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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乡愁(下） 文/胡长安 五、青山尽染夕阳血 兄弟阋墙 残垣犹记沧桑事 后辈释嫌 丙申年三月十一日酉时 从六孃家沿一溜小路上到山顶，有一座村庄叫作“干坝院子”，曾是毛氏入川第五祖的二儿子建立的家园。老人们说，五祖是毛氏“正”字辈的，在四川武胜县参加乡试，考取举人功名后，举家迁往合川县石龙场金龙山定居。他四十岁才安家，育有四个儿子。四个儿子长大成人后依次在石龙场大沟院子、干坝院子、中间院子、新院子建立了家园。鹤年的曾祖父---毛氏入川第六辈毛象崑就是“新院子”的主人。毛象崑生育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长大后，毛象崑将家产平分给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毛常遂，字鼎安。一贯不务正业，喜好抽鸦片、赌博，没多久就耗尽家财，经常去弟弟家借钱，因此两家多有不和。毛象崑的小儿子毛常厚，字鼎九。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勤奋好学，后来竟成了小有名气的中医。并且乐善好施，时常为穷困人家免费看病抓药，颇有些民望。因其祖上是有“功名”的，世人尊称“毛老爷”。民国十六年，毛鼎九娶了合川城里张姓富商的独生女儿张伯超为妻。在新院子生育了两个女儿后，因其岳母独自一人在合川城里打理生意，便于民国二十二年全家迁到合川城里居住。1938年起日本侵略军对重庆进行长达五年半的“无差别大轰炸”时，也对离重庆不远的合川城进行了狂轰滥炸。本该在合川城过着舒适日子的毛鼎九，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遂带着一只眼睛失明的岳母、妻子和四个子女回到石龙场居住。除了购置了一些田产外，他自己仍然在街上行医。抗日战争胜利时，他家已是有七个子女，共计十口之家的大家庭了。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49年，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争相寻找出路，石龙乡张乡长也举家离开了石龙，同时举荐毛鼎九出任乡长一职。不谙政治的毛鼎九自恃有民望，且平日里和国共两党的人员均有交往，认为乱世当前总得有人出面保境安民，便接下了乡长的担子，带领乡丁维持地方治安。1949年十月，毛鼎九在小沔读书的唯一的儿子刚回到石龙场不久，也被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抓走了。为了躲避兵荒马乱，自顾不暇的毛鼎九只好带着全家女眷迁到乡下的“新院子”老屋居住。1950年下半年开始土改，与毛鼎九颇有积怨的亲哥哥毛常遂可能为了划清界限，亲自带领土改工作队和民兵到他家挖地三尺，抄了个底朝天。毛鼎九被定性为“罪大恶极”，应处极刑。这时有好心人想起他家曾与共产党的大官有来往，便秘密去重庆托人说情。那时往来重庆要好几天时间，等那人从重庆带回“此人不可杀”的条子时，毛鼎九已于1951年4月1日午时被执行了枪决。这年，鹤年的奶奶张伯超刚好40岁。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历尽艰辛把剩下的几个女儿拉扯大，嫁人成家。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眼看日子逐渐好起来，老人家却于1997年7月25日不幸病逝。终年86岁。几位孃孃合计后，与干坝院子的本家亲戚商量，用六孃家的一块自留地置换一块墓地，将老孺人的骨灰葬在干坝院子的后山上。因这里离六孃家最近，于是我们先去祭奠鹤年的奶奶。囿于当年的条件，坟墓周围没有墓墙，也没立碑。虽然每年孃孃们都会去祭奠，我们去时，仍然是杂草丛生，难以分辨坟茔的形状了。
“毛鼎九的嫡孙回来了”！这个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来。我们刚在坟头点好香烛，过来几个在附近干活的人，其中一位五六十岁的壮年男子问明谁是毛鼎九的嫡孙后，便自我介绍说，他是毛鼎安的孙子叫毛熙成。然后就握着鹤年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听老人们说过当年的事，我时常想起就心酸”，他是在说当年他爷爷带人去抄幺爷爷家的事，并表示歉意。接着他介绍了今年清明节，毛家一位退休干部在毛氏入川的祖籍地----四川武胜县举办了“清明会”，川渝各地到会的有几百人。清明会还组织重修族谱，最近已开始向登记族人发放。毛熙成与鹤年互留了电话后，还建议鹤年参加明年的清明会。
从这里往东南方向约一公里路，便是毛象崑的三哥当年建立的家园---“中间院子”。院子前面一口堰塘，房屋都掩蔽在郁郁葱葱的竹林后面，在蓝天下显得格外宁静。孃孃们说，她们的爷爷毛象崑去世后就葬在中间院子后面。不过坟墓在土改时就被挖平了，参与挖坟的人们盗窃了陪葬的金银珠宝，还把死者随葬的顶戴和其它服饰扔得满地都是。
从“中间院子”再往东不到一公里路，就是“新院子”了。离“新院子”不远的一片荒坡上葬着鹤年的爷爷毛鼎九。孃孃们说，这里也算是毛家的祖坟地，除了她们的父亲外，她们的婆婆、外婆都葬在这里，不过墓茔已不见踪影，但她们还能分得出具体位置。至于其他毛家宗亲的坟茔，更是搞不清楚了。
于是我们便给分得清楚的祖坟烧了香烛纸钱，在墓地上燃放了几挂鞭炮。这时走来两位须发皆白的老爷子，问明了我们身份后，其中一位对鹤年说：“我家父亲是给你爷爷家挑水的。你爷爷对人很好。”鹤年忙说：“谢谢！谢谢！你老人家多大年龄啦？身体还好吧？”“新院子”大约是坐北朝南的三合院，我小时候和外婆、七孃在这院子西厢房的一间屋子里大概生活了一年多，其余房间当年都已分给了其他人。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清晰地记起当年的生活景象。
如今这院子已经破败得几乎不能住人了。只有毛熙成家还住在正房里，屋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和屋檐下晾晒的衣物，显得院子里还有些生气。
东厢房当年是分给民兵队长彭林高家的，据说其后人都已到重庆生活去了，只有这破旧的房屋还在宣示着他们的产权。
金色的夕阳照耀着陈旧而破败的老屋，像一位耋耄老人在絮絮叨叨的讲述着古老的故事。谁知道这院子里曾经有一群快乐喧嚣的小孩、书香飘溢的书房和静谧的后花园呢？六、物是人非石龙场上乡愁浓郁 冬去春来金龙山下稻菽清香
几天时间过得紧张而仓促，鹤年总算了却了看望老家几位还健在的姑妈以及祭扫祖坟的夙愿。惦念着母亲还躺在医院等着确诊病情，只得赶紧回去了。临行，六孃家又搜了些腊肉、皮蛋、红苕粉之类的土产，连同其他几位孃孃的馈赠，千叮万嘱要鹤年带回武汉去，给远在它乡的亲人们尝尝。六姨爹一并用背篼背着送我们到干坝子停车的地方。担心他老人家吃力，我们想接过背篼，但六姨爹执意不肯。连腿脚不便的六孃也非要送我们到车上不可。
经过石龙场下场（即下街）的时候，看看时间还早，便停了车，搀扶着有点儿晕车的七孃，请她给我们指点毛家老宅的处所。
我们从两栋现代楼房形成的狭窄巷道穿过去，仿佛就穿越到了六七十年前。一条五六米宽的条石铺就的马路，大致由南往北倾斜着延伸出去，两边还有类似于现在人行道一样的街沿，街沿后面是小青瓦平房或两三层的砖木结构小楼。
条石马路南端有一家中药铺，使人联想起鹤年的爷爷给人看病的地方。七孃对鹤年说说：“那附近当年是一间铁匠铺，也就是你爸爸被国民党败兵抓走的地方”。触景生情，我想起了舅舅的回忆：“我从小沔溪的县立三中回家不久，也就是1949年农历十月中旬的某一天，父亲让我去乡公所打电话联系其他乡，询问国民党败兵退到哪里了。然后我就回家，走到下场口，看到败兵已进场，就跑到一家铁匠铺，一进门就被国民党兵抓住，不由分说就让我扛上炮架，我就这样哭叫着离开了家”。
再往前就是马路的尽头，那是一段七级石阶，石阶上面一块不大的坝子，坝子的右边又是一坡石阶，石阶上面现在是“重庆市合川区香龙镇人民政府”驻地。六十七年前这里叫“四川省合川县石龙乡乡公所”。我搀着七孃进到镇政府院子，门卫也没询问干涉。院子里黄葛树遮天蔽日，渠江上吹过来的凉风让黄葛树叶子飒飒起舞。七孃说，除了房子变了，黄葛树还是当年的黄葛树。
折回来顺着那马路往下走，在一个拐弯处，现在的“合川区香龙中学”斜对面，有一排小青瓦屋顶，木板墙穿斗结构的平房。墙的上半部分是传统的川东民居做法：先用竹片（当地叫篾片）在穿斗结构的梁柱间编排成墙体，在篾片上糊上掺和了稻草节的泥土，批荡后再用灰浆粉刷成白色。那房屋由于年生太久，木结构损坏，现在的主人在屋檐下砌了两根砖柱加固，七孃说她们小时候就是从这个门口进出。
我不由得想起毛家的邻居、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舅舅在石龙小学的同学车笃辉老先生讲过的往事：“我家斜对面就是毛鼎九家，毛鼎九家与许玉泉家是紧挨着的邻居。许家是大地主…. 为防'棒老二’（即土匪）抢劫，毛、许两家还共同修建了一座碉楼，那座碉楼不像一般有钱人家的土墙碉楼，而是条石砌成的，很洋气。“有时逢赶场，就会有'棒老二’来抢东西。我十来岁时，有一次我正在街上玩耍，忽然满街的人都潮水般的涌了过来，还夹杂着乒乒乓乓的枪声，土匪又来打劫了！张乡长家有乡丁护院，全都上了碉楼用枪瞄准下面，也不下来维护治安，好像井水不犯河水。我父亲当时还在世，叫人把我拉回家去。毛家和许家的人也全都躲进自家的碉楼去了。“在我的印象中，毛家与其他有钱人家不同，不像一般地主邋里邋遢，毛家有书香门第的气质。……记得每天一大早，毛家就开门，打扫清洁后，毛家的几个娃儿就端了凳子在门口，一顺溜坐一排，规规矩矩的”。车笃辉对我说：“你妈妈和你外婆长得很像，都是高挑个子，头顶上梳一个高高的发髻，很漂亮。那时石龙场上没有人像这种打扮的”。七孃指着那门口的右后方说：“从这门口进去是四合院，还有好多房子。后面有花园，和许家接界的角落就是碉楼。土改时就拆掉了”。
本想从那门口进去看看，但见门虽开着，家里却不见人影，也就作罢了。街上一位做清洁的中年妇女见我俩不像本地人，又指指点点的，就问我们找谁。我们说“随便转转”。搭讪中，那妇女得知鹤年是毛家后人，论起字辈竟是同辈人。于是又唠叨些闲话。再往前走，这条路就通向渠江边的石龙场码头。那时公路不发达，水运是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码头自然就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了。怪不得当年石龙场周围仅庙宇道观就有十多座呢。
送七孃回到熊家沟，刚在公路边下车，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戴着草帽坐在路边跟七孃打招呼。寒暄中得知他姓陈，父亲曾是解放时石龙小学校的校长。想起当年毛家几个小孩都在石龙小学读过书，就有些亲切感。鹤年就问：“你家父亲还健在吗？”
和七孃道别后，我们踏上了返回重庆的路。想起这短短几天回乡之旅，是满载的记忆和乡愁。鹤年说：“是往事和故乡云的召唤，促成我抽时间了结了回老家看看的夙愿”。原本计划在返回重庆后，再抽空去趟钓鱼城。路过合川时，在城里一条街边一人吃了一碗抄手后，还没到中午十二点呢。我估算了一下往返路上的时间和游览时间，十分充裕，便决定今下午就去钓鱼城，免得再来一次车马劳顿，还可以给鹤年腾出一天宝贵的时间。我2009年上半年来过一次钓鱼城，那时门票30元/人，道路和周围环境就是一个去“农家乐”的感觉。现在一条双向六车道的一级公路，从城区直通嘉陵江边的钓鱼山下；然后凭着导航和我的记忆沿一段盘山公路向景区大门行进。谁知半路上设了一道关卡，不让通行。一位保安模样的人告诉我们：社会车辆不能进入景区，必须折回山下的游客服务中心购买门票，再乘景区交通车进去。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保护修复，现在的钓鱼城已成为荣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的游览胜地。门票变成了80元/人，乘坐交通车单面10元/人。我们只得将车暴晒在草都没得一棵的游客中心停车场上，搭乘景区交通车进了山门。这个距离嘉陵江对面的合川城区仅五公里的军事要塞，北、西、南三面被渠江、嘉陵江和涪江环绕，仅东面与陆地相连。周边是悬崖峭壁，从江边拔地而起，突兀耸立300米，真乃天设地造的雄关。
地图采自网络（箭头为元军攻城路线） 传说远古时候，有一年三江同时发大水，人们争相逃往高处避水患，这片突兀的高地一下子聚集了密密麻麻的人群，饮食都成了问题。正当他们饥饿难熬、濒临死亡之际，突然从天上降下一位巨神，在山顶上持长杆垂钓，以鲜鱼馈赠灾民，民赖以生。从那以后，巨神垂钓站立的石台就被称为钓鱼台，整个高地便被称作钓鱼山了。
据《宋史.余玠传》记载：公元1234年，宋、蒙联合灭金后，蒙古窝阔台大汗乘机侵占了南宋大片国土，宋蒙（元）战争全面爆发。宋蒙战争三大战场之一的川渝地区是被蒙军蹂躏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1242年，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卓著的余玠主政巴、蜀，以扭转颓势，巩固长江上游地区。余玠在重庆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余玠采纳播州（今遵义）贤士冉琎、冉璞兄弟建议，遣冉氏兄弟在钓鱼山扩建城池，并把合州的民众及军政机关迁徙进去。“钓鱼城”之名始传于世。余玠因抗蒙功勋卓著，于南宋淳祐八年（1248年）官拜兵部尚书、资政殿学士。余玠乃性情中人，“意气豪雄，喜功名，好大言”，引人妒忌。宰相谢方叔与统制姚世安等人向宋理宗诬告，攻击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宋理宗听信谗言，召其还朝。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1253年7月，余玠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杀。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新任合州守将王坚进一步完善城防设施，将钓鱼城分为内、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这一切使钓鱼城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必要地理条件以及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特点。
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蒙哥大汗挟西征欧亚非40余国的威势，分兵三路伐宋。蒙哥亲率的一路军马进犯渝川地区，于次年2月兵临重庆府合州钓鱼城。打遍欧亚无敌手的蒙哥铁骑，却在钓鱼城主将王坚与副将张珏的顽强抗击下，不能越雷池半步。7月，蒙哥在城南脑顶坡被城上火炮击伤，后逝于现重庆北碚区的温泉寺。临终，蒙哥大汗留下遗诏：日后攻下钓鱼城，当尽屠城中之民！元宪宗蒙哥大汗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首先，它导致蒙古这场侵略战争的全面瓦解，使宋祚得以延续20年之久。进攻重庆和四川的蒙古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灵柩北还。其弟忽必烈、阿里不哥、旭烈兀为争夺汗位，纷纷从欧洲、亚洲和正在进攻的非洲战场撤回，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因此，钓鱼城之战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中国范围，它在世界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1279年3月19日，南宋残部和元军在广东新会的崖山开展决战，宋军被元军击败，元军随后包围崖山，左丞相陆秀夫眼看“靖康之耻”又要重演，情急之下背着时年8岁的宋末帝赵昺跳海而死，南宋在崖山的十万军民也相继投海殉国，宋王朝覆亡。早在1276年1月，南宋都城临安陷落，年仅五岁的宋端宗赵昰被俘，太皇太后就奉玉玺向蒙军投降，同时向全国发布缴械投降的诏书。但四川由于地理封闭，加之战争时期信息不通，四川军民仍以坚强的意志继续着抗蒙斗争，直至蒙古人宣布南宋皇帝投降的消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1278年12月重庆城陷落后，只有钓鱼城的抵抗旗子在嘉陵江边孤零零地飘扬着。这时钓鱼城中已集聚了各地来投奔的难民十余万人，吃饭都成了问题，饥民中竟发生了易子而食的惨剧。此时宋王朝已彻底灭亡，在元蒙大军的围困和劝降下，城中守将也分为了主战主降两派。当时的守城主帅王立虽然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此时也陷于两难之中：若是坚持抵抗，以身殉国，还能保留一世英名；但是，顾了自己的名节，博得后人为自己树碑立传，城破之日，城中的十余万军民定遭屠戮。几经权衡，王立派人到成都西川枢密院向李德辉传递了愿意停止抵抗的信息，但要求李德辉必须满足“不可杀城中一人”和以尊严为前提的投降条件。在元蒙川西王副使李德辉及其妹妹熊耳夫人的极力担保下，劝说忽必烈免予执行蒙哥关于屠城的遗诏，并得到元世祖忽必烈圣谕：“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便杀掠，宜与秋毫无犯。”至此，王立放弃抵抗，开城投降，元朝统一了中国。从公元1243年到1279年，钓鱼城保卫战长逾36年，历经战斗200余次，写下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战例。钓鱼城因此被欧洲人誉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
我们来的这天不是节假日，也不是周末，所以游客稀少，正是凭吊人文历史、遗址古迹的绝佳环境。沿着可供“三马并进，五人并行”宽阔平直的跑马道漫步徜徉，令人联想浮翩。绿荫蔽日，青石板铺就的路边覆盖着一层淡淡的青苔，飒飒的凉风袭来，总有金戈铁马从身旁呼啸而过的感觉。
在一片约1000平方米的光秃秃的石台上，散布着大大小小规则的圆形浅坑，旁边的石碑上刻着“九口锅遗址”。据专家考证，认定该遗址为当年的兵工作坊遗址，是钓鱼城军民碾磨火药原料和制作兵器的地方，故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兵工厂遗址”之称。因其锅状的圆坑共有九个，所以当地人将这个地方称作“九口锅”。再往前走，在“獨釣中原”石牌坊的台阶上面，就是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护国寺。大门上一幅石刻对联：“城号钓鱼，三江送水开巴堑；寺名护国，孤嶂飞云控蜀江”，诉说着钓鱼城护国的重任。寺内设钓鱼城博物馆。该馆以钓鱼城36年抗战史为主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从“历史风云、独钓中原、鏖战鱼城、上帝折鞭、忠义千秋、宋代兵器、宋代居民生活场景和名人字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展示。并有以油画为背景的战争沙盘、12位宋蒙攻守双方的历史人物雕塑及蒙哥中炮的战争场景。左手边就是始建于明弘治七年（1494年）的“忠义祠”。忠义祠正堂，“忠义千秋”的牌匾之下，陈列着钓鱼城守将余玠、冉琎、冉璞、王坚、张珏的长生牌位。左侧室则供奉着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三人的长生牌位。王立虽然因为开城投降不能算“忠”，没能供在正堂，但他与李德辉、熊耳夫人的活城之功却不能忘却，正所谓“丹心云表”。
在位于城南第二道防线的护国门里面，有一壁镌刻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七月的国军要人的石刻题字。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对重庆和合川实施了残酷的狂轰滥炸。原驻合川城里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就搬迁到了钓鱼城上。在该特别训练班创办十周年之际，兼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蒋中正亲笔题写了“坚苦卓绝”，并委派何应钦、白崇禧和张治中等要员前来钓鱼城参加了纪念活动，从而留下了这一片摩崖题刻。
回家的路上，钓鱼城最后的守将王立的事迹久久在我心中萦绕：钓鱼城的烽火熄灭了，700多年来关于王立降城之事褒贬交加，莫衷一是。后来清初的台湾守将——郑成功的后代，也走了降清而使国家统一的路。是耶？非耶？这其中曲直，确实难以简单评说。其实，钓鱼城中绵延八百年的文物古迹，文化遗址不下数十处。若有兴趣爱好，至少应该花一两天的时间慢慢观赏，方能品出个中滋味。我们一般游客，不过跑马观花而已。八、宝顶佛经融世俗 教化感人 没齿不忘救命恩 义重情深回到观音桥后，陪鹤年到我母亲墓地祭奠了，就忙着订好了回武汉的机票。还有点空闲时间，我建议到大足去看看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足石刻”。“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中国四大石窟齐名。石窟研究界素有“北敦煌、南大足”之说。大足石刻的主景区距重庆主城区约170公里，主要分布在大足境内的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等处。其中位于宝顶山的摩崖造像最具代表性。这是一个“U”字形的山湾，俗称大佛湾。我虽然来过几次，但无法系统全面的给鹤年讲解，于是花了150元请了一位导游。大佛湾崖面长约500米，高约8—25米。造像刻于东、南、北三面崖壁上，其内容前后连接，无一雷同，犹如一幅图文并茂的画卷。大佛湾石刻由号称“第六代祖师传密印”的赵智凤总体构思设计，并于公元1179——1252年间（宋孝宗淳熙至宋理宗宝佑年间）历时70余年，组织开凿而成。是一座造像近万尊的大型佛教密宗金刚部道场。也是大足石刻精华之所在，并把中国石窟艺术推上了最高峰。
宝顶山石刻的可贵之处在于将艰涩难懂的佛经教义用世俗化的故事情节直观的演绎出来，即所谓“经变相”。通俗易懂，亲切感人。这在一般民众普遍不识字，没文化的年代尤为重要。特别是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六道轮回经变相”、“父母恩重经变相”、“地狱经变相”等构思新奇，雕刻技艺娴熟，世俗色彩浓郁的连续造像群，注重阐述哲理，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国儒家的伦理、理学的心性及道教的学说融为一体，兼收博采，显示了中国宋代佛学思想的特色。
其中如“父母恩重经变相”通过求子、怀胎、临产，以及养育子女的全过程，展现了父母抚养子女的艰难，告诫人们应当孝敬父母。形象生动，感人肺腑，易为世人接受。据说有关部门还在石刻中发现了提倡廉洁的元素，继而把大足石刻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廉洁文化教育基地”。
这些摩岩造像中，“千手观音”是中国最大的集雕刻、彩绘、贴金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亦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重要代表作品，被称为“国宝中的国宝”。千手观音造像石龛高7.7米、宽12.5米，造像雕刻于15米至30米高的崖壁上，共1007只手臂如孔雀开屏般环绕于观音主尊造像四周，金碧辉煌。这不但是中国千手观音之最，也是世界佛教艺术中一大奇观。
但建成800多年来，千手观音造像受风化等多种“病害”侵蚀。根据史料，千手观音分别在1570年、1748年、1780年和1889年经历4次修缮。2008年开始第五次维修，于2015年6月竣工。
还有一处被称作“宝顶山石刻艺术之冠”的圆觉洞，并不是天然岩洞，而是工匠们在坚硬的岩壁上一锤一锤凿出的洞！洞深十二米，宽九米，高六米，是大佛湾内最大的洞窟造像 在洞壁的正面是跌迦而坐的三生佛，两侧俨然整齐地排列着文殊、普贤等十二位觉行圆满的菩萨。三生佛面前另塑一尊菩萨跪着，表示十二位菩萨轮流向佛问法。圆觉洞有“三绝”：一是在洞门上方开凿一个采光孔，光线束呈45度角照射到跪着的菩萨身上，使洞内主题突出，明暗适度；二是巧妙地利用雕塑造型，形成岩层渗水的排水系统；三是雕刻细腻逼真，祂们脸部的肌肉丰满细腻，具有童颜肌肤的质感，身上的袈裟舒展柔和，如行云流水一般搭在座台上，极富丝绸的质感，下面的石香案，也被处理得极富木质感，达到了乱真的地步。
在返回城区的路上，小舅舅车安吉打来电话，询问鹤年的行程安排，叫我们一定要与他见一面。我说鹤年本来就想在离开重庆前拜会他，还没来得及联系呢。于是便约在今天中午。解放前，车家和毛家是石龙场上隔着一条石板马路，斜对门的老邻居。他的哥哥车安云是舅舅在石龙小学的同班同学和好玩伴。间表示：毛鼎九死得冤枉！应该昭雪。解放前两年，车安吉患病（那时他父亲已英年早逝，家境衰落）八方医治不愈，垂危之际找到我外公毛九鼎试一试，毛鼎九开几服药后居然让车安吉起死回生，车家遂让车安吉拜毛鼎九为义父；外公家本来也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欣然答应了。因此我就称他为小舅舅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车安吉已是重庆市糖果糕点行业协会会长，开有一家颇有名气的小食品加工公司。一次回合川区石龙场举办“清明会”，宴请车氏族人时，也邀请了我的姨妈们出席。
我们赶到他办公室时已过了中午一点了，他却一直在等我们吃饭。别说鹤年与他是初次见面，就连我舅舅自从六十七年前那次突如其来的离别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他了。在他们的记忆中，只有儿时的印象。席间，小舅舅饶有兴致的回忆小时候的情形。从石龙场渠江码头南来北往的客商，讲到满街令人口馋的零嘴小吃。我说：“从现存的石龙场老街道的规模来看，应该是很热闹的地方。”“那当然，人家说石龙场有九宫十八庙七十二殿，那是不假。”接着小舅舅就扳起指头一口气数出了十来处庙宇道观。鹤年一再表示：他父亲因腿脚不便，无法回家乡看望亲朋好友，他这次回来特地代表父亲转达对亲友们的问候。车安吉动情地说：“我是正式拜给你爷爷做儿子的，其实我也可以姓毛。我们也是一家人了。” 饭后，他一定要我们去他家看看。他家在临江门外的嘉陵江边，视野极好。
他兴致勃勃地给鹤年介绍周边的景物，并说今天不算，过几天周末还要正式请鹤年吃顿饭。
鹤年表示十分感谢，但因母亲病重，已经买了回去的机票，就此道别了。他下午还要回单位办事，我们便陪他一同出来。分别后，他那重情仗义的豪爽风度深深感染者我们，不愧为我们晚辈之楷模。
作者简介：胡长安，1954年生于重庆。1971年~1978年在赴云南支边，1979年3月大返城回渝。做过搬运工、电焊工、统计员、生产科长、生产经营办公室副主任、副厂长、厂长等。1994年~2004年到广州，受聘于服装企业任厂长经理。回重庆后，先后受聘于重庆弘愿工具集团公司制钉厂任厂长、总工程师，重庆三维汽车服务公司任行政人事部经理。业余爱好文学，尤其爱好诗词。1991年参与《云南支边生活实录·红土热血》的写作和校对工作。迄至2019年已在博客上发表游记散文八十多篇，诗词歌赋一百多篇。退休后积极参加知青文化活动，出席知青文化研讨会并发表论文、书评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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