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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28日晚，北京二里沟国务院某招待所一个冷落偏僻的院落里，正在接受隔离审查的前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举起了他面前的搪瓷杯。杯里放着洗刷厕所尿碱污渍的“来苏水”。 看守发现后，立即送他去医院抢救，但因为喝得太多，食管肠胃都被烧坏…… 8月31日凌晨，昏迷之中的于会泳走向了永恒的黑暗…… 1949年9月，穿着一身灰布军装的于会泳作为胶东文工团的音乐骨干，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教育专修班学习。 这位个头不高、国字脸、宽额头，眼睛不大却透着聪慧的新学员，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出生在山东乳山县海阳乡的于会泳，自幼酷爱当地的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 1946年9月，于会泳瞒着含辛茹苦的母亲，徒步跋涉三百来里路，考入胶东文工团，参加了革命。 解放初期的上海音乐学院，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十分高涨，但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表演方式却十分陌生。 于会泳入学不久，就按照文工团常用的创作方法，自己作词作曲、导演并主演了小歌剧《夸女婿》，在1950年新年音乐会和下工厂的演出中，博得了一片欢声笑语。于会泳满肚子的民歌，他对传统说唱、戏曲的丰富储备，让贺绿汀赞赏不已。 195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于会泳，经贺绿汀批准，留在上海音乐学院文工团工作。他积极参加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出版多部专著。 为了在音乐学院站稳脚跟，在同他人合作编写出版的作品中，他将自己名字放在封面重要位置上。为此，学院党委召集党员会议，对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进行了严厉批评。对他平常只钻研业务，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表现，也作为“白专典型”加以教育。 1958年春，为了改造思想，安排他去上海浦东下放劳动。精神上和体力劳动的双重压力下，下放不到三个月，于会泳得了严重胃病，并出现胃出血。 学院同意他返回学校工作和治疗。 为了避免在政治学习和党员组织生活中继续挨批，他总是借口身体不好请假缺席，一头扎进音乐理论的研究和歌曲创作中，并开始发表歌曲作品。 于会泳创作的歌曲大都旋律优美流畅，民族风格浓郁。贺绿汀在一次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作曲者最好能成为民间音乐的宝库，如于会泳同志就是这样……” 随着突出政治的空气日渐浓密，他越是逃避政治学习，在专业上研究成果越多，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走白专道路'愈加成为被批评教育的对象。这似乎成了一个可怕的闭环。 1963年，戏曲现代戏热潮席卷中国文艺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次年将要举行。于会泳受到感染，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二万余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如何根据时代需要，发展新的音乐程式，提出自己的思索。 上海市文化局准备进一步修改几部京剧现代戏，将于会泳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 于会泳对京剧各个流派做了一番认真研究。梅派、程派、谭派、马派，各有千秋。但直接运用在江青所希望的英雄人物身上，肯定行不通。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唱腔，彰显京剧改革的决心。 于会泳跟创作人员反复研究，选定了一种节拍鲜明、旋律悠扬的唱腔。他还将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也用到京剧里，比如《海港》里的二黄宽板，《杜鹃山》里的“家住安源”，都是老戏里没有的板式。崭新的唱腔，让英雄人物的豪情壮志喷薄而出。 两年后，于会泳的才华终于被首长发现。 1965年5月初，江青在张春桥陪同下观看《海港》彩排时，忽然问张春桥：“于会泳是什么人？' 江青提到于会泳，是因为她不久前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他撰写的《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一文，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张春桥对于会泳一无所知，他尽快搜集了有关于会泳的材料，包括于会泳的《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和另一篇评《红灯记》音乐的《红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等文章，将它们送到了江青手中。看着这些文字，旗手大有遇到知音的喜悦。 不久后，她在锦江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事先专门点名要于会泳参加。 在这次召见中，当有人向江青介绍于会泳时，她握着他的手：'你的文章我看过，我们应该早就认识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还是一致的。”在得知于会泳是山东人时，江青更热情地称他为“老乡”。 从此以后，凡江青到上海，总少不了要召见于会泳，倾听他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的看法。 1966年初，于会泳因忙于创作，劳累过度，导致嗓子失声。江青特地送给他两瓶自己专用的进口营养片剂。 江青的器重与呵护，使本来在单位受惯批评的于会泳如获新生。他不仅忘我地投入到《海港》的音乐设计，而且积极参与《智取威虎山》几个重点唱段的修改。于会泳不光懂理论，创作上也颇有才华，这更加重了他在首长心目中的分量。 “文革”初期，于会泳被学院的红卫兵从京剧院揪回学校批斗，等待他的是满满一教室的大字报，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白专道路”，“剽窃他人劳动成果”……随之而来的是抄家、批斗、进“牛棚”。 1966年10月，《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赴京演出。江青接见剧组时问到：“于会泳为什么不来？” 十天后，“牛棚”中的于会泳乘坐飞机被秘密地送到北京。 那天，江青在怀仁堂再次审看《智取威虎山》，又问起于会泳，得知他已到北京，但未获准到怀仁堂来。 “他跟我搞戏，会有什么政治问题？'旗手指示秘书派车去接于会泳，并嘱咐身边的姚文元代她去剧场门口迎接。 于会泳刘庆棠在崂山 见到于会泳，江青拉着他在自己身边座位上坐了下来。演出结束，上台接见演员的江青专门把于会泳叫上舞台，并用手将他推到台中央，和自己并肩接受大家的欢呼！ 这样的待遇也就昭示了于会泳的解脱。 1967年春，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于会泳，成了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而他也的确为《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的修改呕心沥血、废寝忘食。 1968年春，一个棘手的难题摆到了于会泳面前。 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早在文革初起时，就被列为思想文化战线上重点批判的对象，之后又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头号“牛鬼蛇神'。 于会泳一度想将自己的这位恩师解放出来，但遭到其他人反对。贺绿汀虽在“牛棚”受尽虐待，却始终没有屈服，一再准备为自己申辩。他暗中搞的申诉材料被看守发现后，马上被作为“反革命翻案”的典型捅到了市革委会。 市革委会当即决定对他进行全市性电视批斗。然而第一次的电视斗争会没有达到目的。这时张春桥回到上海，决定召开第二次“电视批斗大会”。并指定由于会泳主持！ 于会泳硬着头皮主持的这次大会，依然以失败告终。因贺绿汀在会场上顽强争辩，张春桥不得不急令电视台停止转播！ 于会泳缺乏阶级斗争的胆量，但在创作上，他为江青首创了“三突出”理论，在样板戏中使用了中西混合乐队，大大拓展了样板戏音乐的表现能力。 于会泳还主持了第二拨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修改和排演，这几出戏在艺术上无逊于第一拨样板戏，特别是全剧运用韵白对话，舞台效果极佳。 1969年4月的一天，《智取威虎山》为“九大”代表汇报演出。演出前，于会泳走到台上，向代表们说道：' 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舞美设计。” 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江青站了起来，高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说我可要离场了。” 于会泳为江青的文艺革命尽心尽力，江青也对这个有才华的音乐家厚待有加。一时间，“九大”代表、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十大”代表、十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各种头衔应接不暇。 艺术家涉足政治，有时春风得意，有时又泥足深陷。 面对文革后期上层政治斗争的变幻莫测，于会泳迷惘、困惑，在无所适从中难掩恐惧。 于会泳在四届人大上 1974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后，对江青、张春桥颇为冷落，旗手心情不佳。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为外宾演出《杜鹃山》，休息时叶剑英在于会泳身边坐了一会儿，对《杜鹃山》称赞不已。 演出结束，江青上台与主要演员一一握手，轮到于会泳时，对他视如空气。 那一时期，于会泳感到肝区隐隐作痛，到医院诊断为：因长期营养不良、工作劳累导致肝硬化，必须卧床休息。 此时，他被电影《创业》、《海霞》风波搞得晕头涨脑，如今有了医生证明，正好称病不出。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文化部长标准像 10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宣传口会议。于会泳开始接受组织审查。 在隔离审查的九个月间，于会泳整整写了多达十七万字的交代材料，他期待被宽容。然而在1977年8月22日广播的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最高领导公开点了于会泳的名。 于会泳的精神完全崩溃了。
28日晚6点多，他用那枝曾谱写过不少动人乐章的笔，给家人写下了一封遗书：“…… 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 ' 他用双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剧烈的肉体疼痛，他的灵魂得到解脱。也给世人留下一个永远难解的谜。 那年，他53岁。 于会泳死后，他的遗孀偕同婆婆迁回上海居住。 大女儿于佳易从总政歌舞团复员，在80年代成为小有名气的歌星，后迁居澳大利亚。 于会泳的母亲一直不知道儿子自杀，媳妇告诉她于会泳在干校劳动。1979年8月，老人怀着儿子就要归来的欣慰离开人世。 于会泳，成于样板戏，亦毁于样板戏。 台上台下，荣辱一生。 以正剧开场，以悲剧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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