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以文为诗论

杜甫以文为诗论

许总

对于诗歌史上以文为诗的艺术现象，宋代以后，学人多有论述。如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黄庭坚语：

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

陈善《扪虱新话》云：

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文中有诗，则语

句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

可见对于以文为诗的评价，历来就有迥然不同的意见；同时，批评家们认为，以文为诗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如同杜甫的以诗为文，最突出地表现于韩愈的诗歌创作实践。清人赵瓯北进一步认为：

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①

更将以文为诗断为昌黎之首创，并开宋诗独特风貌之先河，所谓“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②，似成定论。然而，“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③。可见韩诗艺术风貌的形成，主要是源于杜诗的。当然，韩愈在学杜过程中，“辟山开道，自成一家”，对其自身艺术成就及其影响应当有充分的认识，但是通观韩、杜诗，其间渊源脉络，极为明晰，韩诗的主要艺术手段亦皆不出杜诗影响之范畴。刘辰翁《赵仲仁诗序》云：

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

可见杜甫以散语为诗亦即以文为诗对韩诗以及苏轼等宋代诗人创作的积极影响，而韩愈的以文为诗，则是上承杜甫之首创，下启宋代之极盛。因此，我以为，以文为诗的创始，应当改变传统的说法，从韩愈上溯到杜甫；而研究这一艺术现象的发展规律，对其真正创始者杜甫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加以探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对于历来论者所概括的与韩愈以文为诗并提的杜甫以诗为文的艺术手段，笔者曾撰《杜甫以诗为文论»④，然笔者认为，杜甫是驾驭诗歌与文赋两种艺术形式的大师，他既有以诗为文的实践，也有以文为诗的经验，因此，将杜甫的这两种艺术手段加以比照研究，对于了解他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和融会贯通的艺术本领，也是很有意义的。本文不打算对诗歌史上以文为诗的艺术现象进行全面研究，仅拟就杜甫以文为诗的艺术实践作一初步探索。

一、以文为诗开拓了杜诗的表现内容

在文学史上，诗文两种体裁虽然有着互为关联，互相渗透的现象，但是随着诗文自身规律的发展，其各自形成的艺术形式的独特面貌以及对适合其形式的表现内容的要求，也益见分明。所以，很多论者都特别强调“诗文各有体”。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明人屠隆《由拳集・文论»更云：

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

当然，宋人学习并发展了以文为诗，其成败之处可以具体分析，但严羽、屠隆的说法旨在从根本上否定以文为诗，是极为清楚的。刘熙载曾对诗文的特质作过极为简练的概括：

大抵文善醒，诗善醉。

所谓“醒”，实际上就是铺张畅达地说明问题、发表议论；所谓“醉”，实际上就是曲折含浑地描摹物态、抒发情愫。由于这样的传统观念所决定，在唐代之前，诗文大体上就这样沿着各自的道路发展，因之诗歌中绝没有《过秦论》似的经世宏论，散文中也很少见《孔雀东南飞»以的柔艳温情。齐梁以降，“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①，诗歌的韵律音节美被强调地提到创作的首要位置，这一方面固然促进了作家们自觉地注意诗歌格律，为五言古诗向格律严整的律诗的转变准备了条件，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另一方面则是不适当地夸大了声律在整个创作中的作用，为了适应严密精巧的形式，诗人们在创作实践中，便形成务末弃本，忽视内容的现象，“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淫文破典，斐而为功……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②，一味刻意于形式声律的讲究，过份强调诗之为诗，正是南朝绮靡浮艳诗风形成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被李白、韩愈等人斥为“绮丽不足珍”、“众作等蝉噪”，也正是由于齐梁诗人把自身置于狭窄的胡同之中所造成。唐陈子昂出，始“首唱平淡清雅之音，袭骚雅之风，力排雕镂凡近之气……超轶前古，尽扫六朝弊习”③，并大力倡导“风骨”、“兴寄”，为唐诗革新廓清了道路。刘熙载谓陈子昂“为李杜开先”④，陈沆称陈子昂为“杜陵之先导”⑤，确是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以为，通观陈、杜诗，他们在发扬现实主义传统方面虽多有相通，然其创作的根本方向却截然不同。如果说，陈子昂主要是以复古的面目“尽扫六朝弊习”，那么，杜甫则主要是以创新的姿态彻底打破诗之为诗的局限，拓开诗歌的表现领域。把写作散文的手段和经验引入诗歌创作领域亦即以文为诗，就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中的一项重要的创新。

如前所述，齐梁以来，诗之为诗的界限益见分明，诗的表现范围也愈为狭窄，盛唐诗人虽然力破齐梁以来宫体之桎梏，扩大诗的领域，从低回恩怨的宫禁深闺之中脱颖而出，驰骋于山水、田园、边塞的广阔天地，但是，由于汉语诗歌漫长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传统和规定，这些优秀诗人的创作，大多仍然不出描摹风物、抒发情怀之范畴，而叙事和说理仍多由散文的形式来表达。杜甫承盛唐之变，处衰乱之时，其稷契襟怀，入世极深，发而为诗，则自然结合时事，加入议论，这是杜甫以文为诗的时代根源和主要表现。杜诗中叙事与议论的浑化，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的融和，是杜诗突破历代陈囿，达到集大成境地的主要成就，同时也正是其以文为诗的重要方面和具体内涵。例如《北征》诗，作于安史乱中唐肃宗至德二载秋，是年夏间，诗人自长安城中脱身西走，回归凤翔行在，拜左拾遗，其赤心报国，炳若日星，然始一上疏（言房琯罪），即触怒肃宗，几至不测；而获救后被墨敕放还，方如噩梦初苏，对统治者荒淫残暴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北行途中，对世上疮痍、民间疾苦亦有更深的了解。痛定思痛，血泪和流，胪陈时事，直抒愤懑，畅达无余，集班叔皮《北征》、曹大家《东征》、潘安仁《西征》、庾子山《哀江南》诸赋之长，而以五言诗出之，实为首创。今人胡小石评云：

叙自凤翔北行至邠，再自邠北行至鄜，沿途所见，纯用《北征》、《东征》、《西征》诸赋章法。化赋为诗，文体挹注转换，局度弘大，其风至杜始开。⑥

又云：

结合时事，入以议论，开合纵横，直成有韵之散文。独辟一途，前所未有，下为元和及“宋诗”开 山。⑦

今观此篇，固为叙事周密、议论精详之巨制，而触景生情，个人得失时刻系于民族存亡，则尤为可贵。如诗人“夜深经战场”，看到“寒月照白骨”，便立即想起“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看到儿女衣袜狼籍，家中衾裯破碎，便写道“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这固然是短褐颠倒、旧绣曲折的实写，但波涛汹涌，海图破坼，天吴紫凤，颠倒曲折，显然寓有山河破碎之感；无怪诗人新归之时，生计尚未安排，便又倾心于国家与战局，他一面“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一面又预感到“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的隐患，并提出“此辈少为贵”的卓越见解，这与《悲青坂》中“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春莫仓卒”，《塞芦子》中“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般议论的范围，而是精心谋虑的战略决策。他如《奉先咏怀》、《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蚕谷行》、《朱凤行》诸名篇，无不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运用散文化的手段发为议论，从而深刻而透彻地从各种角度反映了广阔的时空画面。

杜诗被人们尊为“诗史”，其关要正在于此。

人们但以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①而称杜诗为“诗史”，殊不知以史笔为诗，实乃杜诗容易为人忽略的一大特色，而这也是以文为诗艺术手段的一种表现。对于各种事件与人物，诗人都以严谨的态度，力求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给予恰当的评价。如《北征》写道“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在安史乱中功勋卓著的陈玄礼，后来遭到统治集团排挤、贬谪，诗人却对其推崇备至、极度赞颂；《八阵图》写道“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历史人物诸葛亮的功业成就与错误过失，在这二十字中已得到了极为精辟而客观的概括。尤为可贵的是，诗人对当时社会现象敢于秉笔直书，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况闻处处鬻男女”，“妇女多在官军中”，“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衣冠兼盗贼”，“盗贼本王臣”，等等，对这种黑暗现象的暴露与鞭答，无疑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相容的。甚至对统治集团内部丑态，诗人也敢于大胆地揭破温情脉脉的面纱，给予辛辣的嘲讽与讥刺。然而，由于宋代以降封建集权专制的加强，为这种政治需要服务的理学思想的支配，杜诗的这方面可贵精神遭到了曲解和误解②。直至清人钱谦益作《草堂诗笺》，始“凿开鸿蒙，手洗日月”，阐明诗意，发前人所未发。钱氏最为得意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洗兵马》、《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诸将五首》诸笺，皆一反旧说，认为诗的本意是对玄、肃、代三君失道的讥刺。即如《洗兵马》，钱氏笺云：

《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唐史有隐于肃宗，归其狱于辅国，而后世读史者无异辞……何儒者之易愚也！③

昭揭肃宗“隐而未暴”之“逆状”，正是杜诗深意之所在，而指出唐史之隐、读史者之愚，更可证杜诗忠实于历史真实的价值。钱氏论诗，着重考诸信史，以史证诗，因而钱氏以史实证诗与杜氏以史笔为诗恰如笙磐之合，这也是钱氏论杜之所以超过前人、度越流辈的关键所在。刘熙载曾云：

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④

刘氏此论，虽多从艺术风貌方面着眼，但也隐然道着了杜诗与史迁“雄直之气”的根本精神的一致之处。秉笔直书，是古代史家最为可贵的精神，文山先生《正气歌》中称颂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对此，孔子也曾深为叹服：“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⑤司马迁作《史记»，揭露了汉代最高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倾轧及其对人民的残害，无疑是继承这一精神而更加以发扬。然而，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史为官办之后，历史逐渐成为封建统治的御用工具，清人戴名世云：

史者，有所为而作也。传愚民之统而怪诞兴，趋当时之势而阿谀作，守一家之囿而是非倒，寄隐衷之怨而曲直蒙……史者，私也。私之所及，史尚何存？⑥

针砭史弊，一针见血。钱谦益所谓“唐史有隐于肃宗”，原因亦正在此。可见，杜甫以史笔为诗，不仅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内容，而且在史为私蔽的情况下，表现了良史的正直态度与无畏精神，与董狐、史迁一脉相承，在诗歌史上放一异彩。

在唐代之前，我国文学中虽然已出现了叙事诗和说理诗，但是无论其数量或质量，与抒情诗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杜甫则将文赋中叙事和议论的经验，融入诗的形式之中，不仅恢宏了这两种诗的体制和容量，而且还在叙事和议论相结合的实践中，塑造了大量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如“三吏”、“三别”中的老翁、老妇、未成年的中男、新婚即别的女子、无家可归的败兵，《兵车行》中的行人，《佳人》中被遗弃的良家女，诸多人物的塑造，无不是诗人在深入的社会阅历之中，对纷繁的现象和众多的人物进行综合归纳，加以典型化的结晶。这方面，当以《前出塞》、《后出塞》为最杰出的代表作。今人冯文炳认为“《前出塞》写一个士兵，《后出塞》写一个将校，都是从初应征募的时候写起，写到最后一章……两篇诗，一篇九首，一篇五首，各写着一个人的传记”①，并强调指出“《前出塞》、《后出塞》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个写兵写典型人物的伟大创造”②，确不失为卓越的见解。杜甫不仅创造性地用诗歌形式为典型人物作传记，而且在晚年作《壮游》诗，记录生平经历，实为一部诗歌形式的自传。在此以前，有些诗人在创作中虽然也叙述了入物的部分经历，但只是浮光掠影的片断；杜甫将这种原来主要由散文负担的职责带进诗中，如此细致而全面地用诗歌作传记，实属首创。

诗中的说理和议论，从《诗经》“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直到屈原、汉、魏、六朝，虽然一直未曾中断，但是这种议论却往往寓于抒情之中。作为诗的职能，主要还是用于抒情，而纯粹的说理和议论，自然由文赋承担。杜甫在这一方面对传统诗的范围的突破，用诗歌撰写抽象的理论，发表精辟的意见，集中表现在他的论诗诗中。卢世灌《读杜私言》云：

《戏为六绝》、《存殁口号》、《解闷》等作几二十首，子美平生好古怜才论文求友，一片真精神毕见于此……以如是大文章大议论，第于断句小诗，悠然寄兴，掣鲸鱼于碧海，攀屈宋而方驾，举一毫端，建宝王刹，其子美之绝句乎？史炳《杜诗琐证》亦云：

《戏为六绝》，杜公一生谭艺之宗旨，亦千古操觚之准绳也。

中国文论起源极早，汉魏时已有文论专著出现。然例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等，皆无不采用文赋形式。今观杜诗《戏为六绝句》，对当时诗坛的概括，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明确提出自己的创作主张，正确地解决了诗歌内容的思想性和形式的艺术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杜甫对唐诗创作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也系统地表现了杜甫的文学思想，实乃第一篇诗歌形式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清高宗云“此六诗固不当以字句工拙计之”③，颇得旨要；而卢世准所谓“以如是大文章大议论，第于断句小诗”，亦可见其以文为诗的高超技艺。

二、以文为诗丰富了杜诗的艺术形式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杜甫以文为诗既然突破诗歌表现内容之陈规，则亦必辟开诗歌艺术形式之新径。

杜甫是伟大的诗人，但他的诗歌成就却是对前代各种文化的全面继承和融铸的结晶，因此，对于文赋之道，他本来就有极深的素养。他本人对文赋的自负，甚至过于其诗，《进雕赋表》云“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诸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可见所谓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本为其文赋创作的自负之词，张缙评云“此表，古茂雅令，逼真汉文”，亦可见其自比扬雄之不虚；其《朝献太清宫赋》“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化出苏轼名诗“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更可见其文赋对后世影响之一斑④。为了打破“诗之为诗”的局限，更为畅达地表现无事不可入的“以文为诗”的广阔内容，杜甫自然将纯熟的文赋表现艺术引入诗中，开创了诗歌表现的新形式。方东树论杜诗云：

洁净，远势，转折，换气，乘落，参活语，不使滞笔重笔，一气浑转中留顿挫之势，下语必惊人，务去陈言，力开生面，此数语，通于古文作字。⑤古诗异于近体诗的最显著特点是无须严格的音律和工整的对仗，因此，以文为诗极易在古诗中表现出来，所谓“古诗章法通古文”⑥，实为对杜甫以至元和以降诗人在这方面创作实践的总结。如《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诗：

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风白日动，鲸鱼跋浪沧溟开。且脱佩剑休徘徊。西得诸侯棹锦水，欲向何门趿珠履？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全诗多用散语，先从正面写来，后却腾空着笔，激起波澜，再以万端感慨作结，虽属短歌，然波澜壮阔，拿掷飞腾，实为古文章法。甚至起结遣词，亦有全似文赋者，如《北征》诗开篇：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全同潘安仁《西征赋》“岁次玄枵，八月旅蕤宾，丙丁统日，乙未御辰，潘子凭轼西征，自京徂秦”，曹大家《东征赋》“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兮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先记岁时，次述所向，而化入五言诗的形式之中。又如«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诗结尾：

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

明白道来，直如一封书简。对于杜甫古诗中以文为诗的现象，吴见思曾指出：

有以文体作诗者，如剑南纪行，龙门阁、水会渡诸诗，湖南纪行，空灵滩诸诗，用游记体；如八哀诗八首，用碑铭墓志体；如北征、壮游诸诗，用记体。①

吴氏不仅于此有着细致的研究，并对杜诗中丰富的艺术手段和风貌及其对中晚唐诗的巨大影响作过精辟而全面的概括。笔者曾撰专文发之，以期改变吴氏之论素为学界忽略的现象。②

以古文为古诗，在杜甫古诗创作中固极普遍，然笔者以为，杜甫以文为诗在艺术上的创新，应当说更重要地表现于律诗创作。律诗产生自南朝至初唐，一直在绮艳诗风中成长，因此，格律虽已极精严，但“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③，格局气势终嫌褊狭；至于杜甫，熟谙文法，深于古体，因将古体中以文为诗的经验“运古于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④，开拓了律诗艺术风貌的新天地。如«诸将五首»之二：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昇 平？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七评云：

起四句，大往大来，一开一合……五句宕接，六句绕回……笔势宏放。收点明作意归宿……此直如太史公一首年月表序矣。

杜公七律，晚年益见功力，开合变化，波澜壮阔，更甚于古体，而《诸将》诸篇，实为其中杰出的代表作，方氏评为太史公年月表序，实有见地。再如《暮归》：

霜黄碧梧白鹤栖，城上击柝复乌啼。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持练风凄凄。南渡桂水阙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鞞。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

《昭昧詹言》评云：

起四句，情景交融，清新真至。后四句叙情，一气顿折，曲盘瘦硬。而笔势回旋顿挫阔达，纵横如意，不流于直致，一往易尽。是乃所以为古文妙境，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矣。

可见“古文妙境”在律诗中的运用，必须达到“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境地。在古典诗歌的形式中，古体诗本来就具有流利、开张、曲折、顿挫的特征，某些方面与古文相近，因而以文为诗，只是使其原来具有的这些特点更为突出；而律诗音律精严、句式齐整，梁陈初唐以来，又形成浮艳的积习，因而以文为律，必须具有更大的创新魄力、更深的艺术素养和更高的美学要求。杜甫的律诗，所谓“高、大、深俱不可及”⑤，正是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因而开创了律诗艺术表现的崭新面貌，影响后世极深。韩诗学杜，把以文为诗发展到新的阶段，其古体虽有过分扩大“不诗之为诗”，失于偏颇之处，然其律诗中以文为诗的运用，却是成功的、适度的。如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子远来如有意，好收吾骨葬江边。

近人吴闿生评为“大气盘旋，以文章之法行之”⑥，识得个中三昧；只是韩诗源渊所自，吴氏尚未能探得。今试将此篇与前引杜诗《诸将》之二相比照，二诗题材虽然毫不相关，但章法句势，却极相类，如果将《昭昧詹言》评《诸将》“大往大来，一开一合”、“宕接”、“绕回”、“笔势宏放”等语移评韩诗，无疑甚为妥切；悉心细味，韩愈七律风格的形成，全自杜甫晚年《秋兴》、《咏怀古迹》、《诸将》等名篇中脱出之迹，亦极分明。

以文为诗在杜诗中的成功运用，无疑是杜诗艺术集大成的成就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观杜集，无论古体、近体，其中最优秀的作品，无不是以文为诗的杰出代表，而杜甫由早期创作出大量的杰出的古体诗到晚期创作出大量的优秀的律诗，正体现出其以文为诗艺术手段和本领不断加强和发展的过程；其以文为诗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看，实际上也就是杜甫毕生在艺术上所追求的从“翡翠兰苕”到“鲸鱼掣海”的目标的完成。

三、杜甫以文为诗的历史意义

以文为诗作为一种艺术手段的创始，历来尚有不同意见。除前引黄山谷、赵瓯北以及近代大多论家认为自昌黎始外，方东树云“杜公、太白，天地元气，直与史记相埒”①，则似乎太白亦属以文为诗；今人陈贻焮云“以文为诗，在唐诗中最早的要算是任华了。且看他的《寄李白》诗……冲口而出，简直比作文还随便”②，又断为始自任华。今查任华诗，《全唐诗》不载，唯见《唐诗纪》中有《寄李白》、《寄杜拾遗》二篇，对此，仇兆鳌已提出质疑：“考《唐诗纪»中，止载华两首，一寄太白，一寄少陵，何独拣此二大名公作诗相赠耶？又篇中语带俚俗，格调不见高雅，俱属可疑。”③姑不论其真伪，且看其诗中“冲口而出”、“比作文还随便”处虽多，然拙劣不堪卒读，实为粗鄙的打油之作，不可与以文为诗同日而语。李白擅长古风，本来就具有散化现象，因此表面上与以文为诗或有某些相似，但其创作的根本方向与杜甫却有本质区别，胡小石评李杜诗云：“李尚守文学范围，杜则受散文化与历史化。从《古诗十九首》至太白作个结束，可谓成家；从子美开首，其作风一直影响至宋明以后，可云开派。”④可见李白实为继陈子昂之后唐诗复古运动的结束，并未超越旧有范围，与杜甫在艺术上的创新亦不可混为一谈。以文为诗在韩愈诗中固然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然韩诗学杜，世所公认，《昭味詹言》卷九云“杜、韩两家……笔性选字，造语隶事，则各不同；而同于文法高古，奇恣变化，壮浪纵宕，横跨古今”，可见两家选字、造语，尚有不同，而“文法高古”，则合一撤；同书卷八又云“杜公以六经、史、汉作用行之……韩公家法亦同此，而文体为多”，足见韩诗之所以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正是从杜诗多种艺术手段中选取以文为诗并极力推广发展而成。因此，以文为诗只能断自杜甫始，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艺术手段直接决定艺术风格的形成。由于杜甫伟大的创新精神，产生了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段，而这种新的艺术手段一旦出现，则必然不仅仅丰富了杜诗艺术风格的本身，而且对中唐以降干余年诗坛的风貌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开辟了诗歌史的新纪元。中唐以后，稍有成就的诗人无一不得杜之一脉而加以发展，而以“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元、白与“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的韩、孟为代表的两大诗派，实际上正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杜甫以文为诗的继承和发展。至于宋诗一变唐音，另辟蹊径，其主要特征就是大量的议论和散化，如此一代诗风的形成，其中以文为诗的积极影响，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因素。赵翼所谓“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叶燮所谓“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指出宋人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而形成“一代之大观”，其论固是，然宋人学韩，韩本学杜，渊源极为分明，皆为杜诗泽化之所成。北宋初期，诗人大多学中晚唐诗，而中期以后，则无不学杜，其实这正是宋人由学中晚唐进而学社的由流溯源的学习方法的表现，也是由间接学杜到直接学杜的过程的完成⑤。具体的宋代诗人，亦大多经历了这一过程。如王禹偁早年学白乐天，晚年则盛赞“子美集开诗世界”，明确提出学习杜甫，其自云“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表面虽似谦词，实则已透露出由学白到学杜的过程并隐然以子美再世自居的自负；再如苏轼早年虽承韩愈以文为诗而“大放厥词”，但其晚年“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⑥，纪昀亦评云“出没开合，纯乎杜法”；至于以后的江西诗派，将杜甫奉为宗派之祖，因而风靡一代，对宋诗独特风貌形成的贡献以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更不容低估⑦。对于以文为诗的现象及其评价，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一云：

观韩、欧、苏三家，章法翦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干古。

又云：

杜公如佛，韩、苏是祖，欧、黄诸家五宗也。此一灯相传。

可见韩愈及宋代诸大家诗中“独步千古”的“古文之法”，实同祖杜公，而“一灯相传”，在这里，以文为诗的渊源流变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已经得到极为简括而形象的总结。对于在集大成的唐诗之后，宋诗力求恢宏成规，另辟一径，形成与唐诗相颉顽的又一座古典诗歌史上的高峰的诸多因素，学术界专论颇多，然而对其与杜甫开创的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段之间的关系，却鲜见涉及，殊为不足。当然，以文为诗也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如韩愈的某些诗句《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溺厥邑囚之昆仑”、《送区宏南归》“子去矣时若发机”、《符读书城南》“学与不学软”、«嘲鲁连子》“顾未知之耳”等，其句法、节奏、韵味都已绝不似诗；至于宋代某些道学家的哲理诗，更毫无诗味，只能算是口诀或歌括。对于这些现象，方东树曾云“末流易开俗人滑易甘多苦少之病”，胡小石亦云“末流披猖，严羽作《沧浪诗话》起而攻之”，然正如某些事物的消极影响并不有损其积极的主流本身一样，对以文为诗所产生的消极末流的估计，不仅不应因此忽略其对诗歌史的积极贡献，而且更不能归咎于它的开创者杜甫。

以文为诗积极方面的本质精神，表现了诗人在艺术上勇于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的创造性，其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结合时事，加入议论，采取文章的章法、句法，使诗歌更为畅达自如地表现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因此，随着这一新的艺术手段的出现，中国文学史上涌现了大批现实主义诗人以及思想丰富、内容充实的诗歌，成为唐以后诗歌史的主流。同时，大量的创作实践的经验及其规律，也必然在诗歌理论中反映出来。宋代以后，诗歌理论中主变、创新与复古、守旧的斗争益趋激烈，正是这种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对保守陈腐观念大胆挑战的表现。我们知道，实践经验一旦上升为理论，便具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以文为诗的理论不仅总结了以文为诗的经验，而且也指导了其他文学体裁之间的互相渗透的实践，如苏轼不仅继承、发展了以文为诗，为宋诗面貌的形成作出极大贡献，而且将这种创新精神和艺术经验运用于词的创作，开辟了词的艺术新天地。对此，刘熙载云：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①

可见东坡作词正是借鉴了杜甫作诗的经验，打破词“别是一家”的正宗藩篱，创立了豪放词派，影响词坛极为深远。即如被誉为“两宋之间，一人而已”的正宗词人周邦彦的创作，实际上也“多用唐人诗语”②，“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③，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谓为“词中老杜，非先生不可”，已道破其中奥秘。如此看来，宋词创作及其“以诗为词”的现象，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杜甫以文为诗的手段和精神的影响，因此勇于打破艺术样式之间的传统局限而自成一系统，是显而易见的。

胡小石评《北征》诗云“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篱，通诗与散文而一之……后来诗人如元和中韩退之，如宋代庆历以来'宋诗’作者之欧、王诸家以至'江西诗派’，至近世如所谓'同光体’，其特征大要皆以散文入诗，其风气几无不导源于杜，亦可云自《北征》一篇开端”④，指出以文为诗无不导源于杜，固为卓见，然其仅就《北征》一篇而言，未能顾及以文为诗在杜诗整体中的表现规律。今试为发之，以期引起有识者对杜甫以文为诗的进一步系统研究，更希望能为当今文艺创作如何有效地继承和创新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