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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竹、瞿炜两种《鲁拜集》译本的合集序言 孤竹（周树基）先生的《鲁拜集》汉译诗文，我是几年前在网上的博客看到的。他一首一首地译，认认真真，锲而不舍，总共101首的小诗集，竟然从2011年10月起笔至2015年7月译毕。我应是最忠实的读者，足足跟随了三年九个月。这样的一个译创周期，可想而知，孤竹先生是多么字斟句酌、精心作业。全译完工后，孤竹先生又广泛地征求意见，反复地修改。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风令人感佩，完全符合“追求完美的鲁拜精神”。 瞿炜先生的《鲁拜集》汉译诗文，早在上个世纪就译好了，那是1988年的《读书》杂志第12期上登载过他的文章：《黄昏畅想——拟奥马·哈亚姆自述》，文中收录了6首他的译诗。这篇长文，当时应该是作为瞿炜先生《鲁拜集》汉译本的“序言”。可是快三十年过去了，竟然泥牛入海杳无音讯，瞿译本因故未曾出版。我总有个念叨，几年来又一再问他，他才从箱底下找出尘稿，费了一番工夫修订，终于“全译本”呈现在他的博客里了。 因此我建议两位先生联合出版《鲁拜集》汉译本，一种是七言传统诗体，一种是白话自由诗体，彼长此短，相得益彰；让读者各取所需，各赏其趣。——他们欣然同意，因而得有这种两人合作两种诗体“合二为一”的联袂面世，真是《鲁拜集》汉译出版史上难得一见的并蒂奇葩！ 一、奥玛·海亚姆与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简介 承蒙孤竹先生的信任，要我谈谈《鲁拜集》，我答应了。谈《鲁拜集》，当然先谈波斯的奥玛。 奥玛·海亚姆[Omar Khayyám]是900多年前波斯（现伊朗）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诗人。瞿炜先生的《黄昏畅想——拟奥马·哈亚姆（注：即奥玛·海亚姆）自述》一文，描绘了奥玛的身世。奥玛生前不经意为诗人，正像我国的孔夫子一样，《论语》是孔子学生根据他的言论编辑，而奥玛在闲情逸致间吟咏的哲理诗也是后人记录的。因此奥玛的诗作问题，伊朗及欧美的专家学者们虽多有研究，却还是众说纷纭。就是说，在奥玛名义之下的“四行诗”（Rubáiyát）即谓之“鲁拜集”的原创诗稿，流传下来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始终无法确准，各种存世古本收入不一、真伪难辨，有的专家考证为几十或数百首，有的学者估约千首以上。这说明，不少冠名奥玛的诗作很可疑为奥玛身后人的借托。而且，要不是过了800多年被英伦的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发掘，并得以发扬，奥玛的伟大诗篇恐怕已在历史的尘埃里掩埋。 我们现在熟知的经典文学作品——诗集《鲁拜集》，就是依据的英国翻译家、诗人菲茨杰拉德（1809–1883，以下简称“菲氏”）创作性译出的英文诗集——《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鲁拜集》，完整的书名汉译应为《奥玛·海亚姆的鲁拜集》。为什么说菲氏是用英文“创译”（创作性地翻译）了奥玛·海亚姆的鲁拜诗呢？因为菲氏没有将奥玛的原诗逐字逐词、逐句逐首的忠实地翻译，他将几百上千首奥玛的零散诗稿排列、组合、整理、改编，“碾碎重抟”，创作的成分甚多，有学者称其为“创意翻译”。正是菲氏的这种“创译”，使他发挥了极为自由的想象力，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极富文采的诗情画意。 对于菲氏英译本而论，菲氏所谓的翻译，说穿了是借奥玛的精神衣钵和诗体外形，借鸡生蛋，融会贯通，去芜存菁，推敲锤炼，将译作浸淹了原作①，其实彰显的是菲氏本人超群的文学才华和卓越的诗人风采。正因如此，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用“翻译”而把原作者和翻译者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渗透、互为融通，菲氏赢得了难以想象的意外效果和收获，谱写了神奇的传说。 虽然，菲氏的所谓“翻译”，属于大刀阔斧、天马行空般的“意译”，其实菲氏的这种“创译”就是改译，也许或只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仅此一人个例而已。我们必须看到，他对待每一首诗（每一个词汇、字母，甚至标点符号）的认真程度，花费的时间与精力，那种彻底地追求完美的精神，就像工艺匠对待艺术品一样地呵护有加、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菲氏《鲁拜集》的首首诗作皆为粒粒珍珠。 下面摘取一些菲氏与考威尔[Edward Cowell]②通信中的语录，我们可以窥见菲氏“创译”《鲁拜集》时的用心良苦： 菲氏认为，改译奥玛“鲁拜集”的过程，使他“激发了更多灵感获悉苏丹的精髓。”③菲氏说：“我把奥玛当作自己的财产一样重要”，正因如此他才尽心竭力地来精心筹划。菲氏对考威尔是这样坦诚肺腑的：“我翻译的方式会使你感兴趣的，而且在很多细节方面有我独特的作法：它是非常的'unliteral[变形]’。我把奥玛的许多四行诗打乱了再重组整合：我担心这样将会丢失好多东西，因为奥玛是纯粹的、凝练的，他极为美妙。但我，只能如此。”但“我有信心把伊壁鸠鲁牧歌，犹似装扮波斯的花园一般，最巧妙地镶嵌在诗行里。”④“我的翻译也许有其特点，但忽略了奥玛的主题，让你看到了另一个奥玛……”“我想我采取这样伤脑筋的译法，真是伴随了少有人知的痛苦：不愿意光是停留在字面上的直译。但我竭尽了所能，做到了我想要做的：尽管改变了本来面目，但灌输新鲜血液后才能维持生命力并更能增进生命的力量。就算活的麻雀也比死的老鹰强。”⑤ 笔者转载菲氏的这些话，目的无非是想说明：1、菲氏的“创译”是艰苦卓绝的，绝非“滥译”，不能成为“不忠实翻译”者们的借鉴与借口；2、菲氏的“创译”改变了奥玛的原诗状况，也改变了奥玛的原诗内涵，虽然菲氏《鲁拜集》仍然名为“奥玛的鲁拜集”，但两者已同而甚异，读菲氏不等于读波斯的奥玛了，正像菲氏的《鲁拜集》在英国已被认定为“英国文学”那样。 然而，必须重申和强调的是，经过菲氏加工后的作品，一方面仍然体现了原诗的主题，即感慨生命如寄、盛衰无常为天理的哲学精神，另一方面又渲染了及时行乐、纵酒放歌为宽解的人生态度。这一点，阿根廷作家、翻译家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形容得精彩而奥妙，他认为奥玛·海亚姆“于1857年在爱德华·菲茨杰拉尔德的灵魂中落了户”，也可能这个英国人重新创造了奥玛，“因为两人本质上是神或者神的暂时形象。”这两人“如生在同一时代也许会视同陌路，但是死亡、变迁和时间促使一个人了解另一个，使两个人合成一个诗人。”⑥ 二、菲氏的原版本及格律问题 1859年，菲氏已经用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边强化进修波斯文边试笔译介奥玛那些并非完整统一而是零散组成的“诗集”抄本，完成后菲氏投稿于刊社却遭到了冷遇，他只好自费印书。出版的书上没有署名菲氏是译作者，菲氏生前出版的四个版本均未署他自己的姓名，足见菲氏对名利的淡漠。让读者看见的书名只是“奥玛·海亚姆的鲁拜集”，意为此书是“一个波斯哲人波斯风格的四行诗集”。书前附有“奥玛·海亚姆传略”，这是菲氏整理自他的好友、波斯文教学指导者考威尔提供的材料。令菲氏沮丧的是，第一版出书后，遭遇了无人问津的尴尬，乃至被扔在书店的垃圾书堆。后来被英国几个文豪偶然发现并极力推荐之下，才点燃了星星之火，形成了后来的燎原之势。 菲氏《鲁拜集》前后历经30年有五番增删编撰，分别是1859年第一版（75首）、1868年第二版（110首）、1872年第三版（101首）、1879年第四版（101首）和1889年第五版（101首），五次正式编订，前四版均由英国著名书商夸里奇[Bernard Quaritch, London]印制出版。需要说明的是，菲氏《鲁拜集》至1889年的第五版出版时，菲氏已经过世了6年。这第五版是菲氏的挚友、后来成为遗稿管理人的奥尔迪斯·莱特[Aldis Wright（1831–1914）]，根据菲氏的遗物——一本放在小锡盒里的菲氏第四版的书上，发现了菲氏亲自手写的改动笔迹而编定的。因此，对于菲氏《鲁拜集》第五版，西方学者一般视它为菲氏本人的“钦定本”，它与第四版相比较，有近20处的订正。我们这个合译本就是根据菲氏《鲁拜集》第五版（Fifth Edition）译出的。 菲氏作为英国诗人和翻译家，出版《鲁拜集》之前，有过文学作品和译作，但他文学成就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本《鲁拜集》小册子，而这本小册子产生的盛誉，却是菲氏的身后获得的。特别是在1878年美国第一次出版了菲氏《鲁拜集》（第三版）之后，在美国受到了读者的空前欢迎。1884年，美国又率先图解《鲁拜集》，推出了伊莱休·维德[Elihu Vedder]相当精致的豪华版绘画本。这样在美国的推波助澜之下，英语国家及其它欧美地区逐渐掀起了势不可挡的《鲁拜集》狂热风潮。 尽管我们说了菲氏的《鲁拜集》离原著甚远，但他保持了原诗的风格、诗意、韵味与格律，特别是菲氏将“鲁拜体”这一波斯四行诗的诗体规则运用到英诗时，是做得非常严谨得体、循规蹈矩的，因而给了英语世界的读者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也正是这种具有浓烈东方色彩的风格、诗意、韵味与格律的因素，织造出了一件东西方文化浑然一体的至臻绝品，给了菲氏意想不到的成功！菲氏将《鲁拜集》组成了整体连贯、前后呼应的诗章，毕竟给世人看到的是竭尽诗情舒展和文字美感的诗篇，咏唱潇洒，佳句叠加，以致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广泛受到文坛的追捧与读者的热崇，风靡全球，名遍天下，成了英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不朽经典，成了诗歌爱好者们的宠爱读物，也成了众多国家各种文字译家学者们的争译对象。 菲氏依据的“鲁拜体”，其实诗体形式上非常类似中国的“绝句”，而且更像新疆维吾尔（乃至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广域地区）的“柔巴依”⑦这种诗歌形式，很难说它们之间没有同流之源头、同宗之基因。⑧“鲁拜体”的格律规则，具体的表现大致有以下一些要素：1.四行分段；2.五音步抑扬节奏；3.十音节；4.采用YYXY及YYYY方式押韵，亦可同词押韵。以上要素举例如下： 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 抑扬/抑扬/抑扬/抑扬/抑扬（韵） A Jug of Wine, a Loaf of Bread — and Thou 抑扬/抑扬/抑扬/抑扬/抑扬（韵） 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 — 抑扬/抑扬/抑扬/抑扬/抑扬 Oh, 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 抑扬/抑扬/抑扬/抑扬/抑扬（韵）⑨ 中国的“绝句”也是四行分段，用定位的字词平仄产生声调的抑扬顿挫效果，采用YYXY押韵方式，这些要求显然与“鲁拜体”具有相似性。孤竹先生的新译本采用了七言古风体，而不刻意于七绝严格的格律。没有拘泥于近体诗“绝句”的原因，是为了不以词害意，对于译诗来讲，会显得放松自如而得心应手些，从而更便于表现诗的神韵与意境。 三、菲氏《鲁拜集》在中国 中国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伊始，菲氏《鲁拜集》的汉译便由胡适、徐志摩、郭沫若等大家最早触碰。其中，郭沫若是最早译出了菲氏《鲁拜集》101首全译本的，所以不可否认郭译本先入为主、生逢其时而最具名望。然而就“名副其实”而言，郭译菲氏《鲁拜集》的语言与诗意的精准性，并非完美无缺。也正因如此，近百年来的菲氏《鲁拜集》汉译史上，我国已有几十近百位译者延绵不断的相继全译或部分的译介过，如：闻一多、林语堂、吴宓、吴剑岚、钱锺书、朱湘、梁实秋、施颖洲、程侃声、屠岸、李霁野、黄克孙、邓均吾、黄杲炘、瞿光辉、飞白、孟祥森、陈次云、木心、梁欣荣等诗人、文人、名人、译家及学者等一大批都曾染指，其中包括海峡两岸。直至跨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代，我们仍然时不时的可以看到不少新译本（新译作）的明流暗涌：有出版的、未出版的、网上发表的以及私下传阅的。今天我们出版这个“双胎本”，又为菲氏《鲁拜集》汉译的百花园中增添了两朵鲜艳夺目之花。 笔者罗列了菲氏《鲁拜集》汉译“全译本”译者的名单，供读者参考： 1、郭沫若；2、孙毓棠；3、黄克孙；4、孟祥森；5、陈次云；6、黄杲炘；7、虞尔昌；8、梁实秋；9、柏丽；10、傅一勤；11、李霁野；12、江日新（注：仅发表了80首）；13、徐燮均；14、王虹；15、覃学岚；16、眭谦；17、阮小晨；18、滕学钦；19、梁欣荣；20、钟锦；21、傅正明；22、吴艳等四人；23、周树基；24、瞿炜。另外台湾还有过郑天送的台语译本。其他未正式出版的有：杨虚、刘佳敏、fang、郑理、郝文昌、王道余等人。 从上述的汉译本中来看，译者们大致采取了三种译诗体裁： 一种是用中国传统诗的七言体（少数五言体）格式，如：黄克孙、李霁野、傅一勤、江日新、眭谦、阮小晨、滕学钦、徐燮均、梁欣荣、钟锦、周树基等人。 另一种即通常的自由体新诗格式，如：郭沫若、孟祥森、虞尔昌、梁实秋、郑理、瞿炜等人。 也有同一人而用以上两种诗体译出的，如：柏丽、王虹、覃学岚、刘佳敏等人。 再有一种值得一述的，就是“仿鲁拜体”格式（即“柔巴依”诗歌体裁）。“仿鲁拜体”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为黄杲炘先生，他的菲氏《鲁拜集》译本取名为《柔巴依集》。黄杲炘的“柔巴依体”汉译格式是根据菲氏《鲁拜集》的英文格式而来，简言之就是“四行五顿十二字”，韵律同样一二四押韵。黄杲炘的这一尝试很值得关注和重视，不由得让我想起我国“律诗绝句”格律的形成与“成长”过程——唐以前的“五七言诗”原本没有唐以后的那样严苛（所谓“古体诗”与“近体诗”之分）——由此可见，这个“格律”问题是否是诗的发展方向或说必由之路呢？作为本国文化，“律诗绝句”的格律化，已经普遍被接受而且作为正统传承。那么，“鲁拜体”的格律化能否在《鲁拜集》的汉译道路上行得通、走得远呢？推而广之，若本身具有格律的外文诗是否可以或应该译出相应的格律汉体诗呢？这些问题笔者无法回答，也超出了本序范围，只作顺便一提，只作研究议题。而“仿鲁拜体”似乎在孙毓棠、朱湘、陈次云、柏丽、屠岸等人的译本中已见端倪与雏形，而黄杲炘先生在成功译出《柔巴依集》的实践后，则正式提出了“柔巴依体”的译诗体裁和“译诗格律化”的译著理论。⑩ 菲氏《鲁拜集》汉译本中用了其它体裁的，还有杨虚的“骚体”及傅正明的“多种传统诗词混合体”。 此外，在我国，直接从波斯文译过来的“奥玛四行诗”也有多个版本，如：邢秉顺（89首）、张晖（189首）、张鸿年（380首）、穆宏燕（100首）、王一丹（110首）等人。 而在英美及其它英语国家（包括伊朗），奥玛的“四行诗”当然并非只有菲氏一人的英译本，估计至少有三十种以上，比较出名的像尼古拉斯[J.B.Nicolas]、温菲尔德[E.H.Whinfield]、艾伦[E.Heron-Allen]、塔尔伯特[A.B.Talbot]等人。尽管如此，菲氏《鲁拜集》的影响力终究艳压群芳而无与伦比。 当讨论“汉译菲氏《鲁拜集》在中国”之时，我总觉得还有一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说明，那就是： 1.怎样看奥玛与菲氏的联系与区别。 奥玛与菲氏的关系，我认为是既分不开又不一样。分不开的是，菲氏的译本本身就是以奥玛的原作为基础的，菲氏再怎么“创译”也好、改译也罢，终究是“译”，源于奥玛，但作为单独英文诗的篇章来看，实可谓“青出于蓝已非蓝”；故不一样的是，菲氏《鲁拜集》已经“变形”了，读菲氏《鲁拜集》和读奥玛不能等同一回事，如欲通过菲氏《鲁拜集》来研究奥玛，或者把菲氏《鲁拜集》与奥玛的四行诗混为一谈，会显得“不伦不类”。 2.对菲氏原版本的认识。 前面已经说过菲氏《鲁拜集》有五个原版本，但是中国的读者包括译者有时真的不很搞得清楚，这些版本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异与变化，常常出现混乱现象。特别是有些菲氏《鲁拜集》的汉译者，往往拿起英文“原版书”就译，而不知其中的“究竟”——同样是菲氏《鲁拜集》但它们各版之间有着不少区别与变化的地方。而且国外的《鲁拜集》因出版得太多太杂，良莠不齐，好多英文版本身错误百出。这个现象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从一开始的胡适、郭沫若等人及后来的较多译者都一直没有十分用心的注意。因此，当翻译菲氏《鲁拜集》之时，最好先确认“版本”的准确性，同时译本应注明依据的是菲氏“第几版”。 3.菲氏原版本的版面格式。 菲氏原版本的版面格式，指的是它的书体、排版、印刷等样式。菲氏是个极为认真的人，简直认真到了“呆板”的程度。也就是说，他对作品的“样式”绝对讲究，诸如：四行中的第三行必须空一格起行，以分明第三行的不入韵而成为定式；有的词，首字母用大写、后字母用大写小字体；有的词或词组都用了大写小字体；有的词用斜体；不少波斯语作为外来语的英文字母书写不一、表示异化；……等等此类，细微之处极多，一不小心就会弄错。我想说的是，既然菲氏如此用功的用了这些“稀奇古怪”的版式，自有菲氏的本意所在，我们应当尊重菲氏，不必去改变去损坏它们，应尽量地“依样画葫芦”，尽管汉译出来的语义文字，有时反映不出或者说很难反映这些版式的要求和意义。 好，作为“序言”可以收笔了。我的结束语就是：愿这个七言体和自由体的两人合译本，能给喜欢菲氏《鲁拜集》的广大读者带来欣赏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老鸽 2016年1月 附注： ①101首的菲氏《鲁拜集》中，只有49首勉强像译作，比较“忠于”奥玛“原诗”；有44首是菲氏根据奥玛的多首诗作合并而成的；有2首是别人的译本而被菲氏借鉴的；有2首是从哈菲兹[HāfezShamsoddin Mohammad](1320-1389,波斯诗人)的诗中“信手拈来”的；有2首是其它的波斯诗被菲氏“嫁接”的；有2首是菲氏自己创作的。（见李霖编《郭沫若评传》一书中成仿吾的《莪默伽亚谟的新研究》一文） ②爱德华·考威尔[Edward Cowell]（1826-1903），毕业于牛津大学，任教于剑桥大学。考威尔酷爱波斯语与波斯文学，他是菲茨杰拉德在波斯语与波斯文学方面的指导者。 ③苏丹[Sultan]，意为国王、圣主、神地，此处可延伸为神圣的。 ④伊壁鸠鲁[Epicurean]，一种快乐哲学；享乐主义。 ⑤菲氏语录摘自《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诗文集（注解修订本）·第一集》，纽约辉腾出版社，1902年初版，1967年重印。[THE VARIORUM AND DEFINITIVE EDITION OF THE POETICAL AND PROSE WRITINGS OF EDWARD FITZGERALD，VOLUME ONE，PHAETON PRESS NEW YORK MCMLXVII，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2，Reprinted in 1967] ⑥摘自博尔赫斯的《爱德华·菲茨杰拉尔德之谜》一文。（见[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著《探讨别集[Other Inquisitions/Otras inquisiciones（1952）]》，王永年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2月） ⑦柔巴依，波斯文“Roba'i”的音译，英文写作“Ruba'i”或“Rubai”。Rubáiyát，是Rubai的复数形式。 ⑧可参阅：杨宪益的《鲁拜集和唐代的绝句》（《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文艺研究》1983年第四期）；紫军[张晖]的《中国绝句与“柔巴依”》（《文汇报》2007年6月13日）；刘以焕的《“鲁拜”探源并与汉诗比较》及《“鲁拜集”的汉译、英译兼论诗歌的翻译》（《相遇和对话》，重庆出版社，1990年5月）；穆宏燕的《唐絕句與波斯四行詩之比較》（《中國國學》1993年第21期）。 ⑨例诗为菲氏《鲁拜集》第五版第12首。标下划线的为“元音”，在句中作“扬”，亦即格律重音。转引自zleooo的博客。 ⑩可参阅：黄杲炘的《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英诗汉译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译诗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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