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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的探讨，它的概念问题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夏文化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还是一个人类学文化的概念，这是需要参加夏文化研讨的学者首先明确的。多数研究者恐怕会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当然应当是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但是，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在一些夏文化研究者的论文中，他们所说的夏文化，年代不在夏积年的范围中，地域也在夏王朝统治区域外，文化内涵也不是考古学文化遗存所表现的东西。这些研究者所论的夏文化与多数研究者所论的夏文化，其概念就不是一个。这是夏文化探讨需要注意并加以区分的。 夏文化既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考古学文化，那么，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它就至少应具有时间、地域和遗存特质这三方面的要素，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夏鼐先生将夏文化定义为：“夏文化应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该定义包含了时间限度和文化族属这两个方面，而对空间范围和社会性质却未作说明。邹衡先生则认为：夏文化的定义必须包括后两方面的内容。按照邹先生的意思，夏文化的完整定义应表述为：夏文化是在夏王朝统治时期、夏王朝所处地域内的有一组文献记载中夏人礼器的青铜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应有宗庙、青铜礼器等反映夏王朝国家形态的遗存存在。 夏、邹二位先生对于夏文化定义的阐述，代表了大多数夏文化研究者对于夏文化的看法。按照这种夏文化的定义，夏文化的起止时间也就是夏王朝的兴亡时间，即上限为禹启建国，下限为夏桀亡国。然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时间界限决不会同一个王朝存在年代完全等同，它不会因一个王朝的建立而突然产生，也不会在旧王朝灭亡和新王朝建立那天突然中止。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发展、繁盛、衰落乃至于灭亡的过程，夏文化如果是以历史上建立了夏王朝的夏人为主体的文化遗存，它出现的时间就很可能在夏王朝建立以前，它的消亡也应当在夏王朝灭亡以后。用夏朝的存在年代来界定夏文化的时间范围，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夏文化在目前乃至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它都只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它还不是一个实际确定了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研究者可以提出证据来推论某种考古学文化可能属于夏文化，但却不宜按自己的观点将该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夏文化。用传说时代或原始时代的族名或国名来命名考古学文化，很容易出现错误和产生误解，应当尽量慎重。 （出自昌平科普惠民网） 夏文化探索的途径及方法问题 夏王朝时期夏文化的探索，经过十多年来的研究和争论，目前探索的对象已主要集中到二里头文化及其相关遗存上。这是由于二里头文化在年代、分布地域和社会发展水平上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情况最为接近的缘故。然而，由于考古发现的能证明为夏人文化特征的遗存尚不够充分，研究的角度和途径尚比较单一，目前参加夏文化问题讨论的诸方谁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和有效的方法来说服对方。从近些年来夏文化研讨的情况来看，研究者主要是通过这样几个方面来论证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 1，通过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各自内部及二者之间的文化面貌的发展变化程度的分析，来确定考古遗存的夏、商分界，进而确定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 2.通过考古材料反映的历史信息，如宫殿和都邑的兴废所反映的社会政治变动，结合历史文献中夏商史迹和夏商都邑的情况，来确定夏、商分界，进而推定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 3.根据历史文献中夏人迁徙的传说，通过夏王朝统治区域及所谓夏人迁徙所至地域的相关考古学文化因素的比较，从二者的文化分期与相对年代关系上去推定夏、商分界，进而确定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 以上探讨夏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应该说都是可取的，但是单纯根据其中一种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却往往不会一致。主张二里头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都是夏文化，夏、商王朝的更替在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间的研究者，他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第1种方法，他们将夏文化的概念等同于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的概念。主张夏、商王朝的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间的研究者，他们所根据的则主要是第2种方法，即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间遭毁灭，其后不久尸乡沟商城就开始兴起的现象，反映了夏、商之际的社会变动。这种看法固然有其道理，然而，城邑和宫殿的兴废原因很多，不一定都是改朝换代的结果。至于主要从第3种方法来论证夏文化的研究者，他们需要首先解释的却是：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与文化的 影响区域间的相似文化因素的产生究竟是由于夏王朝灭亡后夏人迁徙所造成的，还是由于中心区域对周边地区强大的文化辐射所产生的。如果是后一种原因，采用这种方法所得出的夏、商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间，二里头文化早期及其以前为夏文化，晚期及其以后为商文化的结论就失去了成立的依据。 总之，夏文化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考古学研究课题，目前的研究状况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间尚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在考古新材料不断发现的今天，每一个夏文化的研究者都应对自己过去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冷静的反思，抛弃成见，求同存异，从而促进夏文化问题研究的深入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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