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瑾辉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孟子学会副会长  孟子以“四端”言人性善，具有以性统心，以心显性特点。陆九渊、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孟子心性之学，认为心即性，性即心，认为人一念向善，心存良知，故人心向善，人具善念。善是孟子思想的基石，孟子的政治、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思想的支点均为善。儒、释、道共同倡善；荀子强调抑恶从善；法家主张惩恶扬善；墨家倡平等之爱，善待生命；兵家坚持执中守正，以战逼和，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信仰与追求。 心善；性善；倡善；求善 人心向善 人性善恶问题，自孟、告之辩始，直至今日，人们依然在思考。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孟、告此处所辩之“性”，乃人之本然之性。告子认为人性本无所谓善恶，犹水也，引向东则东，引向西则西；换言之，引向善则善，引向恶则恶。孟子认为人性善犹水就下也，人性无有不善，犹水无有不下也。孟子在此只有结论，没有论证。 孟子对性善论证最具代表性的是：“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以性统心，以心显性。此乃后世心学之源。孟子所言“性”，本来指向本然之性；而以心显性，此“性”就指向人的社会属性，或曰后天之性。孟子言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处所谓“人”，乃大写之“人”，是具有社会伦理道德之“人”，而非生物体之“人”。因为呱呱坠地之婴儿，不会产生恻隐之心，襁褓之婴，亦不会有羞恶之心，不管见孺子将坠井还是将入火，都不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因为他们还是小“人”，还没有正常思辨能力，没有伦理道德，虽有四体，但不具“四端”。故孟子所言“四端”乃能明善恶、能辨是非的大“人”所具有。“四端”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人后天在“善”的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是人和禽兽的本质区别。而且此“四端”是一定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下而被普遍接受的“正能量”，并不是人类产生就有此“四端”。所以，孟子所言的善端——四端，是具有正常思辨能力、能明善恶、能辨是非的大“人”的情思。 陆九渊、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孟子心性之学。陆九渊强调“心即理”。认为事物之理本然的存在于人心之中，“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因此心是第一性，“理”离不开心。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王阳明承陆九渊之说，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认为“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心者身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凡知觉处便是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心即理也”“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陆、王认为心即性，性即心，主张“心即理”，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此处的心，不是生物体的心，而是具有正常思辨能力的大脑在是非、善恶伦理道德标准影响下的情思。“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说明人心向善，人性向善，人具善念。 孟子言善倡善 孟子不仅言人性善，而且倡导善，宣扬善。“善”是孟子思想的基石。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德治”说，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主张具仁心，施仁政。强调仁政是治天下的必备条件，将“不忍之心”的思想用于政治，维护国家长远利益。提倡以德治国，主张“有德者执政”“尊贤使能”。倡导以德服人的仁政，主张“王道政治”，反对武力、霸政。孟子主张恢复井田制度，国家授田于民，轻徭役，薄赋税，不误农事，制民之产，民富国强。 孟子强调“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将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孟子提出修身必须扩充存于内心之“四端”，发挥与生俱来之善性，尽心养性，培养浩然之气，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再以“心志统气”，抑情制欲，修身成德，以达“修、齐、治、平”高度有机统一的理想境界，并坚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信念。 孟子教育思想富有特点，强调内心的道德修养，同时重视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认为后天的环境可以改变先天的心性和后天的恶习——人可引而善。他认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强调道德教育和意志的锻炼，提倡尚志养气、反求诸己、改过迁善、意志锻炼等。主张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孟子“知言养气”文艺思想影响深远。孟子解释为“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也就是辨别言辞的能力，在文学批评史上，即指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养气”即养“浩然之气”，这种“气”，孟子解释为“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所谓的“知言”，应该包括书面语言即文章作品，而这种“知言”的前提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作者必须首先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具有高尚道德品质而形成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气质蕴涵，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这实际上是说，作家要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读者也必须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具备正确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善，植根于中华文化，影响文化的价值取向。从中国古代人性论发展流变看，汉、唐倡“性三品”，程朱推“天理之性善，气质之性恶”，陆王认为“一念向善，心存良知”，清代戴震、焦循言“智，人也；不智禽兽也；故人性善，禽兽之性不善”。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孟子性善论，但都坚持推“善”，强调社会教化引人向善的功用。 我们认为，不是因为尊孟才推善，而是因为推善而尊孟。因为孟子继承发扬了孔子“仁”学思想，将仁义礼智归结为善之根本，或曰善端。 善——中华民族的信仰与追求 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等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这些都充分彰显“善”，此乃中华民族的追求和信仰。 3.1荀子强调抑恶从善 荀子“性恶论”之性指向人的后天之性，倾向于以“行”论“性”。之所以有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争，主要是由于他们各自学说中的概念内涵不一致造成的。但他们的目标都是引导人们弃恶从善。孟子强调社会教化使民趋善的作用，荀子同样强调“积善成德，圣心备焉”“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往往以礼义并称，区别于孟子的以仁义并称。如果说孟子是在孔子“仁”的概念之后着重建立了“义”的概念，那么荀子就是继孟子之后着重建立了“礼”的概念。所以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孟子、荀子是先秦儒家三个最大的人物，认为：“荀子最著明的是他的性恶学说。这与孟子的性善学说直接相反。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吕思勉先生说：“其实荀子之言性恶，与孟子之言性善，初不相背也。伪非伪饰之谓，即今之为字。荀子谓'人性恶，其善者伪’，乃谓人之性，不能生而自善，而必有待于修为耳。故其言曰：'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之能为禹，则未必然也。’夫孟子谓性善，亦不过谓涂之人可以为禹耳。”荀子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认为人是可以引而善的，所以强调抑恶从善。孟子为了强调仁义，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就是俗话说的“唱红脸”。表面上讲性善，实际上重在后天行事。荀子也讲仁义，但荀子生于“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的时代，固不宜倡言心性之善，只有深明其恶，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是俗话说的“唱白脸”。孟、荀二人性善论与性恶论态度虽然相反，但“仁”的主张一致，强调后天实践一致。所以孟、荀人性论异曲同工，都是导善。只是导善的路径不同，孟子强调尽心、求放心，重在培育善；荀子强调抑恶从善，重在践行善。 3.2儒、释、道共同倡善 儒家强调人与人（社会）和谐——善待他人。仁、义、礼、智、信等都是强调善待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和谐人际对于社会稳定和成就事业的重要意义。释家强调人内心和谐——善待自己。释家讲究静心领悟，若无静心，很容易偏激，走极端；若无领悟，不得世间万物真谛。认为相由心生，心不动，万物皆不动，不动则不伤，主张笑对人生，不怨恨一切。强调随心，随性，随缘。道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善待自然。主张天气自然，共为天地之性。道家认为自然是生育天地万物的本原，人应该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维护自然生态，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符合自然规律，才是最美的。道家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大的生态自然系统，一个生生不止、永不停息的自然生态。只有将人类和自然界的天地万物都置于自然和谐统一之中，才是人和天地万物的生命与价值所在，才能真正体现出自然生态美。既然人是从天地自然万物中产生的，因此，人就应该顺从天地自然万物。 3.3法家重刑罚——惩恶扬善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赏罚分明，标准就是善恶。善则奖，恶则惩，宗旨就是惩恶扬善。 3.4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平等之爱、珍爱生命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若兼则善矣”，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君与父不慈，以及“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直至盗贼之害人，都是互不相爱的结果。如果天下人能“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那就天下太平了。墨子也讲“慈”“孝”，但并不以“孝悌”为“兼爱”之本，更不主张有等差的爱，强调平等之爱。墨家主张“非攻”，反对发动战争。“兼爱”主张天下人互爱互利，不要互相攻击，这就必然要主张“非攻”。当时兼并战争剧烈，农、工、商、士等庶人阶层和下层贵族都希望社会安定，墨家代表了他们要求停止战争的愿望。认为攻战之害：“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而且不仅被攻的国家受害，攻人的国家也要受害；由于兼并战争，将会导致“兼国覆军，贼虐万民”的后果。强调珍爱生命。 3.5兵家强调珍爱生命、心悦诚服 兵家谋略的理想境界是以战逼和，首先不是想怎样去赢，而是想怎样才能不败。心头之剑不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是为了砍掉自大的锋芒，斩断心头的恶念。故兵家强调执中守正，以战逼和。兵家最高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希望珍爱生命，做到心悦诚服。战争目的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为了顺民意，获民心。 综上所述，善是中华民族的信仰与追求，在言善、倡善、求善的历史征程中，富有智慧的中华民族不仅有善的追求，更有美的享受；期盼善满天下，福满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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