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通例之揭示及其启示声训是训释古代文字及研究典籍的根本通例，除此之外，先生在长年研究古典的实践中，又总结归纳了更为丰富的学术通例，涉及更广，不仅在《约注》中有所体现，在先生其他著作中也有充分表述，此限于篇幅，不全面论述此事，只以《约注》为例，于此类通例简述一二。 先生为治《说文》，曾广泛了解前人相关成果，如王夫之有《说文广义》三卷，一般研究《说文》者常常忽略之，研究思想史者虽重视王夫之，亦不过问此书。唯先生能细读夫之此书，并从中归纳出十项通例，称其解释文字时“揭橥了许多大例，足以启牖后人，开示途径”： 考证本字，推求本义，审定借字，辨明同字异形，弄清一字数读，以今证古，不执古以非今，《说文》不可尽据，《说文》有脱佚，字形变乱之由。 先生治学最爱归纳探寻学术通例，认为通例具有特别的学术价值，故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亦常为之总结通例，然后引为己用。先生既揭示了夫之所揭橥的十种通例，当然也就应用于他的《约注》之中。 他人揭示的通例固然重要，而《说文》本身的通例先生自然不会放过，阅读《约注》，常常看到先生提示的各类通例，让愚钝如笔者者，茅塞频开。如《说文》开卷第一字：“一”，许氏说解并不复杂： 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 而先生注释却长达七百字，一举揭示四项通例，而第四项又含三项小例。第一项： 《说文解字》乃据形系联之书，而以“一”居首，故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是书每部首篆下，必云“凡某之属皆从某”，所以自明据形系联之意。 这是说明许书的体例是据形系联，而所以据形系联，在许氏说解中则表述为“凡某之属皆从某”，可知所谓据形系联，就是根据字形之相同或相近者，排列为一类，由此而有五百四十部，统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这就是许书的基本通例，先生开卷既予揭明，使学者读许书时能循例而知意，此其所谓通例的作用。 第二项，揭示散文中夹韵文，为古人著书时的惯习。先生说“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是用韵之文，《说文》最后一字“亥”字说解中的“亥而生子，复从一起”，也是用韵之文。而所以专门提出这一现象，在于说明它于文献研究整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古人属辞，每喜于散文中夹以韵语，以形容其自得之意。昉于《易》之《文言》，汉人文字中，如《太史公自序》论及道家，亦用斯体。其他类此者甚多。如《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原道篇》：“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皆许君撰述此书“立一为耑”之所本，故缀为韵语以形容之。今人有疏证许书者，疑此四句为吕忱所增，非许书原文，失之矣。 学者或不明乎此例，故在研究中往往致误而不自知。 第三项，揭示说解夹用韵文，不仅用以说明“一”字之义，更含有“许君自道著此书时所以用一冠首之意”——“此书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始'一’终'亥’，有条不紊” ，亦即《说文·叙篇》所说“立'一’为耑，毕终於'亥’”之义。而“亥”字说解中的“亥而生子，复从一起”，同样也是说明这个体例。始于子，终于亥，至亥复从子起，这正是汉代人的事物循环观，乃当时普遍理念，许氏著《说文》即用那个时代的通行观念以为全书体例之依据，这就是许氏全书以“一”始而以“亥”终的内在意旨。先生研究文字与文献，不以现代人的观念代替古人观念，体现了忠实于历史的特点。对照今人解释历史常以今人观念强加于古人，则先生的研究更令人信服。接着又据历史事实说明《说文》的独特体例： 许君以前字书若《仓颉篇》、《急就篇》之流，悉为歌括体，便於学僮诵习之书，与后世《杂字》、《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相类。至于网罗古近文字，分别部居，据形系联，不相杂厕，则实自许书始。 将此说明与根据汉代人观念所立体例结合起来看，更可知先生所释《说文》与许氏更为可信，而于《说文》体例及其内在意旨的说明也更为可信。 第四项，关于《说文》正字所用字体的通例。许氏说解：“弌，古文一。”先生引段注，以为： 此书法后王，尊汉制，以小篆为质，而兼录古文、籀文，所谓“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也。 这就出现了小篆、古文、籀文孰先孰后的问题，段氏以为： 小篆之于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仍则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则古籀非小篆也，故更出之。 按此说法，古籀在小篆之前，小篆继承古籀，或直接沿用古籀字形，或对古籀字形有所省改。直接沿用者，则不必重出古籀，有所省改者，既与古籀字形不同，故要重出古籀字形。所以许书中有的字在说解中标出其字的古籀，有的不标出。这是段氏所认为的许书出或不出古籀的通例。 但就“一”字而言，弌是不是一的古文？按段氏所说，应当认为是。但段氏又说： 一二三之本古文明矣，何以更出弌弍弎也？盖所谓即古文而异者，当谓古文奇字。 看來他认为一二三与弌弍弎都是古文，前者是古文正字，后者是古文奇字。但这与他所说的小篆与古籀的重出之例不合，不过可以理解为这是变例，即古文可能有两种以上字形者，亦要重出以示人。但段氏对此并无明言。显然段氏不能自圆其说，故先生引钱大昕说以辨之，钱氏曰： 作字之始，先简而后繁，必先有一二三，然后有从弋之弌弍弎，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弌弍弎之下，吾以是知许所言古者，古文之别字，非弌古于一也。 这样看来，一二三与弌弍弎相比，就有先后之分了，而这是段氏所没有指出的。在此基础上再说弌弍弎是古文的别字，就比段氏不分先后而说是古文奇字更为合理。但钱氏没有说明是不是许氏标出的所有的古文都是这种情况，即没有明确说明这是一个通例还是一个变例。因此对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分析，于是先生论述道： 远古造字，初无定形。所谓无定形，就表明一字初有多形。一二三诸文，但取记数而已。因此其字有多种写法，或作一点两点三点，或作一竖二竖三竖，或作一二三，本无一定。自甲骨金文皆作一二三，知自殷周以来，其写法渐趋画一。今日民间记数，犹有作一竖二竖三竖者，则古体之遗存也。一二三乃最初古文，而为小篆所沿用者，故列为正篆，弌弍弎乃后出古文而为小篆所废弃者，故仍名曰古文。 先生比段、钱所说更为清楚，从中可以看出三项通例：1、字之前后的通例；2、古文何指的通例；3、段以为是古文而异者，当谓之古文奇字，钱以为是古文之别字，先生以为乃后出古文而为小篆所废弃者，故仍名曰古文。虽称为古文，实非时间居前之古文，而是时间居后之文。 先生注释以此类通例论定问题者，比比皆是，说明先生运用归纳通例方法研究古代文献，是其主要方法。以下再举数例，以见先生在考释古代文字时，如何归纳通例并用以论定问题。 （A）“题上事”之例。一部之终，许氏以“文五，重一”结之。对此四字，先生亦不予忽略，而从中指出这是古人著书的通行体例，即“古书有题上事之例”。且“题上事”之例，不仅用于《说文》每部、每篇之后，又用在全书之后，即书末《叙篇》，就是对全书的“题上事”。先生为说明此例，引段氏说，以为古人编著每部每篇各有内在次序。笔者受先生重视通例的影响，于段氏说亦得到启发：古人编著，每部每篇自有先后逻辑关系以次列其内容，这也是古代文献中的一种通例。笔者研究《论语·学而》篇，就发现存有这种关系，正可与段氏此说互证。 “题上事”例，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可知这不单纯是了解古书编著法的具体知识，亦是古人著作编撰的通例之一，今可据此例而了解古人书中所含深意。如司马迁《史记》最后一篇为《太史公自叙》，班固《汉书》最后一篇为《自叙》，《史记》纪传之末都有“太史公曰”，《汉书》纪传之末都有“赞曰”，皆属“题上事”例者。虽其形式变化不一，但都表明这是古代典籍编纂通例之一。若对“题上事”之例有如此了解，则可根据这种通例，看出古代典籍中的一些问题。如《汉书·司馬遷傳》《楊雄傳》都直接使用二人的《自序》作爲其傳正文，而在引用其《自序》之後，即用“题上事”之例归结一句：“迁之自序云尔”、“雄之自序云尔”，其后才是《汉书》作者班固自己所述。以此句为界，前后材料的性质不一样。若不明此例，则不能有所区别，这对理解文意，常会引起误读。 （B）古文未有定体之例。 在上部“上”字注中，先生指出段氏的不足，然后指出古字造字的一个通例：“在古文中……本未有定体” ，这种通例在“一”字注中也曾说到：“远古造字，初无定形” 。既无定体无定形，则一字就有多种写法、多种字体，此不足怪。若不明此例，非要在未有定体定形的多体之中分出先后，或分出本体异体，则往往会导致臆断，段氏即常犯这种错误。 如何才能判断一字最初之体，及其后世衍变之体，先生提示一个方法，此方法即可视为判断古体的通例：即根据许氏对此字的说解，来理解许书所列字体的本来样子。“上”字注中说： 许书以高训上，则所采用之古文，必作上不作二。立一为耑，引而上行，示其高也。亦犹以底训下，底即今之低字，引而下行，示其低耳。 先生正是根据许氏说解判断上字的古体字形，故其论断值得信服，是先生比段氏高明之处。 （C）古字不必尽以见诸铜器甲骨为征信例。 一部“吏”字，先生引王国维： 龟板金文不见吏字。吏即事字。事字即由史字中之直画引长而成。 先生以为王氏所说的这一点正确，但王氏又说吏字不见于甲骨和金文中，对此先生论道： 若谓吏字不见龟板金文，而遽定古无是体，则非也。许书所录将近万字，岂能尽以见诸銅器甲骨与否为征信乎？ 甲骨金文文字字数有限，且有不少不能认出，故作为古文字之参证，尚非绝对可靠，且其后又有诸多变化，故若尽据甲骨金文，则《说文》等书中许多文字及字义均无法考释，故先生强调不可尽以见诸铜器甲骨为征信，这可说是后世研究古文字的通例之一。 （D）由字音字形而归纳字群之例。 前面谈到声训之例，曾提到先生于“旁”、“祕”注中引出一组字群。将音义相近的一组字关联起来，视为一个义群，即所谓字群，这是先生研究古代文字时归纳的通例之一。而寻找相关之字以确定其字群，除了运用声训通例以见相互关系外，先生的注释中提示我们，还有其他方法。 如一部丕字，先生曰： 丕有大义，则凡从丕声之字，亦多有大义。故一稃二米谓之秠，有力谓之伾，大鳠谓之魾。反之，则亦有小义。故妇孕一月为肧，丘一成为坏。不声与丕声古通。 据此先生归纳道： 凡字所从之声相同，则其义多相近，亦有取反训者，此类是也。 此类就是字群。又有一法，义近之字排在一起。如示部祗字注： 祗与祺、禔，义近，故相比叙 。 此种情况段玉裁已经指出： 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颜氏家训》所谓“檃括有条例”也。 可知一部之中，排列相近之字，义既相近，即可视为一组字群。 又有一法，即根据一字说解中的其他字，分析它们之间的义训关系，经过整理而确认字群。如一部的“一”、“元”、“天”，在一字的说解中有始、子等字，在元字的说解中也有“始”字，又有“首”字，而在儿部兀字说解中，有“首”、“顶”，而天字说解中有“颠”、“高”、“上”。将这些字整理一下就可发现：始、首义近，而首与颠、顶、高、上义近，于是可知一、元、首、始为一字群，而元、天、兀、颠、高、上又为一字群。而这两字群之间又有一定关系，可以确定其转化中枢即为“首”字。两字群之义之间，虽经转化而有所不同，而在最初亦存在密切关系。由此就可归纳出一个通例，根据不同之字的说解所涉及的其他之字，可以找出这些字之间的义训关系，并组合成一定的字群。 还有一法，根据同部之字的说解而从中找出该部之字的义训关联，因此确定此部之字为一个字群。这不是据声训，而是据字形，再加上相关的说解，来加以判断的。如上部的字，上在《说文》中作丄，许氏说解：“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先生注：“立一为耑，引而上行，示其高也。 ”这就是因指事成字而有高义。同一部的丅，即下字，许氏说解：“底也。指事。”先生注：“许书无低字，底即低也。低则在下，高则在上，故许君以高低说上下。 ”于是可知上下二字古为同类，为一组，为字群。 而上部还有帝、旁二字。按先生考释，帝为日，日在天上，故有上、高之义，在古人看来，此乃不言自明之义。后人称当代皇帝为“今上”，即其遗意。而皇帝所居均高于官与民，亦含其在上居高之义，此皆可证帝与上、高义相关。而据先生考释，旁即方，方有广大、溥大义，而帝（日）有光，自上向下普照，故亦有广溥义，因此帝与旁义亦相关。从字形看，帝与旁均从二，二即上字，后世写作亠，则其字形构成本来就与上字有关。帝与上字的关系易明，已如上述。旁与上字的关系不明，但旁与帝字义通，而二字形近，疑旁本来即帝之异体，故《说文》将旁与帝字同列一部，非偶然也。总之根据上、下、帝字的许氏说解及先生注，可以看出上部诸字之义有内在关联，可视为一个字群。 上部之后是示部，示字从上字来（许氏说解：示，从二。二即上之古体），所以与上部分为两部，是因为从示之字太多，且都与祭祀事有关，故单独为一部。示字说解： 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 非常明显，其字从二，即从上，表明示、上二字相关。而天文垂象示人，正与帝光照人一样，都是从上向下而有所作用，故示与帝、上的意义相近。而从上向下，故又与下字相关。其所示甚广，所谓天覆，物无不在其下，故又与旁、广义相通。由是看来，示字本来就应属于上部。 更推广看，上部、示部又与其前的一部诸字相关。上、下二字，从字形看，即来自于一。以一为基础，通过指事，于是有指上指下之义，故有上、下二字。而一部的一、元、天、丕、吏等字，本有上、高、大、治、始诸义，也都与上、下、帝、旁、示字之义有内在关系。许氏将这些字放在全书之首，一来表示其为始，二来表示它们有高、大、上、广、示下、治下诸义，这正是古代社会以君主为至高至大、治民首领、示下广覆等等观念的反映。而示部之字皆与祭祀有关，又正是下对上（天、日、帝、君、神）致敬奉顺之事，这样配合来看，它们都是一个整体，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之基本形态与观念。 懂得古代文字中存在着字群现象，则可以作为通例以纠正前人误说。如示部禧字，许氏说解：“礼吉也，从示，喜声。”段玉裁认为此字之义当为“行礼获吉也”，他引《尔雅·释诂》“禧，福也”为证。而桂馥、严可均、钱大昕、钱坫等人，则认为“吉”为“告”字之误。谁是谁非？需要判断论定。先生以为桂氏等人不对，他说： 禧字在经史中罕见行用，大抵借釐字为之。许录此篆与禛、禄、禠、祯、祥、祉、福、祺诸文比列，以其义近耳。故其说解自作“吉”不作“告”。 这就是根据义近之字为字群，在同一部内就会一齐排列的通例，而作出的判断和论定。据此可知许氏说解无误，段氏解释有理，而桂、严等人所说错误。 （E）古人撰著的通例。 前面所说“题上事”即此类通例之一。以下再举几例。 《说文》卷二十九为许氏自《叙》，其开端“叙曰”二字，先生引段注： 《史记》、《汉书》、《法言》、《太玄》，《叙》皆殿於末，古著书之例如此。许书十四篇既成，乃述其著书之意，而为五百四十部冣目，记其文字都数，作韵语以终之，略放《太史公自序》云。 全书最后为《自叙》或《叙》，这是古人著书的“题上事”之例。段氏说到其作用：述著书之意，列全书总目，以韵语终结全书。先生所说更为详细： 古人著书，《叙目》率居其尾，《易》之《序卦》，实创斯例。许君所为《说文解字》，每部之末，悉题文几、重几。五百四十部甄录既竟，复为《自叙》於后以总结之，且以系全书之部目。举凡文字之源流，述造之体要，俱详论於是篇，无异全书之纲领。……后世传钞此书者，昧於古书叙目之例，离前后两段为二篇，复於“此十四篇”一语之上，缀以“叙曰”二字，小徐《系传》又改为“后叙曰”，此必后人所益无疑。 可知“自叙”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全书，系列全书部目，论述该书撰述中的相关之事。以《说文》为例，即：述文字之源流，述造之体要，可知书尾之叙，实为全书纲领。故读《易》要先读十翼，十翼即《周易》后叙。读《史记》要先读《太史公自叙》，读《汉书》要先读班氏《自叙》，读《法言》，读《太玄》，读《论衡》，莫不如此，自为读古书之通例。南北朝之后，此例遂变，颜之推作《颜氏家训》，《序致》列为首篇，即叙置书首，述全书缘起与纲领大要。后世均如此，久则不知古人著作有“题上事”之例。先生经常强调此例，后学不可忽略。 转自：通相圃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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