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文：美成在久——系庆版《李锦全文集》前言

◎杨海文

中山大学教授

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2020年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60周年大庆。系里的纪念活动之一是编辑出版《中大哲学名家文集》，《李锦全文集》是其中的一本。这本系庆版《李锦全文集》的署名编者是业师李宗桂教授与我，但目录实际上是由93岁高龄的李锦全先生亲自选定的。

系庆版《李锦全文集》的33篇文章是从10卷本《李锦全文集》析出的。其中，13篇出自第4卷，10篇出自第3卷，5篇出自第1卷，3篇出自第2卷，2篇出自第5卷。《李锦全文集》第1卷侧重研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整体通观及其发展历程，第2-3卷侧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个案研究，第4卷侧重儒、释、道三家的具体探讨，第5卷侧重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争鸣。这里简单介绍10卷本《李锦全文集》前面5卷的主要内容，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系庆版《李锦全文集》。

除了第一篇文章属于总论之外，系庆版《李锦全文集》包括四个版块：第一版块是解读儒、道、佛，有15篇文章（第2-16篇）；第二版块是探究明清哲学思想，有6篇文章（第17-22篇）；第三版块是剖析近代文化思潮，有6篇文章（第23-28篇）；第四版块是反思传统现代化，有5篇文章（第29-33篇）。

系庆版《李锦全文集》为什么把《矛盾融合承传创新——论中国哲学、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作为首篇文章呢？盖因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特点，我用'矛盾融合’与'承传创新’八个字来加以概括，这可能是我研究中国哲学的理解和体会。”先生接着娓娓道来：“先秦诸子在学术思想上开展百家争鸣，构成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各家在争鸣中尽管相互间开展激烈的批评，甚至加以攻击，而相互间亦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即表现为矛盾融合论。”“在各家各派思想的交互融合中，亦有个由浅入深的问题。从礼到法，道生法，儒表法里，道本儒末，所讲多是派生或互补的关系，且多就政治层面立论，未到哲学思想的深处。至于佛教儒学化，将五戒与五常简单比附，亦未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到宋明时期理学的兴起，对佛、道吸收其哲学思辨性的一面，使儒学走上哲理化的途径，这样才是真正将三教思想加以融合，在承传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做出某种程度的创新。”

这篇文章原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今日中国哲学》，先生时年70岁。《庄子·人间世》说的“美成在久”，是指美好的事物需要时光的不断打磨方能日臻至善。我觉得这句格言最适合摹状先生的学思历程。先生学历史出身，早年在文物考古部门工作过，也在历史系当过老师。1960年，先生改行做中国哲学研究。但是，先生那一代人真能安心做学问，已是“文革”结束以后。先生的绝大多数文章写于知天命至古稀之间，而“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哲学史观就是在此过程中总结、提炼出来的。

完全可以这么认为：“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哲学史观就是先生美成在久的方法论建构，在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中足以涵盖乾坤、截断众流。正如方克立先生2006年3月15日所说：“'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哲学史观是李老师对本学科的最大贡献，是他在长期的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对历史辩证法的深切体认和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对该学科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仅此一点，就足以确立李老师作为当代中国最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家之一的地位。”这篇讲哲学史观的文章被系庆版《李锦全文集》当作总论，置于开篇，借以统领全书，是再自然不过的。

第一版块是解读儒、道、佛，属于系庆版《李锦全文集》分量最重的部分。其中，有4篇文章涉及儒家，有6篇文章涉及道家，有5篇文章涉及佛教。

在讲儒家的这组文章中，我想着重介绍《是吸取宗教的哲理，还是儒学的宗教化？》。先生常说他写的文章大致分为两类，最多的一类是为参加会议而写的门票文章，另一类是读别人的文章后有感而发的商榷文章。此文属于后者。将近四十年前，《中国社会科学》就“儒学是哲学还是宗教”进行讨论：1980年、1982年先后发表任继愈（1916—2009）的两篇文章，明确断言儒学是“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儒教”，而南宋的朱熹（1130—1200）正式完成了儒教建立的历史使命；1983年第3期发表先生的这篇商榷文章，明确指出“朱熹的思想虽与佛、道有关，但他把修仙入道、成佛做祖的宗教思想加以抛弃，而吸收其理论思辨部分为儒家的伦理哲学做论证，并提到哲理化的高度”。儒学是人文而不是神文，是哲学而不是宗教，这也是先生历来的看法。

在讲道家的这组文章中，我想着重介绍原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的《道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此前，《哲学研究》有文章认为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干地位。在先生看来，中国原始道家思想的发展路向出现了二律背反的现象：一方面，历代不满现实的隐士与避世之人多从道家这里找寻理论资源，成为现实政治的反对派，形成了历史上独树一帜的道家文化传统；另一方面，道家也是“务为治”的一派，可以为统治者出谋献策，并能博采众家之长，成为正宗传统文化的建构者。这篇文章只是隐约提及当时的道家主干说，但显然也是有感而发之作。

在讲佛教的这组文章中，我想着重介绍《佛学、老庄与儒学》。这篇文章认为儒、佛、道三家之所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意识，根源在于它们的相通之处，亦即佛教是泛佛论、老庄是泛道论、儒家是泛仁论；又依据恩格斯（1820—1895）有关泛神论可以走向无神论的论断，进一步指出：“泛佛论、泛道论、泛仁论均指人们内在精神的升华，是人的主体意识，只要通过心性的修养，都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宗教的神灵是外在的，可以支配人的死生祸福与精神世界。如果人人的精神可以自做主宰，外在的神灵观念自然会逐渐淡化，也就自然会走向无神论的边际。”此文很短，加上文末题署“在南京大学学术讲座上一次发言”，表明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先生的未刊稿极少，而这篇文章选入系庆版《李锦全文集》，另有背后的原因吗？先生多次讲过他的告别游——2003年下半年北上湘潭、长沙、宁波、南京，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广东。及门弟子胡发贵回忆过这件事，还说赖永海教授那次请先生到南京大学做讲座，“学生越来越多，原订的讲堂容不下，于是临时更换大讲堂”。在我看来，先生珍视这篇未刊的小文章，既是为了给我们即时开示“大道至简”的不二法门，又是为了给自己再度储存“最后一次外出”的记忆密码。

第二版块是探究明清哲学思想，我想着重介绍《海瑞对朱、陆思想的承传与扬弃——朱、陆对后世思想影响的一个例证》。有明一代，朱子学是官方意识形态，而承传陆九渊（1139-1193）的王阳明（1472-1529）心学广为流行，两派分庭抗礼。先生认为：海瑞（1514-1587）不像两家后学那样带有门户之见，而是从不同方面撷取各家之长；他虽然有点扬陆抑朱，但其内外兼修、求真求实的思想已经突破心学的藩篱，朝向经世致用转化。海瑞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但很少有人把他当作哲学家。先生写过《海瑞评传》《陶潜评传》，收入匡亚明（1906-1996）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像陶渊明（365-427）、海瑞这类“非典型哲学家”，最能具体而微地落实“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哲学史观；文化即人化，只有这些鲜活而充满个性的人物能把抽象的哲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据悉，《陶潜评传》将译成韩文出版。先生的“非典型哲学家”理念不断得到认同与传播，这又是一个例证。

第三版块是剖析近代文化思潮，我想着重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解放潮流——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1873—1929）是著述等身的政治型思想家，但其真正有学术分量的作品是被先生评论的这两部名作。在先生看来，梁启超认为清代“以复古为解放”的学术思潮离不开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经过自我调节、自我批判达到某种程度的自我更新，这是极具启发性的思路。此文原载《学术研究》1987年第1期。那时我在武汉大学读本科，写过一篇题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持否定态度》的课程作业。老师的评语是：“虽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但是，结论失之偏颇。”今天重读先生的文章，我又一次深感“美成在久”是对我们每个人提出的哲学劝谕。先生是这样，梁启超何尝不是如此？《清代学术概论》写成于1920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于1924年，梁启超就是站在近代的立场来理解古代的精神财富的。

第四版块是反思传统现代化，我想着重介绍《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走向》。先生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既能体现文明走向的时代精神，又能保留自身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仍是有待探索的重要问题。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相辅而行，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没有自强不息，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随着时代步伐向现代转化，没有力量与强势文化平等对话，对于强势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就会丧失主导而被消融。没有厚德载物，同样不行。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之下，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不能孤芳自赏、夜郎自大，而是必须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相适应，循着文明之途走向世界。此文原载《现代哲学》2001年第3期，是我做的责任编辑。写于新千年开局之际的这篇文章是系庆版《李锦全文集》的压轴之作，先生显然是希望我们把它当作全书的结论来读。

系庆版《李锦全文集》的各个版块之间是有内在逻辑的。儒、道、佛三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是第一版块的内在逻辑。宋明理学是在三教并立之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综合创新，这是第二版块的内在逻辑。后面两个版块的内在逻辑是时代精神在“启蒙—维新—革命—建设”之路上的历史嬗变，但这要从第二版块说起。具体地说，我们读第二版块中的黄宗羲（1610-1695）、戴震（1723-1777），不妨联想到启蒙的主题；读第三版块中的林则徐（1785-1850）、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以及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不妨联想到维新的主题；读第三版块中的洪秀全（1814-1864）、孙中山（1866-1925），不妨联想到革命的主题；读第四版块，不妨联想到建设的主题。

显而易见，系庆版《李锦全文集》最大的内在逻辑是“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哲学史观。我曾从矛盾两重性、矛盾融合论、承传创新观等三个层面对它做过阐释，现在觉得有必要添加历史这个维度。系庆版《李锦全文集》有9篇文章的标题用了“历史”二字，这不是偶然的。对于不同时期出现的人物、作品、观点、学派、思潮，如果不从方方面面讲清其历史，不从正面、负面辨明其作用，又如何能够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呢？哲学的本质是爱智慧，而智慧是历史的本质。先生喜欢把“历史进程”“历史特点”“历史作用”“历史地位”“历史评价”的字样嵌入标题，就是为了让“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哲学史观借助历史而落到实处。正如先生在最近一次访谈中所说：“儒家文化的现代化，说到底是一个'古为今用’的问题，关键在于怎么'用’。

就像《庄子》一样，系庆版《李锦全文集》的文章也是33篇。李宗桂教授曾说：“精神健旺、思维敏锐的李锦全先生，就是以'平常心是道’对待人生的，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道法自然、止于至善的生动体现。”至此，我仿佛明白了先生与业师让我写这篇前言的用意：时光不仅打磨每个人的思想，让思想变得深邃而又质朴；而且打磨每个人的人格，让人格变得平实而又高尚。正因美成在久，先生与我们的精神关联需要永恒地敞开：“先生之为学，先生之为人，恰如脚下坚实的大地一样，将永远支撑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在复杂的人生中为学术、为社会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文章来源：《云梦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