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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年这天，是爷爷的生日。 我的爷爷特别的爱我，以至于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我是爷爷生的。 爷爷葬在老家，埋在牡丹江林口县金场子属于丁氏家族的地里，墓地背靠着大山，正对面是一片广袤的土地。 一大早起来，找出当年写下的爷爷的那些文字，开始复制。 我是家中和爷爷生活时间最长的孩子，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点点滴滴，都只是储存在记忆里，有些不确定和恍惚，我不知道身为女子的我，为什么一直对家族血缘有着强烈的好奇和探究，但我知道，了解自己的家族，尽量把我知道的爷爷的一生写下来，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辽宁有一个地方叫荒地，那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满族人，而我们就是满族的后裔，荒地是当年满族人圈下来的土地，所谓走马圈地之说，就是来自满人，满人那时候入关，都会骑在大马上，拿着小旗，看见一块土地骑着马转一圈，这地就是属于自己的地了，满族入关前都是这个习俗，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所谓白山黑水的发祥地，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我的爷爷一八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就出生在那里，安东凤城一个叫黄地屯的地方。 因为我少年时代是不许讲迷信的年代，爷爷奶奶会偷偷摸摸的瞒着我们做些迷信的行动，比如奶奶会对着一个镜子上的鸡蛋念念有词，也会在什么时节烧下包袱，一般是天黑了到十字路口烧纸，纸上写上富金部，因为我们家正姓姓富，满族有八大姓，佟，关、马，索、齐，富，那，郎，我们姓丁是副姓，祖太爷姓富察。 爷爷经常会说我们家在旗，他说我们的祖先是镶黄旗，男孩子都是贝拉，女孩子都是格格。爷爷说自己小时候的家在当地是老丁家的一个大户，当时有家人在奉城当差，子弟都在凤城。现在凤城街山东街，全是姓丁的。丁万荣是太爷爷，按照万、希、宝、立、春的顺序，我的爷爷，是希字辈，名希和，爷爷的弟弟丁希春，难怪我的哥哥小时候曾经叫过丁立田，原来出处是这里来的。我家里还能存着一张我爷爷的母亲，也就是我太奶奶的相片，应该就和那时候家境还算殷实有关。 爷爷说那时候的家很宽敞，是在山下的大草房，太爷爷太奶奶和小儿子住一个房间，爷爷奶奶住另一个房间，房前有好大个院子，有两头大马车、还养了许多猪、鸡、鸭，家里还有大花猫和大黄狗，因为老人每天要下地劳动，只有太奶奶在家照顾孙子孙女们。 几个孩子经常到爱河边去玩、抓抓魚，洗洗澡， 日子过得似乎有滋有味。 小时候我问过爷爷，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证明我们是满族，他说可以看脚趾，汉人小脚盖是完整的，满人不是。他说我们满人供香也不一样，大门口立个杆子，杆子自动倒了，才能烧香，而汉族供在正北，满族在山墙上供一张画，乌雅、树、板上供一个墨盒，与汉族不同，满人上香只有一炷香，供佛的主要是裸体的佛头妈妈。 关于佛头妈妈还有一个典故：相传努尔哈赤据说当时因为什么逃难在一个地方给总兵当差，洗脚的时候被发现是满族，总兵回家后告诉老婆明天要抓努尔哈赤，总兵老婆连忙告诉努尔哈赤逃跑。快追上时，来了一群乌鸦，挡住了视线，救了努尔哈赤，总兵想起自己没对别人说过，只对妻子说过，于是把没穿衣服的妻子杀了，因为感谢总兵妻子的庇护，满人后人就供奉的是她。 记得小时候爷爷跟我说过，我们老丁家家族里有过一个最大的官，还是一个女的，这让我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自己这辈子说不准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大事的错觉。 奶奶跟我提起过她和爷爷结婚前的情景，说他们结婚前就没有见过面，但她派了自己家的一个类似丫环的女孩子去看了看爷爷长什么样子，派去的人告诉俊俏的奶奶，爷爷长着一张长脸，而且比她小三岁，奶奶说她听到后很是失望，有着三寸金莲的奶奶自己可以骑马，一生爱干净整洁，这一点，父亲完全的遗传了她的美德，可惜到我们这代，我们兄弟姊妹三个关于整洁的美德，似乎一个也没有遗传到。 爷爷告诉过我，我们家族的人一定要好好待马，他说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出去干活掉到河里，幸亏了家里的一匹他原本准备杀的老马救了他的命。 爷爷和奶奶结婚后，平均每两年生一个孩子，每个孩子都要吃要穿，收入来源主要是种地的粮食，奶奶曾经很伤心的告诉过我，她一生生过十个孩子，父亲虽然是最小，但生下父亲以后其他的孩子就都没有活下来。 地里的活主要靠爷爷，只有农忙的时候奶奶才会下地帮爷爷抢种抢收，每天早上天还蒙蒙亮，爷爷吃完奶奶做的早饭，套上马车就下地去劳动，中午奶奶让孩子给爷爷送饭去，日快落西山了，爷爷会割好馬草赶车回家，到家了还要轧好馬草好喂马，才能睡覚，即使睡觉，半夜还要起來两次给馬添加草料，天天如此。 奶奶说，有一年挺着大肚子的她去镇上看戏回来，刚走到爱河（瑷河），肚子就痛得不行，她赶快摸到爱河的边上的一块豆地，刚坐下，孩子就生了下来，一看是个男孩，奶奶特别高兴，她找了个锋利的石头把脐带砸断了,脱下自己的上衣，将孩子包好，然后到河里把裤子洗干净，全部收拾好后，告诉路过的邻居捎个信，去叫自己家人来接她和刚出生的孩子! 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爷听了后非常恼火，媳妇竟然在外面地里生了孩子，连忙叫人去问是男是女，他吩咐，是女孩子，当时就扔掉，是男孩子，赶着马车去接回来!奶奶说那天小她三岁的爷爷特神气，赶着马车把她们娘俩接回了家。 当时的荒地,，家里有马车的都是大户人家了，孩子接到家连忙请算命先生排上八字,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当大官，要走好远的路，太爷爷听了好高兴,，因为孩子是在豆地里生的,就给孩子取了个乳名，豆清,老祖宗家譜排到爷爷的儿子辈是“宝”字，起名叫丁宝清，这个孩子，就是我的父亲！ 生我父亲的时候爷爷二十七岁。 荒地的地还是少了，人又多，而且土地不肥，所以到了最后，很多人去了更远的北方，满族人本身就是马背民族，骨子里就是不惧怕迁移的。三十一岁的爷爷也决定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地方去谋生，他把已经会种地的大儿子和父母留在了荒地，自己和奶奶带着三个女儿和我的父亲一行六人离开了里城（里城就是黄地屯），乘火车到东北的牡丹江市下车，经熟人介绍，决定去五林河一个叫马桥的大甸子山下落户，开始了他们男耕女织的生活。 爷爷在五林河买了好几把铁锹、砍刀、镰刀、各种锯子，带着全家，雇了一辆大马车，拉着行装，锅碗瓢盆、吃的，到达毫无人烟的马桥山下。爷爷先选个林中避风向阳的好地方，搭了一个暂时居住的布棚子先住下，然后选好山下向阳能防雨水风水好的地方开始盖房。 山林中到处都是茂盛的树木，爷爷和奶奶一起锯下来当房架，把大甸子用脚或木头砸实，然后用锹切成四方块，放在平地晒干，再一块块的砌砖一样堆起来就成了房墙，把甸中草割下来搭在房顶上，又防雨，又防晒还保温。 他们在房内用坯打成东北大炕，还砌了灶，安上锅，全家人一起努力，不到一个月房子就建了起来；然后就集中力量开荒种地，主要种玉米、大豆、小麦、高粮，门口还种了一块菜地，只要可以吃的菜都种，还养鸡养鸭羊猪：全家人劳动一年下来，可以吃饱，睡好，算得上那个年代的丰衣足食。 一九三六年日本侵占东三省，成立了满洲国政府，为便于管理分散的农村农民，下令把分散在各山沟居住的农民，必须集中百八户到一起居住，成为归屯，好不容易把房建好刚过上好日子的爷爷奶奶，只能选了离他们比较近的地方一个叫五南屯的地方搬家。 三十六岁的爷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建设家园，他领着一家人采取自建房的办法把又一个房子盖了起来，从此我爷爷一家人就在五南屯长期安家落户。一住就是四、五十年。 小时候爷爷奶奶说过，家搬到五南屯时，家家户户都选好房基地，抢着盖房子，当时山林无人管，树木随便砍，没有砖都用土坯把房子盖起来，每家都有个用木头夾起来的大院，不到三个月百八户的房子，拔地而起，一个屯子很快就建起来了。 屯的四周都挖下二米深三米宽的深沟，切成土墙，目的是为了防水防野兽进村伤人；爷爷告诉过我，当时家里的情景：盖的是三间大房，进门一间是过道间，放有一盘磨，一口洋井，两口做饭、烧炕的大锅，两个内间有两个大炕，木制大窗户，糊上纸透明光亮；天冷时烧热一个大炕，全家六口都睡在这个大热炕上，不是冬天两个大炕随便睡。 东北的春秋天不冷不热很好过，但夏天就很难，蚊虫苍蝇满屋飞，老鼠到处都是，那些老鼠晚上就在被子上跑，爷爷经常用手打死老鼠，父亲说他小时候晚上根本睡不好觉，只有把头包起来睡。 爷爷是一个不知什么叫疲劳的满族的标准硬汉子，盖好住房后，爷爷开始开荒种地，用了几年的时间，在三个地方就开有四垧多地，东北的地是黄黑土地多，地很肥沃，不上任何肥，庄稼就长得都非常好。 那时候屯子的中央建了一所小学校，因为家中供不起那么多孩子念书，于是爷爷只送了我父亲到那个学校念了四年书，父亲说，就是那时候学的百家姓：人之初，性本善，小学数学。 父亲说他念书期间，每天回家教三个姐姐念三个字，他在学校里做学生，回到在家里当姐姐们的小老师，教姐姐们新课的时候要考试旧课，三个姐姐都学得很认真，而且也特别疼爱父亲，好吃的好穿的全留给父亲，后来三个姐姐都陆续出嫁了，父亲的大姐嫁到了牡丹江，于是，1十四岁的父亲住在他大姐家，去了东安育英学校读书，学校表面上看是中国的学校，实际上是被日本全控的学校，校长和一部分教师全是日本人：念的书除少部分国语数理化以外，全是学日语，学生在校外可讲中国话，进了校门，不准讲中国话，只能讲日语：进校门要走齐步还要敬礼，每早全体学生在大操场集合，学校里有五百多个学生，要学生背诵国民训，唱日本国歌，升日本和满洲国旗，每天搞一小时的拿木头枪，搞刺杀式、格斗式的军训。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不准随地吐痰，每个学生都要自带一块毛巾，做擦桌子擦地用，听老师讲课，上身要挺直，不准俯卧在桌子上，违犯者，轻者罚站。中者打手板，重者自打脸多少下，严重者开除学籍。 大约是在一九四三年，一场特大暴雨连下了三天，山洪暴发，把屯外山上的泥土全从山上的山沟冲下来了，大雨过后，村民发现村里村外有大量的绿色沙石，仔细看绿沙中有金黄色的小颗粒物质，收集多了以后，一起用水冲洗，那些金黄色的小粒竟然是金子！当时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整个牡丹江市，淘金的人一哄而起，有上千人一下涌向五南屯，抢先占地挖金，屯内家家户户住着陶金的人，住不下的自己打帐篷住，小商小贩，特别是做各种小吃的，排满了整个屯子大街，把五南屯周围翻了一个底朝天，折腾了半年再找不到金子了，淘金人才逐步撤走。这次陶金也让五南屯的农民增加一些收入。五南屯从今改名叫金场村，在黑龙江省出了名。 我年少时候经常听爷爷讲起有关金子的事情，他告诉我，晚上做梦梦见金子在哪里，第二天就会去那里挖，在武汉石牌岭科研所的大院里，年少的我虽然不懂得金子究竟有多大用，但每次我都会很好奇地问爷爷，最后挖到金子没有，但每次，似乎爷爷更看重的是告诉我自己梦见金子在哪，挖了哪，而最终挖到多少金子，挖到没有，似乎没有一次给我准确答案。 大约在一九四二年，日本国的居民（东北人称日本流球），陆续从日本国迁移到了五南屯，爷爷说当时迁移的应该有三十多户，他们有钱，可以随意买屯中建好的房子，也有自己盖日本式的房子，屯外靠河边上的地全让他们霸占了，而且全清一色改成种稻田。 那些日本人基本上不和屯里人打交道，他们看不起中国的老百姓，屯内人不准种稻子，也不准吃大米，谁要买大米就是经济犯，爷爷告诉我，奶奶曾经在牡市大女儿家带了五斤大米上火车，不仅被没收，还把奶奶毒打了一顿。 我至今还记得爷爷和奶奶说起日本人的时候的咬牙切齿，但这个和我们电影里说的仇恨还不完全一样，当时在五南屯的那些日本人，不是属于日本军队鬼子之类，应该是一些和我爷爷他们一样，恐惧日本空间狭小，响应日本天皇号召想到新的国土去找到新的生存空间的人，其实是他们作为外来民族可以在我们自己国土上的那种优越感深深的刺痛了原著民。 当时屯里的人都恨透了这些日本流球。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时，屯中老百姓组织起来拿铁器木棒一夜间全把流球，不论大人小孩全打死，拖到屯外黄士坑全埋了，爷爷说当时只有一个老太太藏起来未被发现活下来，后来遣返回了日本；按国际法，放下武器的俘虏都不准杀害，况且这些没有拿武器的流球是不应该杀的，父亲说，当时他只有十三岁，回头看来，其实这个理老百姓也懂，但当时东北人对日本人侵占东北十四年，恨透了日本人，就拿流球杀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父亲因为接受了教育，在报纸上看见了共产党的干部管理学院招生，因为不要费用，就去报了名，从此后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先后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三大战役、衡宝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因为三个女儿都出嫁了，大儿子也是一家大小都能打理家中的土地，爷爷就去了牡丹江的一家建筑公司当了架子工，因为那家建筑公司是全国性的，爷爷在哈尔滨，牡丹江，兰州都工作过，直到父亲抗美援朝回到中国后，去了兰州把爷爷奶奶接回到哈尔滨，他才开始不再工作。
因为父亲在河南当兵，母亲随军，也要在当地工作，我的整个童年是和我的爷爷奶奶在哈尔滨一起过的，奶奶比较偏心姐姐，现在看看小时候的相片，童年的姐姐灵性漂亮，而我似乎永远是那个撅着嘴的小女孩，难怪奶奶只喜欢她。 而我很幸运的是我有一个特别的爷爷，他不论什么时候都护着我，疼我，因为六岁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的父亲母亲长什么样子，而到什么地方都带着我的爷爷，就成了我心目中生我的人，养我的人，爱我的人，我的一生都亲近老人，喜欢老人，可能和我的童年不无关系。 我六岁那年，母亲因为伤痛于她的一次探亲我不认识她，把我带到了她的身边，那以后，我和爷爷一别就是六年！ 我十二岁那年，爷爷因为半身不遂来到了武汉，十二岁到十七岁，我得以在爷爷身边又完整的生活了五年，那些有关家族的记忆，就是在他风烛残年的岁月里，偶尔喝着一口小酒，跟我娓娓道来的。 爷爷虽然很爱我，但和很多倔强的东北老头一样，脾气很大，晚年他比奶奶先中风，但他毅力顽强，每天拖着一条病腿坚持锻炼，奶奶中风后不能做饭了，没有人的时候，他会尽量帮我做一些辅助工作，等我放学后好直接做饭。 他会经常帮我生炉子，扇扇子，印象最深的是他能帮我杀鸡，因为他有一只手不能用，我又害怕，他就用那支利索的脚踩着鸡，一刀下去把鸡脖子给剁了，我到了中年才明白，耿直的爷爷具备了一个刚硬男人的全部品行，一直到最后，他都不改自己的个性，坚持拖着自己半身不遂的身体坚持锻炼。 记得我们住在随县的时候，父亲拿个小挖锄，硬在一片石头中刨出了一块菜地；爷爷每天会拄着拐，挪动自己的那条不听使唤的腿，下好多很高的台阶去浇水，松土，那时我一直以为是爷爷心疼我，因为老是不敢找父亲要买菜的钱，我以为爷爷是想帮我多收获点菜，现在才明白，更多的是爷爷这个农民对土地的热爱！父亲说爷爷一辈子深知人的生命延续是土地给的，所以他爱土地如生命！ 我十七岁那年放暑假回家，在给卧病多年瘫痪在床的奶奶擦洗身体的时候，她在我的怀里停止了呼吸！那是一个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夏天，奶奶去世后的第三天，爷爷拄着拐叫我坐下，请求我带他回到东北去，同时也把奶奶的骨灰带回东北，那时候父母亲身体不好，也不能请假，爷爷说自己不想死后被火化，他要回到他的老家，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故土。 我很幸运和爷爷在一起生活了十一年，我更庆幸那年我答应了爷爷的请求把他带回了东北，在去东北三天三夜的火车上，夜半听着爷爷的呼吸，担心着奶奶骨灰包裹的我，坐着卧铺床边的那一幕，凝固在我的记忆里。 虽然爷爷在晚年因为身体不好常发脾气，但我记忆中永远都是爷爷竭尽全力想帮少年的我分担一些家务的记忆，我很想放一张我们姊妹三人和爷爷奶奶的合影，但找遍家中的相册，竟然都没有一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好大的遗憾 奶奶曾经告诉过我，我们的祖宗里曾经有一个女人，跋山涉水的去寻找过自己漂流在外地的丈夫，然后繁衍了我们这一支血脉，爷爷迁到牡丹江馬桥后，至今为止，传宗接代的后人已有百余人，爷爷和奶奶让我们这个本质上游牧民族的家族，经历了几代的迁移，我想说的是：您的后人现在都生活得很好，我知道您一直在关注我们，庇护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永远记得那次送爷爷回东北后，假期到了我要回郑州学校的时候，爷爷在牡丹江三姑的家里跟我道别的最后一句话：“小伟建，一定找个好掌柜的！” 我不知道那竟然是我和爷爷的诀别！十七岁的我也不知道那是一个爷爷对自己孙女的最大期望，而今天，我终于明白，那是一个家族中对女孩子的，最朴实的，也是最基本的，最符合繁衍生息生活规律的愿望！ 因为接受了许多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于逝者的态度，我觉得更应该向他们学习，许多西方的墓地都刻意的流落出快乐的气氛，想像中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的活着，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快乐的活着和快乐的怀念着，我觉得，这样的理念，远比悲伤的想念更有意义。 二零一五年的清明节，网上说也叫寒食节，昨夜又正好是月全食，也是爷爷诞辰一百三十三周年，奶奶诞生一百三十六周年，爷爷在世的时候，每逢这一天，我的奶奶会给他下一碗面条，上面一定会卧着两个荷包蛋，我不记得我跟爷爷说过生日快乐没有，2022年的小年，57岁的我，给爷爷补上这一句：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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