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辉）追寻中国历史文化之源，振兴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特别是完整展现夏朝历史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由此可见，完整展现、真实还原夏朝历史，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迫切任务。 在夏文化研究中，中国夏王朝的疆域有多大？夏朝人具体生活于中国大地上的什么具体位置，是打开夏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虽然四千年前的夏朝距离我们时间遥远，但中国历史保留下丰富的文献典籍，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追寻夏朝历史文化的重要文化信息，为我们破解夏王朝历史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资料。 今天的夏文化研究者，大多依据《尚书·禹贡》及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所描述的夏王朝历史进行研究，认为四千年前大禹建立夏王朝时，已经统治了历史上的九州，划定了中国九州区域，实现了“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的统治天下。四千年的夏朝真是如此吗？历史研究表明，《禹贡》的九州概念产生于战国时期，而非是对夏朝历史的记载，让我们追寻历史的记忆，还原一个真实的夏朝疆域与夏文化，确立夏朝古国的具体位置。  《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夏书·五子之歌》：太康失邦，作《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明明我祖，万邦之君； 《商书·汤誓》：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商书·仲虺之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德日新，万邦惟怀； 《商书·汤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商书·伊训》：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 《商书·太甲上》：用集大命，抚绥万方。 《商书·太甲下》：一人元良，万邦以贞。 《商书·咸有一德》：皇天弗保，监于万方。 《商书·盘庚上》：盘庚五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尚书·武成》：王若曰：“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  《尚书·多士》：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 《尚书·多方》：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我惟大降尔命。 《左传·襄公四年》：《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左传·宣公三年》：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 《说文》：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珿中原之人。 梅颐《伪孔传》：“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  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对夏商周三代各时期中国大地上存在的邦国、方国数量概况为：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之时，有三千馀国；武王观兵，有千八百国；东迁之初，尚存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见于春秋经传者，惟百有馀国；而会盟征伐，章章可记者，约十四君。其子男附庸之属，以及九州异裔，参错于列国中者，无不条分缕晰，考覆详明。 在《尚书》关于夏商周历史的文献记载中，通过其中的语句、言语、对话，我们也可以清楚地了解夏代商初时期的“万邦”“万方”至商末周初的“多方”的邦国方国数量的历史变迁。从夏朝建立起的“万邦”“万方”、商初的三千余国、西周初年的一千八百国、东周初年的一千二百国到战国末年只剩七诸侯国，最终秦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因此，对夏王朝夏文化的研究，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历史变化过程，抛开夏商周三代大一统的观念，对夏王朝疆域及夏文化影响范围有一个切合历史实际、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清醒认识。  在夏代之初乃至夏代末年，作为夏代四百多年历史代表的夏后氏族，不过是当时“万邦”“万方”“万国”之一，其实际生活、管理、统治地域并非战国时期《禹贡》所描绘的统治着全国“九州”地域。如果大禹建立的夏朝已经统治了整个“九州”地域，那就不可能存在夏商时期的“万邦”“万方”“万国”记载，即使是东周初年的一千二百国也无容身之地。因此，我们对夏后氏族所代表的夏王朝研究，对夏文化的历史研究，必须抛开大一统观念，将夏朝统治地域定位在“万国”之一的一个小小的地域范围之内，才能解开夏朝与夏文化的许多历史之谜。 夏朝的直接统治地域究竟有多大？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早已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只不过我们不愿意去深究，不愿意去相信罢了。其中《左传》记载的“昔有夏之方衰也，因夏民以代夏政”、“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尚书·武成》记载的“诞膺天命，以抚方夏”等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我们今天看来大一统的夏王朝，在古人的记忆中只不过是一个与其他数千方国有所不同的“有夏之方”国！ “昔有夏之方衰也，因夏民以代夏政”的历史意义为：过去夏之方国衰弱时，后羿因为是夏之方国的民众而代行了夏之方国的行政统治，并没有引起夏方国及其他方国的动乱；“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的真实意义为：国家的行政统治合法性不在于拥有礼器大鼎，过去夏之方国之所以成为各地方国认同的合法统治国，在于夏之方国拥有崇高的道德；“诞膺天命，以抚方夏”的周王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各方国的认同，是因为我们继承了高尚的道德、抚慰了夏之方国人民，取得天下大统。  这些历史记载，明确了夏朝的合法统治不至于夏氏族的方国，不在于它的地域广大，而在于夏之方国文化的繁荣、人民道德的高尚，成为夏时期万国部落心向往之的文明圣地，才有了“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万国来朝的夏王朝盛世——“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就如今日之深圳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全国的重要经济中心，不在于其地域的广大，而在于其宽松的政策，让各地区的民众蜂拥前来工作学习，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在四千年前“万邦林立”的夏王朝时期，夏氏族不论其如何高速发展，自然规律决定了其都不可能超越其他氏族部落而拥有广大的地理区域，并压缩其他氏族部落的自然发展。在当时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夏氏族部落建立的夏方国，只能是一座城、一个邦、一个方国，而且是万国之一。这也就决定了夏王朝实际统治管理地域，只能是一个地域并不广大的范围，甚至小到只是一座古代城邑。在古代，居住在城邑内的人称为“国人”，生活在城邑外地域的人只能称之为“野人”。因此，只有生活在夏氏族城邑内的本氏族人，才是夏文化的主体人群。不在夏城邑的人群只能算是受夏文化影响的非夏文化者。今天我们穷尽力量寻找的夏王朝，追寻的夏文化遗迹，可能小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离开了夏朝都邑，其他地域恐怕都算不上夏文化。这也就是当今中国夏文化研究上百年，我们至今都无法寻找到夏文化踪迹的根本原因。中国的考古专家只能狗尾续貂地以二里头考古遗址，来似是而非地冒充夏文化。  “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珿中原之人”，《说文》的解读明确告诉我们，“夏”只是特指生活在“中国”城邑的人。在万国林立的四千年前，一城就是一国，一城就是一方国，一城就是一邦国。古代所谓“中国”，乃为尊崇“中和”人文之城邦方国，古邑、古城、古国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也是中国夏商周历史称谓的来源。古中国，在中华历史中也就是一座原始古城，夏代称之为夏邑，商代称之为商城，西周称之为成周城。 无四方，何以中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自会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遗迹与文化遗存！位于淮河中游的北淝河四方湖古城遗址，正是承载中国夏商周历史的古中国古城遗迹。北淝河古称夏水，是一条养育夏氏族文明诞生的摇篮。“北淝河下游古城镇一带是上古夏氏居地”“传说四千多年前，上古夏氏曾迁居于此”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记忆，也是我们探寻夏文化，确立夏王朝国都的唯一可靠历史记忆。“四方”与“古城”两个历史文化概念向中华民族指明了古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源泉，夏朝历史的来源，夏文化的源头——“夏，中国之人也”“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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