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生财富和权利的不平等上,工业革命是最重要的因素,而这些不平等塑造了1800年之后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工业革命最初的影响之一就是把效率低的各个产业排除在企业之外。 在1700年时,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基地是印度。然而到1860年,印度的织布工业就已无法同英国相抗衡了,其缘故就在于他们既没有廉价的能源,也没有工厂制度下的标准化生产和质量监控体系。查尔斯·屈维廉爵士(Sir Charles Trevelyan)曾在英国国会上院作证时曾讲到,在今天孟加拉国的纺织业中心达卡,“丛林和疟疾正在迅速地蔓延……印度的曼彻斯特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变成了一个非常贫穷而狭小的城镇”。其人口从1750年的大约12万—15万人,下降到1850年的4万—6万人。 在英国的纺织业入侵之前,世界各地的织布工已生产出种类繁多的成衣以满足各个地区对各种款式的需求。例如在1820年之前,伊朗的棉纺织和丝织业是相当兴旺的,这为居住在城市中的,如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的织布工(大部分是男人),以及城市周围农村中的纺纱工(大部分是女人)提供了生活来源。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棉布开始进入伊朗市场,随后几十年间,英国的棉布越来越物美价廉,并且更加适合伊朗人的品位。渐渐地,英国的棉制品比伊朗的丝绸更受欢迎。到1890年,伊斯法罕所拥有的丝绸织机仅为1830年它所拥有的织机数量的1/10。伊朗停止了丝绸和棉布的出口,转而出口原棉和生丝。1850年时,伊朗出口的棉织品是其原棉的23倍;然而到1910年,却出口了20倍于棉织品的原棉。当时伊朗街上的孩童们这样唱道: 丝累线积难成匹, 织布谋生不如死。 毫无疑问,类似的歌谣也在京都、上海、加尔各答、布哈拉(Bukhara)、开罗、特莱姆森(Telmcen)、廷巴克图、库斯科(Cuzco),以及墨西哥城的街道上空飘荡。当时在世界各地的乡村(包括英格兰在内)存在的纺织业,都能带来一些收益,以弥补农民生计所需,然而英国工厂的高效率却给它们带来了灾难。 伊朗、奥斯曼帝国、墨西哥,以及其他地区的政权都曾试图采取各种新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织布工和纺纱工。伊朗就曾试图禁止外国纺织品的进口,并要求其国民只能穿着国产的衣料,然而,其君主发现自己可以从纺织品进口中获取高额的关税,便废除了以往的禁令。奥斯曼帝国和墨西哥都曾对本国的新兴蒸汽工厂予以财政资助,并从欧洲引进机器和专门技术。这些措施在奥斯曼帝国的成效颇为可观,在最初衰落之后,到1900年时奥斯曼帝国的纺织工业就已大体恢复到1800年的规模了。然而,即使其纺织工业得以复兴,但帝国境内销售的本土棉布产品也只占很小的份额:其绝对规模虽然与从前一样,可其相对份额却大为减少。奥斯曼帝国的毛毡制品生产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1910年,英国的一家财团掌握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绝大部分的毛毡工厂。 到19世纪中叶,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使之生产出大量价格十分低廉的商品,致使全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的工厂遭受了与纺织业同样的命运。英国的冶铁、炼钢以及金属制品都超过了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产品数量。英国的造船业、陶瓷生产也把其他地区甩在了身后,由于这些缘故,英国的银行业和保险业也达到了世界最为发达的水平。19世纪末期,英国甚至把自己所产的煤炭出口到世界各地。工业革命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各种创新,为英国的众多企业奉献了巨大的相对优势,尤其是那些能源和知识密集型的企业。这一切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世界经济结构重建,在这一重建过程中,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发现自己相对有利的因素全转向了土地密集型产品,主要是食物和纤维作物的种植。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重建不仅仅源自相对高的生产率以及相对优势的变化:英国还利用自己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强征关税、税赋,并制定了许多有利于本国企业家获取更大利润的条约。例如,1816年时印度部分地区之所以形成纺织品进口商的网络体系,部分原因就在于许多印度土邦政权被迫接受了英国纺织品自由贸易的政策。 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 约翰·R.麦克尼尔/ 威廉·H.麦克尼尔 著 王晋新 / 宋保军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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