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梵高在提奥的资助下，搬进了一个更好的画室，开始学习油画技术。有了素描和水彩的底子，梵高似乎对于油画游刃有余，而且几乎是一开始就狂热地爱上了油画。他在提到自己做油画时，感觉就是用颜料在涂抹，把眼中看到的色调都涂抹出来，然后再稍稍用画笔去勾勒和修饰即可。
他越来越痴迷于对自然的研究，常常是蹲在一处野地里，看着四周的景物、人物，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他研究怎样把土地画出最佳的透视感，他研究怎么把树林里斑驳的色调精细地涂抹到画纸上，他研究怎样把那个戴白帽子女人在暮色里的神情更真切地留下来。
他写道：我从大自然中读出了丰富的表情，比方说树木，我就觉得它们是有灵魂的，白柳有时候看上去像一个孤男，麦苗则带着难以形容的纯粹和温柔，就像熟睡的婴儿，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悯。路边被践踏的青草则如同后街里的人一样满脸疲惫，满身风尘。前几天下雪的时候，我看见一堆被冻得硬邦邦的卷叶甘蓝，不由得想起了一群女人，她们大清早就在地下室里卖热水和煤炭的商店前面，身上只穿着单薄的裙子，披着老旧的围巾。——就像Don Mclean在那首歌中唱到的，他是以一种怎样温柔的眼光在看待这个世界。
梵高在一封信中写道，模特是多么的重要，虽然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重要，周围其它人也意识不到他们的重要，但在画家眼中，他们呈现出来的鲜活的形象、光影、线条，是对于画家表达自己的意象，是那么的切合。
看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这部电影表达的那些意象，以及电影背后刘小东有关三峡大移民的油画，那些锈蚀的油罐滴下来的锈色的水，穿着红色蓝色内裤站在已经拆了一半的楼台上休息的农民工，在废墟里清理钢筋的妇女，坐在船头唱歌的孩子等等。
2018年我按照梵高说的，不打草稿，直接用画笔涂色涂出来的东西
对这些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梵高有着着迷的热情，他提出自己解读那些街头和地头里的人物，就像巴尔扎克和左拉用文笔在解读街头和地头里的人物一样。我不止一次地在随笔中提到，巴尔扎克和左拉，就是典型地用文学在解剖社会，在研究社会。
他仍然拒绝包括提奥在内的所有人关于画一些能卖出去的水彩画，梵高把这些称之为画匠的画。因为油画对画纸和颜料的耗费很大，梵高又喜欢浓墨重彩，所以他还时不时需要提奥帮他批量购入打折的颜料，时不时需要提奥给他多寄些钱。感觉他这么频繁地给弟弟写信，给弟弟寄去自己的习作，主要原因就是要让弟弟这个自己唯一的资助人，看到自己的努力，看到自己的钱花在了什么地方。
1883年，梵高与克里斯蒂娜的感情走到尽头，他的信中没有描述细节，只有对她的母亲的抱怨和痛苦，他离开了克里斯蒂娜和她的两个孩子。这也印证了梵高的弟弟提奥和梵高的父母之前的判断。情感消沉阶段的梵高，在海牙和弗伦德各地之间居住，绘画。由于弟弟提奥的艺术品交易事业有所长进，提奥对这个无奈的哥哥意见也大了，对梵高的绘画也有了很多批评意见，由是两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梵高一直把弟弟作为自己的经纪人，不过貌似提奥从来也没有卖出过梵高的画作，梵高也不在乎作品是不是有卖相，两人的关系就剩下了只有资助的关系。1884年，梵高拒绝了弟弟的资助，自己开始教学生赚钱，而且又谈了一场失败的恋爱。这个诚实的人似乎与人们总是差着点什么。能体现他内心和情感的，只有他给弟弟的信，孜孜不倦地描述他每天所见到的自然的美丽。当然，这种自谋生路的方式，只持续了不到半年，兄弟就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
1885年，梵高搬到了安特卫普，荷兰另一个大型商贸港口城市，在安特卫普的大半年时间里，梵高的视野和技法发生了飞速改变——他接触到了大批印象派的画家和画作，终于从过去米勒和梅里翁的自然风景水彩画中走了出来，他迷上了人物肖像。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和创作，他发现任何一个人，都比自然风光要更有趣——他从人的眼神中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这段时间的信件中，他大量地描述安特卫普港口的工人、商人、酒馆里的妓女、老板等等角色，描述大城市中与自然之间完全不同的色调和光景。
他说，深红色和深蓝色他最喜欢的两种颜色，没有哪种颜色能比深蓝色更能创造氛围。他花费了大量的钱用于雇模特，很有趣的，在他的信中透露出了当时安特卫普的艺术圈中极为开放的氛围——即便是内向如梵高，也透露出他常常与女性模特来上个一夜风流，而且坦言对于安特卫普的姑娘们无法抗拒（也许，一个看起来只讲金钱的社会，比一个所谓讲道德讲理想的社会，包容力要大得多吧）。这个阶段，也是他逐渐把印象派画法融入到自己技术中去的关键阶段。
1886年，梵高应弟弟提奥的邀请，从安特卫普搬到了巴黎，第二次到访了这个艺术家的国度。这一次，他充分利用了提奥在艺术品交易圈中的人脉，结识了一大批知名画家，尤其是莫奈。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亲眼得见十八世纪以来的知名作品，从这些作品中能够获得在荷兰乡下不可想象的技术和观念的提升。他还大量地研究日本画，并且还对日本画的元素进行了模仿，梵高甚至认为，印象派的很多手法都来源于日本美术，始终对日本美术保持高度的认同。
2019年在大都会博物馆拍的作品，注意衣料质感
他第一次见到乔治·瑟拉的点彩作品，就被深深地吸引了。乔治·瑟拉差不多是他同辈人，当时即便在巴黎，能够完全以绘画谋生的画家也不多，瑟拉刚刚够格算一个。梵高震惊于瑟拉的点彩技巧——把色彩点成毫不相关的单元，在局部上很突兀，但在整体上却形成一种柔和的氛围。梵高致力于把点彩技术和印象派技法融合，他就是基于瑟拉的点彩画法，创造了自己的典型方式——用一段段的、独立的色彩条来构图——回想一下他那著名的星空。
那个年代的巴黎，一直延续了拿破仑时代以来的学术和艺术的繁荣——每个街角处都有咖啡馆，巴黎人似乎只有公共生活——咖啡馆、舞厅、剧场、沙龙，住处好像只是用来睡觉而已，即便是街边卖花的女孩，只要没有了生意，也埋头读书。巴黎一条街上书摊的数量，就要多国其它任何一个城市的书摊数量。在巴黎浓厚的艺术氛围和浓烈的生活环境中，梵高除了作画，还有如饥似渴地阅读同时代左拉、龚古尔、福楼拜、莫泊桑的文学作品，他也认为，和绘画一样，小说也在用最精细的手法解析生活，揭示生活的真相。
1887年4月，梵高在又经历一次失败爱情之后，搬到了法国南部普洛斯旺的阿尔勒。在阿尔勒，梵高结识了画家高更，两个人惺惺相惜，一起旅游作画。梵高居然产生了一个组建画家协会的想法——让画家团结起来形成组织，加强议价能力，以便提高售价，并且通过组织来接济年轻的穷画家。他还热烈地邀请弟弟和泰提格斯这两个交易商加入，他认识到，协会没有艺术品交易商的加入不可能存续下去。不过这个想法也只是想法而已，很快就因为弟弟提奥患上梅毒而中断。
提奥的梅毒当然与其在巴黎放荡的私生活有关，对此，梵高自己也好不到哪去——在阿尔勒，梵高经常去找只要两法郎一次的妓女，她们一般都是招待轻步兵的。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在信中对弟弟提出了各种用药建议，并且告诫他不要近女色了。
1888年之后，提奥在梵高的鼓动之下，开始大力推动印象派的画展，致力于提升印象画派的影响力。这种努力一直都不是很成功，印象派的画作在荷兰一直没有市场。
1888年开始，梵高开始谈论音乐与绘画的关系，他大量地接触了瓦格纳的音乐，感觉到瓦格纳与颜色之间的关系——瓦格纳的音乐属于典型的重口味（想想十年之后的青年希特勒对瓦格纳的推崇），符合梵高对于强烈对比色彩感兴趣的胃口。这个时期，他作画常常在思考颜色搭配对于展现氛围与观念的作用。
梵高大量地收藏和研究日本画，日本美术一直是他的爱好。虽然日本画的颜色较为清淡，与他喜好用重彩不同，但他非常欣赏日本画中透露出来的神韵——其实就是禅意。他解释说，看到日本画，就会想到作画的人一定是个聪明而达观的人，一定不会去考虑复杂的政治、生计，他会坐下来思考一片树叶，一棵草，作画的人就像花草一样生活在自然中，在他们的画里，一切都那么通透，毫不晦涩，从容不迫地勾勒出来。——很遗憾，不知道梵高是否接触过中国画，他所说的那种韵味，实际上在同时期的中国画中也有体现。这个时期他的很多画作，如卧室、格拉斯孔的马车、犁过的地里的树干、以及各种人物画，确实都有很显著的日本画特征。
从他这个时期的信来看，他始终没有成功地卖出过自己的任何一幅作品，弟弟提奥貌似也没有卖出过。他时不时地会透露出自己的压力和烦闷——始终无法做到自给自足，也始终受到经济窘迫的约束，有时没钱了，颜料和画布也买不起，只好画素描。梵高个人的生活开销其实很大——他喜欢买东西，购买和收藏各种美术作品，喜好雪茄和酒，也好逛妓院，完全依靠提奥的资助，势必常常会手头拮据。
1888年底，梵高突然精神崩溃。先是一次散步过程中，突然拿出剃刀，对着自己的朋友高更。高更好容易使他冷静后，他当晚用剃刀割下了自己的一块耳垂，送给一个熟悉的妓女。此后就病倒并被看管起来了。这毫无疑问是梵高作为画家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高更也因此离开了他。
尽管他很快恢复了神智，也清楚自己有了精神方面的疾病，阿尔勒的居民还是认为他过于危险，把他隔离在了精神病院，连他租住的“黄房子”也被警察看守了起来。
在弟弟提奥的关照下，梵高继续在医院里绘画。不过在1889年间他精神病连续发作了四次，发病时会吃泥土，吃颜料，自残，于是又转到了圣雷米的一家精神病院常住。梵高在精神病院期间的诉说，展现出了一个精神病人的痛苦——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有病，但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发作时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持续的幻觉也让他疲惫不堪，恢复之后就有深深的恐惧感，同时还有自责和纠结，有自杀倾向。好在他还能通过阅读和绘画来稍稍减轻精神上的焦虑感和恐惧感。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精神病院里作画，写信。在诉说自己的看法和生活时，他的思维还是保持与过去一样的清楚、哀伤。1890年年初他再次大发病，吞食颜料企图自杀，被医生禁止作画了。
也是在这时，1890年1月，法兰西信史报上刊登了一篇《孤独者：文森特·梵高》的介绍梵高和他作品的文章，作者是权威评论家奥利尔。奥利尔高度赞扬了梵高的画风和作品，让梵高感到极为高兴而惶恐。2月，在布鲁塞尔的二十人画展上，梵高的一幅油画被人以四百法郎买走。
梵高在精神病院获准继续绘画，因为获得了认可，情绪高涨，开始拼命作画，这个阶段的画作越来越体现出他的色段点彩特征。不过他的精神病却发作得越来越频繁。
1890年5月，梵高转到了巴黎，与弟弟提奥一家人见面，第一次见到了弟媳和侄子。接着就启程前往奥威尔，向一个叫加谢的精神科医生求诊。但这位医生不仅性格怪异，而且好像自己也有神经官能症。结果梵高反而跟这位医生成了朋友，治疗期间画了大量的作品。
1890年7月27日，在给提奥写了一封描述多比尼花园画作的信之后，梵高在发病状态下开枪自杀。当时还没有死，他身负重伤回到旅馆，人们赶紧通知了加谢医生，加谢医生也通知了提奥，提奥连夜从巴黎赶到了奥威尔。起初他们都认为梵高伤情还比较稳定，他躺在椅子上抽烟斗，医生没有去取出他身上的子弹。7月28日，伤病加重，梵高陷入昏迷，并于7月29日凌晨，在提奥的怀中去世。
梵高的葬礼也在奥威尔住处进行，都是按照他最喜欢的颜色和光线效果摆放，包括他的画架、画笔和板凳都放在他的身边。
当年9月，弟弟提奥在巴黎举办了梵高的纪念展出。此后，提奥的身体也垮掉了，不过他还坚持要把梵高的遗愿付诸实施——组建画家协会。1891年1月，在哥哥梵高去世半年之后，提奥也去世了。
呈现三段梵高的自述：
绘画是什么？怎样才能掌握绘画的真谛？这就像是要穿过一堵看不见的铁墙，墙的一面是你感受到了什么，另一面是你能做什么。你如何才能穿过那道墙？乱敲乱打显然毫无用处。在我看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地破坏那道墙，用锉刀耐心地把它磨穿。我问你，除了秉持原则去思考和生活，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心无旁骛地磨穿这道墙呢？大事不是偶然做成的，必须是有意为之。
在大多数人眼中，我是一个一事无成，怪癖古怪，令人作呕的人。我毫无社会地位可言，也永远不会有。总之，我是底层人中的底层人。就算这些看法都完全正确，我也想有那么一天，通过我的作品向他们展示，他们眼中的这个怪人，这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内心是什么模样。
这就是我的志向，它建立在爱之上，而不是怨恨，建立在宁静的基础上，而不是激情。虽然我经常坠入痛苦的深渊，在我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平静，纯粹的和谐与音乐，在一贫如洗的棚屋，在肮脏污秽的角落，我看到可可以画入油画或素描的场景，我的思想不可抗拒地推向这些。我越来越认同莫夫曾经对我说的，不要跟我谈论迪普雷和其他画家，我宁愿听你说说那条河的两岸是什么样子。
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它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力。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在把苹果皮绽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果实而努力。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要画出他滔滔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