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南朝文学繁荣原因： 社会繁荣、君主及贵族的提倡、儒学的衰微、对文学有较正确的认识 2. 赋在汉代和南朝都得到了帝王的支持，但汉代帝王只是把赋作为“润色鸿业”的帝国艺术加以支持，他们本身没有参与汉赋的创造。而南朝帝王本身就是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积极参与艺术的创作，无论在正统的文学教养还是求新探索等方面都是优秀的人才，在某种程度上，南朝文学就是由他们亲自参与甚至领军开创出来的。 3. 南朝君主大都支持文学的发展。 （1）亡国之君陈后主，他曾鼓励宫女学诗，封号“女学士”，并允许她们直接在宴席就坐与大臣唱和。 （2）唐杜佑《通典.卷十六.选举四.杂议论上》：“宋明帝聪博，好文史，才思朗捷，省读书奏，号七行俱下。每国有祯祥及行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 （3）唐李延寿《南史.文学传序》：“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萧衍)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 4.南朝儒家思想发展： 赵翼《廿二史札记》：“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辨之资。……是当时虽从事於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辨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特所谈者不同耳。” 5.文学独立性增强： （1）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立儒学馆，第二年增设立了独立的机构，即玄素学、史学、文学馆。 （2）宋明帝时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 （3）出现了文与笔之分： ①刘勰《文心雕龙.总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语言形式方面）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②萧绎《金楼子.立言下》：“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日本汉学家浅见洋二提出，在讲诗的时候，六朝特别是南朝大量运用精美的布料（“诗中画”）来做类比，这是由于当时的文人把文学作品视作绘画作品，丝质品“绮縠纷披”“错彩镂金”等都是跟绘画有关的特点，文学作品不只要内容动人，还要悦目，陆机在《文赋》中就提出了“溢目”的概念，讲究文字的选取，精密的组织。 6. 南朝的赋在太康以后逐渐骈俪化日益加深： （1）魏晋时期曹植的诗里就有骈偶出现，如“朱华冒绿池”（据统计有200多对骈偶句）； （2）骈偶风气在太康得到强有力的发展，最有名的便是陆机，据日本学者统计，他的诗歌的骈偶化高达35.6%，另有学者统计，陆机诗有119首（古诗、乐府等），使用到骈偶的对句的一共有220对之多，这种现象是太康诗坛共同的现象与主流。 （3）骈偶风气遇到东晋纷乱的社会而暂时无暇延续，进入南朝才又开始恢复，骈偶化不断加强，文人们把骈偶推到极致，乃至于全篇皆骈，于是就诞生了骈赋。 （4）刘宋时期鲍照大量创作骈赋，齐梁时声律诞生，平仄声律参与到文学创作中，骈赋在声律方面接受了跟诗一样的要求，于是在齐梁时期，尤其是梁，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赋中常常夹杂五七言诗句，对偶的形式也与诗相同，所以有些篇幅较短的赋基本类似于诗。这是南朝特有的文学现象，跟魏晋的小赋、短赋不同。 ①庾信《春赋》：“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楼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类似于诗句。 *“水影”、“烛光”等意象在梁代以后突然在诗歌与赋中大量出现。 ②倪璠《庾子山集注》：“梁简文帝集中有《晚春赋》，元帝集中有《春赋》，赋中多有类七言诗者。唐王勃、骆宾王亦尝为之，云'效庾体’，明是梁朝宫中庾子山（庾信）创为此体也。”庾信被视为诗赋合流的开山祖师。 （5）赋体发展脉络： 两汉汉大赋——魏晋小赋、短赋——宋齐骈赋——梁诗赋合流——唐律赋——宋散文赋（欧阳修《秋声赋》） 7.“骈”本是人为的结果，但六朝人却认为这是自然的体现： 刘勰《文心雕龙.丽辞》：“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29.2刘宋时期（元嘉体）  1. 明陆时雍《诗镜总论》：“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中间两联对偶...）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声韵）色（华丽讲究）俱开（这种说法较为笼统，“声”要至齐，宋代偏重于色）。……诗至于齐，情性渐隐，声色大开。” “声色俱开”的“色”： ①钟嵘《诗品》：“（颜延之）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 ②钟嵘《诗品》：“（鲍照）其源出于二张（张华、张协，也是太康诗风），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巧构形似之言），得景阳（张协）之諔（chù）诡，含茂先（张华）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刘宋时期吴歌西曲还不被正统所重视，鲍照并非名门出身，有机会接触下层，他的诗歌模仿甚至取用了民歌改写，因此具有“伤清雅之调”、“言险俗者”的一面。同时，鲍照也进入到了主流传统之中，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偏于俗的文学集团的领袖。一方面，鲍照是把吴歌西曲逐渐引渡到文人圈的一个环节，就当时来讲是不登大雅的，甚至是“伤清雅之调”的；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做法参与了后来宫体诗的发展，实际上推动了吴歌西曲的雅化。 2. “自然”的审美倾向： （1）钟嵘《诗品》：“（颜延之）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 “芙蓉出水”在古人看来代表自然、清新。 （2）唐李延寿《南史.颜延之传》：“延之尝问鲍照，已与谢灵运优劣，鲍照说:'谢公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 （3）“出水芙蓉”自汤惠休、鲍照之后，成为文学批评的术语。王维的诗也被评为“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 （4）谢灵运的诗歌大量运用对偶，有学者认为他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动作缩小诗赋距离的人，但他的诗在当时被认为是“自然”的，这和特定时代的语境是分不开的，即把骈偶当作“自然”的体现（《文心雕龙》：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 3. 对“铺锦列绣”的理解： 日本汉学家浅见洋二认为：鲍照把“铺锦列绣”般的诗歌评论为“雕绘满眼”，即与锦绣（赋予色彩的花纹、织物等）相近的东西，在《文心雕龙》的《诠赋》、《序志》篇也提及组织、纹绣、锦绣一类的事物，这在提醒我们，南朝事实上是把诗与画放在同类的关系里面来讨论的，这种现象在六朝的文学批评中处处可见。把文学作品比作雕画、雕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该文章收录于《距离与想象》） 4.对谢灵运“自然”的评价： （1）萧纲《与湘东王书》：“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 （2）唐代皎然《诗式》：“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 （3）清沈德潜《说诗晬语》：“钩深极微，而近乎（渐近）自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