有差别的爱，即通过爱自己身边的人，推己及人，广而博之。在上面这句话里所阐述的意思是：将心中之爱推己及人，广而博之，可以被称为“仁”，以恰当的方式去实现仁就是“义”。沿着“仁义”的道路而前进便是“道”，内心有足够的仁义之性而不依靠外部的力量便是“德”。仁义是意义确定的概念，道德是意义不确定的名词，因此道有君子小人之分，德有凶吉之别。韩愈通过阐述仁义与道德的关系，强化了孟子的道德观，他认为仁义是道德的本质和基础，道德需要用仁义来充斥，正是由于在仁义实施上的差异性，才造成了人与人之间道德的差别。

 

其次，韩愈对孟子的“养气说”进行了继承和阐发，提出了“气盛言宜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么何为浩然之气呢？孟子解释道“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就是说气极大又刚强，用正直培养它而不加伤害，那么他就会慢慢成长，可以充满天地之间。这种气可以与义和道相结合，没有这种气，就会没有力量。同时孟子还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思想意志是意气感情的根主帅，而意气感情是充满人体的力量。因此，才需要养气以加强自身的修养，才会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力量。韩愈将孟子的“养气”运用到了文学创作上，发展出了气言相宜的理论。当一个叫李翊的书生向韩愈请教如何写好文章时，韩愈在给他的回信《答李翊书》中说到“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强调养气所具有的儒家仁义精神内涵”，同时还提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在这里，韩愈将养气与写文章的关系用水与物的关系做类比。气是水，言是物，水能载物，只要水够大，大小物都可以浮起来。韩愈认为要善养浩然之气，具备了崇高的道德境界会使人的言辞、行文无论用词长短或声调高下均能得相得益彰。其文章就气势，犹有排山倒海之势，因此孟子、韩愈的文章中就充满了这种气势。所以韩愈的文章跟孟子的文章一样雄辩而气势磅礴，锋芒毕露。因此在清末刘熙载的《艺概》中说“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从两者之文风中亦可以略窥一二。

除此之外，韩愈对孟子的“性善论”和教育思想也进行了继承和发挥。

关于人性的善恶争论，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在儒家中主要有三种，即孟子“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以及扬雄的“性善恶混”。韩愈在他的名篇《原性》中，表达了自己人性情的观点，并提出了“性三品”之说。他对孟子、荀子、扬雄的观点都进行了批评和吸收，但是在人性的精神本质上，他继承了孟子“仁义”的精神内核，他说“性也者，与生俱来也”“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即他认为与生俱来的人的本性有“仁礼信义智”构成。同时他认为性有上、中、下之分，有恶、善、可善可恶之别，他说“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上品之人完全具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品质，继承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对于上品之人，韩愈认为“上之性，就学而易明”，因此“上者可教”，即具有上品性情的人，通过自身学习就可以明了道理，所以需要通过教育引导，让其保持自己的善性。下品之人完全丧失了“仁义礼智信”五种品质，是对荀子“性恶论”的继承，对于下品之人，韩愈认为“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因而“下品可制”，即下品之人只有让慑于法律的权威才能防止其犯罪，所以需要通过礼法等强制手段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中品之人，对于“仁义礼智信”五种品质，不是多一点就是少一点，继承的是扬雄的“性善混同”说。在性的概念之外，韩愈又提出了情的概念作为补充，他说“情也者，接于物而生”“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认为情由性决定，所以情也有上中下三品，而情的程度是由喜、怒、哀、惧、爱、恶、欲的程度所决定。总之，韩愈跟孟子一样都是把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韩愈承认了情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对抗佛、老讲求的“虚无”，也是对儒家人性论的重要补充。

韩愈跟孔孟先哲一样，都特别重视对后辈青年的培养和教育，他在任观察推官、国子监四门博士期间就广收弟子，在教育思想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并著有如《师说》《进学解》等专门讨论教育的文章，并流传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在教育思想上，韩愈对孟子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孟子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意思就是要重视学校教育，反复把孝悌的道理讲给百姓听，而何为孝悌之义？对父母之情则为孝，对兄弟姐妹之情则为悌。教育的内容上，孟子认为最基本的是孝悌的道理，教育的要达到的目的是，在家可以学会怎样侍奉父兄，在外学会如何侍奉长上，即要明人伦。韩愈在《师说》中，都对其进行了丰富，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行先王之教”。何为“先王之教”？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先王之教”就是要“实践仁义道德”。如何实现“先王之教”？在教育的内容上，他说“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即教授的内容有《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有礼乐行政、君臣父子等伦理纲常。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韩愈跟孟子一样，重视教育者的作用。孟子说“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即是要求自己作为老师要端正自身，为学生做表率，来引导学生的发展。韩愈直接对教师提出了标准要求，认为“师者，传道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既说明了老师存在的必然性，又说明老师的任务就是传道解惑，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能，需要掌握儒家之道。另外，他还直接继承了孔子“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学习态度，提出了“学无常师”的理论。在对待教育对象的方式上，韩愈跟孟子一样，都继承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内涵。孟子说“教亦多术也”“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意思就是说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种，孟子列举了五种，有的像及时雨滋养教化，有的成全品德，有的培养才能，有的解答疑问，有的是因为仰慕私底下偷偷学习的。总之，孟子跟孔子一样，都注重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因材施教。韩愈在他的《进学解》中，也对因材施教的理论进行了形象的比喻“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 ”，他讲老师比作工匠，工匠可以根据木材的大小、质地等不同的情况，派上不同的用场，也同样是对孔孟因材施教思想的继承。

总之，在许多方面，韩愈都对孟子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他认为孟子“功不在禹之下”，又首倡孟子继承孔子道统的第一人，被视为是孔孟的传人，晚唐皮日休甚至将韩愈视为孟子，说“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清代的崔述则认为“非孟子则孔子之道不详，非韩子则孟子之书不著”。

“不思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孟子在他的时代没有知音，被认为其“迂远而阔于事情”，终老于邹，却无人能懂他。但是幸而在千年之后，有韩愈这位儒学的信徒能于孟子之心相通。韩愈仰慕圣贤，在阐发孟子，继承道统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