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的经济军事中心,就地区而论主要在荆州和扬州,因此就有“江左大镇,莫过荆、扬”这种说法。这两个州的户口,占了江南的一半,从地理和军事形式来看,自东晋以来,扬州为内户,荆州为外阃。虽然扬州是京畿所在,也就是政治中枢,但是位于长江上游的荆州因为是“甲兵所聚”之地,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又常有控制下游的可能,因此就东晋和南朝整个时期的内部形式来看,荆州的镇将又往往因上游军事经济方面的优势,孕育出了野心,形成威逼下游的力量。所谓的“荆、扬之争”,中央与方镇的矛盾,就是在这种形式下造成的。 王敦跋扈:从拥立有功的重臣,到拥兵自重的权臣。王敦的飞扬跋扈与叛乱,正式拉开了方镇与东晋中央政权之争的序幕。王敦是王览之孙,王导的族兄,妻子是司马炎的女儿襄城公主,和王导同为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
西晋怀帝时,王衍推荐王敦给南海王司马越,司马越先任命王敦为青州刺史,后来又转为扬州刺史,逐渐平步青云。
司马睿能够在江南立足,主要得益于琅琊王氏的鼎力相助,其中王导主内辅佐司马睿处理政务,王敦主外任统帅经营上游,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
王敦掌握了上游的军队,大权在握后,逐渐威胁到了东晋中央政府的统治,对于这一点司马睿是有所防范和警觉的。
王敦拥立有功的重臣,变成了令司马睿忌惮厌恶的权臣,随着君臣之间关系的恶化,王敦在司马睿的眼中,越来越接近一个叛臣的标准了。 君臣交恶:王敦最终发动叛乱,从权臣变成了叛臣。随着矛盾的激化,王敦也不能安坐而变得蠢蠢欲动,司马睿如坐针毡、如芒在背。为此,司马睿依靠心腹之臣刘隗、刁协等人,秘密策划对付王敦。
首先就是做了一番军事的部署:首先就是要充实中央的军事力量,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认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他们每个人各自率领万人,分别驻扎在合肥、泗口两地,名义上是为北伐石勒,收复中原做准备,实际上是防御王敦。
公元332年,王敦自武昌举兵,攻下了建康,杀死了戴渊、刁协,刘隗逃奔石勒。王敦的这种行为叫谋逆都不为过,实际上就是蔑视司马睿的权威,公然挑战君权。同年十一月的时候,司马睿去世,太子司马绍即位。王敦更加飞扬跋扈,他从武昌迁移到了姑孰,自领扬州牧。什么叫做自领呢?就是趁着司马睿去世的机会,欺负晋明帝司马绍根基浅薄,自己给自己封了个官。当时的明帝司马绍对此还没有什么办法,可见琅琊王氏的影响力之大。
到了公元324年的时候,王敦病重,晋明帝下令讨伐王敦。司马绍要等到王敦病重了才敢动手,才敢公开撕破脸,这中间晋明帝司马绍准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面对司马绍的进攻,王敦让自己的兄长王含为元帅,领兵三万攻建康,结果建康还没有攻下来,王敦就病死了,他的部队不战而溃。
王敦没有儿子,以兄长王含的儿子王应作为子嗣,部队溃败之后,王含父子向西逃到了荆州,投靠王含的从弟荆州刺史王舒。面对这个从远道来投靠的兄长,王舒没有客气,直接把王含父子给沉入了长江之中,对不起了,琅琊王氏可不能因为你们父子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恐怕就是王舒心里的潜台词。至此,王敦的余党悉数被铲平了。 王敦虽然死了,王含也失败了,但是琅琊王氏并没有因此而陷入沉寂。如王导以司徒进位太保,王舒迁任湘州刺史,王舒的儿子王允之后被任命为江州刺史,王导的从弟王彬为度支尚书,王彬的儿子王彪之后官至尚书令,地位和官职依然没有衰弱,琅琊王氏仍然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 苏峻起兵:有了王敦做榜样,手握兵权的流民帅苏峻也铤而走险。王敦尽管死了,但是他开了一个方镇与中央政权对抗的先例,王敦第二个挑起争端的是苏峻。苏峻,长广掖人。他是北方坞主的代表,结垒于掖县,成为流民统帅,率众聚集在广陵成为一方豪强。后来因为参与了攻破王敦和沈充,立下了功劳,因此被东晋政府外派到江北担任军事要职。
这个流民帅出身的苏峻,本来就不是世家大族,属于暴发户的类型,看着自己越来越兵强马壮,便有了一些其他的想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苏峻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势力达到人生巅峰。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为自己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就是苏峻自己的如意算盘。
苏峻手里掌握的部队,在当时的东晋部队里,属于为数不多的精兵,且武器装备精良,因此东晋政府才安排他镇守江北,对抗北方对东晋的威胁。
苏峻肆意骄纵起来,自认为拥有了一支强大的部队,因此不在满足于放下,产生了谋逆的心思。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苏峻开始悄悄的收抚亡命之徒,为自己日后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苏峻在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又用朝廷所提供的物资给养来供养这些人,自己稍有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日益显得骄纵,完全不把东晋政权放在眼里。
公元325年,晋明帝去世以后,晋成帝继位年幼,由王导和外戚世家大族庾亮辅政。两个人都认为苏峻已经尾大不掉,对于东晋中央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庾亮打算用征召苏峻到中央政府来担任要职的方式来削其兵权。这是用最少的代价,用和平的方式去除苏峻的兵权,但是狡猾的苏峻当然不会上当。
苏峻解释说我奉命讨伐北方的叛逆,因此到了江北作为外任的官员,无论离朝廷远或近都一定会服从朝廷的命令,至于到中央去担任辅政大臣的职务,实在不是我能力所能担当的。言下之意是:我在外面待的挺舒服的自由自在,您还是算了吧,让我安心的在外面做官吧。
庾亮见苏峻不上当,又加了砝码,给了苏峻三公之位的大司农,并让苏峻的弟弟苏逸代替他统领苏峻的部曲。到了这个时候,苏俊不好再拒绝了,他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道经夫人,另外一条就是举兵造反,为此他犹豫不决。
当再次被东晋政府拒绝了要求以后,苏峻决心铤而走险,他联络了祖约,以讨伐庾亮的名义开始了军事行动。这一手并不陌生,早在汉景帝时期,吴楚之乱时就提出过“清君侧、诛晁错”,这里不过是照样画葫芦儿子。庾亮不过是个幌子和借口,苏峻的真正目的是东晋的政治权力,仅仅做一个军阀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了。 公元327年,苏峻举兵南渡长江,翌年,攻破了建康,而后分兵转战吴县、海盐、嘉兴、余杭,又攻陷了宣城,攻破建康后,苏峻纵兵劫掠不加约束,把东晋国库里的东西抢劫一空。东晋的边防,上游在荆、襄,下游在淮南。现在淮南的方镇既然举兵对抗中央,唯有依靠荆楚的力量来对抗叛乱。于是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联军东下,消灭苏峻,收复建康。祖约与苏峻举兵时,石勒趁机派大军进攻祖约根据地,祖约的部队溃败,祖约逃奔历阳。等到苏峻失败,祖约又率领亲信数百人投奔石勒,祖约完全没有了祖逖的风范,石勒鄙视祖约的为人,将祖约及其亲属数百人全都杀死。 东晋政权建立之后,内部一直不够稳固,多种势力之间相互博弈、相互制衡。既有南北世家大族的矛盾,又有中央与方镇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内部矛盾重重。指望这样一个政权去组织真正的北伐,去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不愿意把兵锋转向北方,有时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打算,甚至不惜采取阻碍恢复中原的行动。后来的恒温的北伐,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受了挫折。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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