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辉）中国考古学已相当成熟，证实了殷商王朝的历史，但证明不了夏朝的存在。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仍然是未解之谜。国外学者普遍不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肯定地宣称商朝是中国历史的开端。中国考古学家也不能证明仰韶、龙山、红山、良渚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疑似夏文化，其来源仍然不清楚。夏，仍然是待解之谜。那么，在中国历史文献典籍中证据确凿的夏王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什么原因导致夏王朝在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呢？ 我国的大历史，自夏代才清晰一些，在夏之前，因无史载，基本上是缥缥缈缈的传说和臆想。夏代先人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下来，以农耕和城居为主。当时的社会生活就是两件大事，农业生产和筑城而居。农耕，水是重要的，上古时候河流众多，水旱的情况几乎没有，主要是防洪抗涝，夏代重视水利，大禹治水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筑城而居始自夏代，开启了古代城邦的雏形。史载有“鲧作城郭”“禹都阳城”。阳城不是地名，指在山南或水北筑城。城中之地称为“国”，住在城中的人即为“中国人”或“中国民”，简称“国人”。《说文》是这样存义的：“夏，中国之人也。”这时期的“中国”意为“国中”，用以区别游牧民族。 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意即因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中国人的服饰很美，故作“华”。华夏一词，不仅是地理层面的，更深一层的价值体现在文化沉积方面。 “夏，大也”，“夏”高雅的意思，是人们对夏王朝、夏文化的基本认识。那么，“夏”的高雅与大的意义，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是什么历史决定了“大”的含义？它是指文化意义还是有着更实际的意义？  大禹治水成功，建立了夏王朝。因此，大禹也称为夏禹，也许这就是“夏，大也”的最直接的来源。但是，中国文献典籍与出土青铜器铭文中，只见“禹”的记载并不见“大禹”的称谓。大禹称谓的来源，更多地存在于民间口语中，是大禹治水的直接受益地区民众对“禹”的尊称。 夏代先人的生活方式以农耕和城居为主，社会生活就是两件大事，农业生产和筑城而居。城居成为夏人进入文明社会的一项重要标志。“鲧作城郭”“禹都阳城”，其实，阳城不是地名，而是指古人筑城的地理位置，指在山南或水北筑城。在夏文化研究中，那些以“阳城”地名来作为追寻夏王朝历史的依据，就显得很幼稚，缺乏历史常识。甚至一些历史学者以当今阳城地名来考量夏都的位置与夏文化的范围，只能是贻笑大方。  不论是在四千年前的夏王朝时期，还是今天的现代，城市标志都是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的重要体现，是人们身份的标志，是人们优越感的体现。北京人的自豪感要优于其他城市，上海人的自傲无地能及，除了上海其他地方都是乡下。因此，不论夏王朝的疆域有多大，夏文化的高雅与“大”都体现在夏朝国都的规模与文化方面。 温文尔雅的南方文化与粗狂豪迈的北方文化，是人们对中国南北方文化的概况，也代表了两地文化的不同。“鼓钟将将，淮水汤汤”“淑人君子，怀允不忘”“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记录在《诗经·鼓钟》里的诗句。“淑人君子”是古人对有文化男女的称谓，“以雅以南”从历史与文化方面反映了高雅的人文素质与南方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淑人君子”与“以雅以南”的地域载体为明确而具体的“淮水”，不是更南方的长江，也不是北方的黄河。  在淮水的中游地区，不仅有“夏之兴也以涂山”的地理标志涂山，更有历史记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禹会村，还有“禹凿荆涂二山以通之”的大禹治水遗迹。因此，在四千年前大禹建立的夏王朝，只能也只会建都于淮水的涂山地区；土生土长于涂山的大禹之子启，建立了世袭制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 多种历史证据表明，位于涂山北二十公里处的北淝河之阳的四方湖古城，即为大禹父子建立夏王朝的唯一国都——夏邑。夏邑的规模与文化，成为夏人自豪感、优越感的标志。就如北京人只会强调自己是北京人，而不会强调自己是中国人；上海人只会表明自己是上海人，而不会表明自己是中国人一样。因此，夏人称呼自己的国都“夏邑”为“大邑”，“夏邑”与“大邑”也在夏王朝时期成为同时存在的、对同一夏都城池的称谓。  商汤伐夏取代了夏王朝，实际也就是攻下了夏朝国都“夏邑”“大邑”。对于发展繁荣了几百年的夏朝国都城邑，商汤自然不会放弃毁灭，将其建设为商王朝的国都，是最好的选择。“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史记·殷本纪》）。商汤只需让人们改变一下服装的颜色，表明一下改朝换代的新气象，繁荣繁华的“夏邑”就变成了“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商都。此时，对于原夏邑的国人来说，称呼自己为“大邑商”，不仅表明了自己的新身份“大邑商”，同时也表明了对夏都“大邑”的怀念与文化传承。因此，商王朝时期之“大邑商”为夏王朝国都“大邑”名称之延续。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当周武王在“武王征商”成功，拿下“大邑商”后，即向天下宣告“我要居住在这里，让新国都造福人民”，实现了民族团结与和解。于是，“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新兴的西周王朝在夏王朝国都“大邑”、商王朝国都“大邑商”城邑的基础上，开始营建了西周王朝统治东方的中心城邑“大邑周”。周武王去世后，由周成王将“大邑周”正式更名为东都“成周”。 由此可见，“大邑”“大邑商”“大邑周”为夏王朝、商王朝、西周王朝时期对同一地理城邑的不同称谓，即今天的淮水之北淝河之阳的“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四方湖古城，一个《诗经》中被反复描述的“四方”之城。  四方湖古城当地志云：“怀远，古名邑。荆涂二山对峙，淮涡二水合流，以故贤才代出”。“四方”之城的四方湖古城不仅频繁地出现在《诗经》中，其历史名称“邑”也明确记载在当地志中。这充分证明，以城邑文明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文明，夏王朝之“大邑”、商王朝之“大邑商”、西周王朝之“大邑周”，其历史遗址皆特指四方湖古城遗址。 “夏，大也”，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明自有其传承的脉络与文化传承地。大禹所建立夏朝国都“夏邑”，以其高度的文化自信，成为商王朝“大邑商”、西周王朝“大邑周”，形成古代中国以城邑文化为标志为中心的夏商周文明，也即中华文明产生的源头。“夏，大也”不仅是指以城邑为代表的“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而且是以四方之城“夏邑”为承载地的古“中国”文明，传承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国都“大邑”的城邑文明。  因此，扑朔迷离的夏商周三代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以四方湖古城历史与文化传承的古城史、古代史。夏王朝、夏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的滑铁卢，正是因为辉煌发达文明的夏文化，只集中于夏朝国都城邑的四方湖古城，使得夏文化的特征通过目前中国考古学的水平无法企及，才让夏文化的光芒被以二里头遗址这样狗尾续貂的“夏文化”所遮蔽。一叶障目的二里头夏文化研究，成为考古学夏文化研究的黑洞，即使再多的资金投入，投入再多的考古学家，也填不平二里头遗址所挖出来的“夏文化”的坑。（作者：赵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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