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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不包括李白，据说李白主业是商人，矿老板那种： 诗中的地名，在现今安徽铜陵和贵池一带，唐代甚至更早这里就是铜铅产地。而且李白还是个好老板，常常与劳工们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李白在炎热夏季，还会亲至“铜井炎炉”与工人一起劳作。正如著有《一个人的诗歌史》的诗人、评论家刘春所说，“诗人从来不是一种职业，只是称谓而已”。诗人称谓不过是古代公务员的另一个名头，除了公务员以外，文人们还有什么副业搞外快呢？文人嘛，不外乎撰文、著书、书法、绘画，现在我们把这些所受酬金称为稿费，古代可是耻于直白地淡钱，将之称为“润笔”，这还有一个典故呐。《隋书·郑译传》：“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 高颖戏谓译曰：'笔干。’ 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因此，后人就把托他人作诗文书画的酬劳叫做“润笔”。
由于古代没有稿费制度，所以“润笔”也没有一定标准，往往带有赏赐性和随意性。即使是字字珠玑的锦绣文章，也不一定会变现，既有“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等抱椠怀铅之士的抱怨；也有“闻到阿娇失恩宠，千金买赋要君王”令人咋舌的天价稿费。“买赋千金”可以算是最早的天价稿费了，这篇赋是赫赫有名的《长门赋》。西汉时期，汉武帝的陈皇后失宠，她听说四川的司马相如做文章天下第一流，便拿出黄金百斤，请司马相如写一篇文章，来排解心中的苦闷与忧愁。少年阿彻为陈阿娇筑黄金屋，后来陈皇后推倒了黄金屋，换了一篇传世名赋，真就如曹丕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润笔费也很高，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吴元济反叛，唐宪宗派大将李愬讨伐。李愬雪夜奇袭蔡州，活捉吴元济。 战争结束后，韩愈受托写 《平淮西碑》， 他将功劳记在大将韩弘身上，对李愬轻描淡写。据考证，那时一匹绢值200文，一斗大米值1文，韩弘给韩愈的润笔费大致相当于7690斗米， 当时的一斗米折合现在的重量约为13斤，现在买 13斤普通大米大约需要 30元，买7690斗大约需要23万元，即韩愈凭这篇文章拿了约23万元的“稿费”。刘禹锡的《祭韩吏部文》曾记载过：“公鼎侯碑, 志隧表阡。一字之价, 辇金如山。” 可见韩愈替人撰写碑文、墓志，收入颇丰。写远追虚，碑诔以立。古人非常重视死后人们对他的评价，尤其王公富商们，往往花大价钱请人撰写碑诔，为死者歌功颂德。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贵室富贾之死，其子孙必求名士献谀为快 …… 文人则亦有所利而轻应之。”因此便有了“受金谀墓”的说法，《旧唐书·李邕传》载：“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赉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 李邕曾任北海太守，书文俱佳， 许多高官和各地寺庙的住持经常花巨资请他写文章。李邕写过八百多篇此类文章，其积累的财富可想而知。
白居易为刎颈之交元稹写墓志铭，元稹儿子支付的报酬有银马鞍、 玉腰带、 丫环、马车和绫罗绸缎，折合铜钱六七十万。白居易将此“稿费”全部捐给香山寺，他在《修香山寺》中提到：除了撰写文章以外，著书修史也能获得不错的赏赐，如唐代长孙无忌修武德、贞观两朝国史，赐物两千段。许敬宗因预修《永徽五礼》、《文馆词林》等书，于志宁预修《格式律令》、《五经义疏》等, 前后赏赐都难 以计数。魏征、李百药、孔颖达、李贤，分别因编撰成《文思博要》、《北齐书》、《五经 正义》、《后汉书注》等书, 也得到了不少御赐之物。另外，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修成 《资治通鉴》, 宋神宗给了他“银绢、对衣、腰带、鞍髻马”等厚重的酬劳。
上面都是私人订制的高端文学服务，所得的润笔之资比较多，也有一些走量的文学服务，润笔之资相对就要少点。宋初，“以文辞称于吴，尤邃于《左氏春秋 》”的许洞，曾以题壁诗换取“稿费” 偿还酒债。明代的桑思玄是从不为人“ 白作文字” 的，且要将银钱置于他的眼前，才能“ 发兴” 写出。 （这个习惯好，看“钱”下菜碟）张士谦学士“ 作文， 不险怪，不涉浅，若行云流水，终日数篇。凡京师之送行、庆贺，皆其所作，颇获润笔之资。”唐寅在《言志》诗中说：“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可见他因卖画也得到不少润笔。 清代“ 扬州八怪” 之一的郑板桥，罢官后，摆起了字画摊，还特意开了一个“润格”，张贴于门：凡前来索字、索画、索文者，敬请带好现银，对号入座。
总的来说，无论文章还是书画，作者名气越大，带来的收益越高，但通过一篇文章达到一夜暴富的吸引力对于文人来说不言而喻的。“学而优则仕”，入了仕途，润笔之资只不过俸禄之余的锦上添花。朝堂之外的文人，若没有李白等才气，生计尚成问题，鬻文为生，实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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