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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勃的史论有些深度和独特之处，这已经是第三本了。 这是一本有关司马迁之如何写史记，以及史记中各种特征之由来的综述之作。司马迁的家世，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所经历的人生，以至于凝聚于其笔端的太史公，这样生动的呈现出来。 司马迁是秦国人，籍贯乃是陕西韩城，也就是著名的壶口瀑布所在地。他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刘彻的太史令，爷爷辈，到曾爷爷辈，其实与史都没有多少关系。太史令，实际上是个级别很低的官，大概相当于县令。司马迁的烈祖高祖一辈，实是魏国人，魏国大夫士会被驱逐到了秦国，于是定居下来，留下了这么一支。他的祖辈曾经担任过军职，又由于那个年代当官世袭较多，所以司马家族的氏，就改成了官名，军队里的执法官。太史令这个活，却是直到他父亲司马谈才开始的。 史，通巫，在春秋之前乃是重要的职位。这个职位负责与鬼神和过去沟通，沟通用来为统治者提供建议和咨询。大概是从战国开始，鬼神和过去对于统治者的约束力越来越淡漠了，太史这个职位也就一降再降。到了秦汉时期，已经比较卑微了。 不过，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个人物。在文景之治后的汉代，乘着经济强大之便，历史文化的复苏也开始了，司马谈博学多才，为人活络，在政治敏锐度上，远高于他那著名的儿子司马迁。他居然跟汉武帝刘彻混得挺熟。熟到什么程度呢？司马谈可以主持汉武帝一朝的文学著述，也就是，汉武帝拨了一大笔款项给司马谈，可以无限制地到处游历，获取信息和历史典籍，用以做历史研究。司马迁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优越的条件，得以年纪轻轻就能乘着官车把大半个中国都游历了一遍。 司马谈深知仅凭自己一人之力，难以支撑起一部顶级史学著作——他自己留给司马迁的遗言说，自获麟以来，就没有一部真正的，一统纷纭的史学著作，来总结这四百年来的人事兴衰，提出一项治国纲略。所谓获麟，是一种很文人的说法，就是指孔子的春秋，最后写到鲁国捕获一只麒麟为止。从那时起，就没有了一部统率一切的史书来弥补春秋之后的空档。 司马谈的见识何其深远。这也是当代被众人褒贬不一的“笔杆子”的威力所在。 不论中西方，人类文明都是积累起来的，形式多样，有习惯，有条文，有传说，有道德，有生产资料，有生产力。不过，人类社会之能较之动物更快速的发展，得益于语言文字的产生——语言文字用于记载、传播和积累，使得信息得以编辑为知识，知识得以更快速和标准化地传播。这其中，人类社会互动和自然互动的经验记载，是首要的知识积累——历史。可以说，自殷商时期开始，国家的建立与运作，政治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积累相联系的。为什么动不动就“法古”？历史经验。 历史的核心就是社会运作、国家治理的纲要性经验——或者是重要的文告，或者是总结，或者是训诫。没有落笔成文，则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传承，反过来，一旦落笔成文，则形同已经成为事实或经验。——用当代很俗的话来说，就是干得好不如总结得好——这话好像是贬义，其实仔细想想，能够改天换地的那些文章——如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这些其实不是毛泽东干出来的，一群同样都是决策者，都是参与者的人中，唯独他拥有“笔杆子”思维，他给总结提炼出来的。 司马谈说缺乏史学著作，实际上是指缺乏一部统一纲领、基本经验和观念的治国纲要，这是一个史官，一个文人，最高的梦想所在。 司马迁看起来幸运，出生在史上第一个被帝王将相们称为盛世的时代，先有文景之治的基础，后来就是汉武帝的好大喜功。从司马迁本人的撰述历史来看，也经历了一个人从青年时期的好勇斗狠，到后来的勘破红尘。司马迁二十岁乘官车出游全国，自称是壮游，生长和学习工作条件的优越，让他由衷对强大祖国生发出崇敬热爱之心，刘彻的种种豪举让他也激情澎湃。 盛世之下，其实也一直都有草根百姓的苦痛，这也被后世的诸多盛世一再证明，常常被正能量解释为必要的代价。 细数回去，直到秦汉相争之前，中国幽远的传说+历史上，凡遇新旧制度对决之时，即是人间恐怖的灾难之时。最早的战争记录，可能就是黄帝战蚩尤，这场部落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其实是农耕制度与游猎部落制度的斗争。一堆原始人能够拿木棒和石头打上三年，在那个条件下，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规模也可以想象。其后是周代商的战争，我们熟知的牧野之战实际上只是漫长战争中的最后决战，考据的是，周要取代商，在牧野之战前八年就已经开始一系列的战争蚕食了，打到牧野之战前三年，战争规模逐步扩大。这其实是封建制度对奴隶主制度的对决。 到后来的春秋战国，实际上我们也都是知道，那些年头的战争规模都很小，死于后勤供应的人数可能远多于实际战争中死的人数。一直到秦并六国，也并没有死很多人，遭太久时间的罪。 真正可怕的是亡秦战争，持续了三年，接着又是楚汉相争五年，整整八年时间，人数就已经可考了，秦末的三千多万不到四千万人口，到刘邦登基时，只剩下了一千八百万。一半以上的人在短短八年时间里死于非命。秦汉之争，实际也就是中央集权与封建贵族体制的斗争。 到后来清末的制度之争，那就更可怕了，前前后后打了近一百年时间，光是太平天国，就造成了近2000万人的死于非命。 司马迁很喜欢写小人物鲤鱼跳龙门的事，这可能是故事写手们都喜欢的东西——由此可见司马迁没有少混街头巷尾。有好多戏剧性的小人物典型就是从他的史记中走出来，一直存活到现在的——司马相如、庄助、主父偃、朱买臣等等。其中朱买臣挺有意思，一般而言，跳了龙门的小人物都是正面角色，但司马迁没有忘记小人物“小”的一面。 朱买臣是会稽郡人，穷苦的读书人，但天生有点会演戏，属于出身不行，却有做官能力的人。背柴火卖也会摇头晃脑大声读书出来，还给妻子吹牛自己将来做大官赚大钱的。妻子受不了他就弃他而去改嫁了。朱买臣也认同李斯所说的平台问题，所以一心想着要去长安混混。于是跟着要去长安汇报工作的地方官打下手，到了长安，混了很久也没见机会。但却被同样是跳龙门的庄助发现了，推荐了上去，给了个官做。可他又没把握好机会，犯事丢了官。直到又来个机会，汉武帝找他问东南开拓一事，对答如流，尤是获得奖赏，回自己家乡会稽当太守。这孙子还是没忘表演，到家乡也还是穿着普通人衣服，让大家不知道，只是不经意间露出太守印信的流苏，于是大伙大惊失色。 朱买臣的“小”体现为，他把改嫁的妻子连同妻子现任丈夫都请过来，好吃好喝好招待，还让他们住在自己家旁边。这样过了一个月，他的原妻就上吊自杀了——受不了这样的侮辱。 国人的想象力也是当年的一大特色。 班固、张骞等人的想象力和行动力就不用多说了，作者谈及了一个小点的想象力——唐蒙。唐蒙是一个县令，受汉武帝命，前去南越通报汉朝击退了闽越的好消息。南越国盛情招待，唐蒙在席间吃到了枸杞，觉得很奇怪。这海边之地哪来枸杞呢？南越人告诉唐蒙，往西，一直到贵州夜郎，有一条河可直接通到南越都城。 唐蒙脑门上一个灯亮了，这个县令产生了一个狂野的计划——要武力占领南越，就靠这条河。因为无论是从北面的会稽还是西面的长沙，进攻南越都难以做到快速反应，很容易让南越警戒。唯独这条从贵州直通南越都城下的河，可以做到直接上门招呼。 于是唐蒙上书汉武帝，建议大军取道巴蜀南下，直下夜郎，然后自夜郎沿江顺流东下直取南越，差不多是环绕半个中国一圈。要做到从巴蜀到夜郎，就需要从原始丛林中修路，一直修到河边。不论作战，还要论工程。 汉武帝居然还同意了，只不过后来因为匈奴之战太耗资源，这个疯狂的工程才被叫停。 汉武帝时期最知名的官员当属张汤，因为司马迁、司马光，张汤在整个历史上都很有名。当然，名声不是太好——酷吏。一般而言，都认为酷吏就是“长君之恶”或“逢君之恶”，所谓长君之恶是指皇上要干坏事，你帮他干得彻底；所谓逢君之恶，是指皇上还只是想干坏事，你直接把方案拿出来了。显而易见，逢君之恶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张汤确实是这么一种人。 他有两个著名的事流传千古：其一是他幼时审判老鼠并定罪；其二是他发明了“腹诽”——大农令颜异和朋友吃饭时，有人说了汉武帝告緡令的不对，颜异嘴唇动了动，但没有说话。张汤告了上去，说颜异嘴巴动就是有话说，就是认同人家的坏话。于是颜异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死于腹诽的人。 张汤极其聪明，能力也不是一般的强悍，他精通律法、财政、行政，基本上可以一人之力担纲一个内阁。他的逢君之恶，主要表现为两条：其一是汉武帝只要表现对某个人不满的意思，他就能用重罪把人弄死，还牵扯上一大批人，甚至于还义正词严地与汉武帝争论是否应当杀那么多人；其二则是在汉武帝财政窘迫时期，他献上了官山海、盐铁的主意，推出了算緡法——也就是财产税，为了推动算緡法的实施，还提出告緡令，即鼓动人民群众相互举报对方隐瞒的财产——这也是后世统治者共同学习的方法，鼓动群众互斗。 当然，他不容易，也得罪了一大批人，所以到后来，终于也为丞相所告。他自己知道汉武帝需要他这把刀来背锅了，于是也很服从地自杀身亡。张汤的儿子张安世是司马迁的同事，两人关系还不错，因此还升了官。司马迁对于张汤也没有非常深刻的恶感，所以还专门把张汤从酷吏传中提出来，单列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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