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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是理性与信仰的冲突简史。萧拉瑟用动人的文笔，对笛卡尔做了一个简要的思想传记，载体却是笛卡尔的骸骨——这位西方现代启蒙运动的祖师级人物的骨骸，在其去世后十六年，被发掘出来，化成碎块，在此后的上百年里在各种权谋、智巧、势力、思想中被分解，追捧，收藏。 笛卡尔算得上是中世纪后现代性思想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他第一个从根上质疑了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来源，把神圣信仰严实的幕布掀开了一角；他提出了现代哲学二元论难题——心灵与物质实际上处于不同的界面之上，两者无从转化，也无从理解。 前一个贡献，他的质疑，打下了整个现代社会思想图景的知识基础，包括了对假设的质疑，不妄断信仰，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建立在可证实的观察之上，而不是传统和神话之上。他对知识的重新定义，使得知识的基础不再是国王、教会，而是刚刚获得认知的自我，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理智；他还发明了解析几何，以几何学方式论证上帝的存在性，他甚至还精确绘制了大量人体解剖图。后一个贡献，二元论则为信仰、宗教和哲学留出了余地，有一些理智不可知的领域，是难以适用上述质疑方法的。 反观笛卡尔身后的世界，似乎就可以简化为这两股力量的斗争与演化。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认为所谓现代化——民主、科学、理性、平等，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前进方向，所有与现代这个词相关的——电脑技术、登月计划、网络约会、对冲基金交易，都是关联在一起的。但同时，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各种来自信仰的力量也在不断变化甚至壮大——伊斯兰恐怖主义、禅宗的内省、印度教的瑜伽也都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繁衍和拓展，并且对现代性提出了诸多致命的批评——生态危机、金融危机、技术非人道利用、殖民地、剥削与贫困。 所以，作者提出了一个很要命的问题：难道现代性是不可抗拒的进步力量吗？世界必然走向现代性吗？ 实际上，通常定义的现代社会，即围绕着宽容、理性和民主价值观的世俗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和世界上都只占据着很小一个部分，你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将这四百年来的思想冲突简化为信仰与理性的冲突。一般而言，人们倾向于认为信仰是旧的，理性是新的，但当代社会里无论左派（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还是右派（宗教信徒、基要主义、泛神论、神秘主义）都依托着笛卡尔。他的遗物——既有精神上的遗产，也有身体上的遗产，被这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同时使用。 笛卡尔成为左派的教父并不为奇，因为笛卡尔主义立足于怀疑之上，质疑一切，直至事物的核心，它不仅被视为科学方法的基础，而且也被视为民主与平等的基础，被视为重个性而轻权威的现代性的基础。与此同时，笛卡尔哲学中有关身心二元论的假说，因为提出了心灵与物质世界的分离而为右派所追捧。国王、神学家、宗教信徒、哲学家们都赞同笛卡尔对于身心的绝对划分，认为存在着一个科学无法涉足的思想、信念和理念的永恒王国，而人类道德与世俗权力就扎根于这个永恒的领地。 在笛卡尔之前的一千多以来，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发展出了一整套哲学体系——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其他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基督教神学思想汇总在一口大锅里炖了一千年，经常还添加民间的占星术和传说方子，形成了一种包罗万象，可以解释一切的世界观，足以应对人世间一切事物。从创世纪，到男人女人，到石头为什么会掉下去，死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随之产生的医学体系，与中国古代的医学——中医体系基本一致，笛卡尔之前的西医体系，是以盖伦体系为基础的，而盖伦则以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为基础，认为世界是由土、水、气、火四种要素构成的，人类也对应了四种体液，血液、黏液、胆汁和忧郁液，人生病就是因为四种体液不均衡所致。这个体系，因为有民间方子、巫术、宗教和天文学的补充，因此完整而有逻辑，我们的身体，从牙痛、发烧到肚子痛，其实都与大千世界紧密相连——这简直就是中医的另一个版本。 那个时候，医生或者护士，更多的是神职人员，医疗用语充满哲学和神学气息，他们常常警告人们，不要过于依赖药物，追捧物理手段，我们要养望上苍、虔诚地相信上帝给我们的赐福。——联想下现代中医对治疗技术的批判吧。 正是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开始，经济贸易的拓展，政治板块的松动，民族国家与神权的斗争，印刷出版的发展，催生出了人们对于既有体系的不满，一批先知般的人物陆续出现，在各自领域发出微弱光芒——伽利略、哈维、培根、开普勒、杜尔普。1637年，一个小个子的法国人在荷兰把自己过去7年时间的思考进行了总结，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谈方法》，里面对光学、视觉、几何学、地理学和气象学都有涉猎，并总结出了一套以观察现实世界，借用数学工具思考自然现象的方法。这部后来被誉为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也是第一部现代哲学著作的小册子，与之前乃至之后的所有类似著作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整本册子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没错，就是笛卡尔自己，他没有引用权威，没有引用历史，一开始就是笛卡尔这个人他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坐着，看着炉火思考着——第一次把严肃的哲学研究注入了人性的温情。这个人就是笛卡尔。 这可能是十七世纪最重要的出版事件——这本小册子被后世认为是现代西方文化之源。当然，在当时，那就是引爆宗教界、学术圈的炸药。笛卡尔出版小册子的时候，正在荷兰的乌德勒支大学任教，在获得了一大堆拥趸之后，终于引致了权威教区长们的全面禁令。这个禁令，直到2005年才由乌德勒支大学宣布解除。 我之前没有了解到的是，笛卡尔终其一生最感兴趣的，乃是医学。这一方面源自他童年过于孱弱的身体所导致的痛苦，另一方面则源于他的私生女儿的夭折。他运用自己的理智，花费大量的精力阅读各类古代医学著作，大量地解剖动物和人体，以获得相关结构的知识。从他的心灵与物质的分离观念中，他看到了人体的机械属性——生病就是身体机能出现了问题，如果能够像修机器那样修补好，那么人一定能延年益寿。 笛卡尔倡导一种乐观精神——相信人能够掌握足够的知识和理性来控制自然和物质——人应当拥有自由，摆脱贫困苦力的自由，摆脱奴役和精神枷锁的自由，摆脱疾病和身体痛苦的自由。 当然，核心的是最具传奇色彩的笛卡尔骨头的经历： 笛卡尔先是在荷兰，后为法国驻瑞典大使夏努牵线介绍，到瑞典为当时的女王克里斯蒂娜当宫廷讲师。笛卡尔为了躲避在荷兰针对他的天翻地覆的争论和谴责，就接了这个职位。然而却很不适应瑞典寒冷的气候，在一次照顾生病的夏努的过程中，笛卡尔也染上了肺炎。经过一番冗长的挣扎和治疗，始终没有见效，笛卡尔也拒不接受以盖伦医学为主要知识结构的医生的治疗，最终导致这位巨人的英年早逝。 去世后的巨人如何安置成了问题。克里斯蒂娜女王先是坚持把笛卡尔葬在皇室的教堂中，与自己的先辈们一起。但法国大使夏努坚持不肯，其主要原因在于瑞典是路德宗，法国是天主教，笛卡尔是一位天主教徒，不能葬在煌煌路德宗的教堂里。同时，也为了避讳当时对笛卡尔的各种攻击，以免笛卡尔陷入国家政治纠纷中。 夏努的办法是把笛卡尔葬在一个普通教堂墓地，那里还主要是葬夭折的孩子的墓地，再让女王赐予一个辉煌壮丽的墓碑。 笛卡尔去世后十六年，他的声名越来越显赫，越来越多的人拜服在他的理论威力之下，越来越多的曾经的教会的、王室的权威感到深刻的恐惧，曾经的他的狂热的学生们，现在都逐渐成为各个大学的教授。接踵而来的，就是对笛卡尔的骨骸的兴趣也与日俱增。 这其中当然还有基督教下独特的死亡观念的作用——在欧美人看来，教堂墓地（graveyard），与墓园（cemetery）是有区别的。墓园是人们纪念去世亲人，围绕去世者体现存活者意义的地方。而教堂墓地则完全与人们的生活环境融合在一起。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在佐治亚州的几个小镇教堂，都有墓地，旁边都是民居，不少人在墓地里休息，孩子们在旁边玩耍，甚至就在墓地旁边举行婚礼。与我们把墓地和乱葬岗子远远与生活区域隔开、讳言死亡的习俗不一样。基督徒观念中的死亡就是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能很理所应当地接受死亡。 也正因为这种观念，欧美世界一直都有这种死亡崇拜或者说是圣骨崇拜——耶稣的裹尸布是这样，宗教圣徒们的骨头是这样，笛卡尔的骨头是这样，《常识》的作者潘恩的骨头是这样，贝多芬的骨头是这样，爱因斯坦的骨头也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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