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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Translation Quarterly（2021年第102期）
第53—61页
已获刊物授权，特此致谢！ 西西⼩說《我城》多聲效果在英語譯本中的傳遞 孫會軍，龍堃 上海外國語大學 一、引言 2019 年，香港女作家西西繼莫言（ 2009）、韓少功（ 2011）、楊牧（ 2013）、朱天文（ 2015）、王安憶（ 2017）之後，成為美國第六屆“紐曼華語文學獎”得主。西西以詩作摘得這頂桂冠，折射出她的文學境界和文學造詣。其實，相較於詩歌，西西的小說更加受到認可。林以亮在《像西西這樣的一位小說家》中這樣分析西西的創作:“西西固然也寫詩和散文，但她的作品畢竟以小說為主。”（林以亮， 2001， 92）西西小說曾先後多次在臺灣、香港、馬來西亞的文學大獎中脫穎而出、獲得獎項，更有研究西西的學者認為，仍然健在的中國作家中，西西最有資格摘得諾貝爾文學獎。（艾曉明，2001）但是，西西作品在大陸介紹、研究不多，英譯研究更為罕見。筆者 2021 年 9 月1 日在知網上輸入“西西”和“翻譯”兩個主题詞，只看到香港大學徐秀娟撰寫的《論“文字遊戲”的翻譯——以西西小說 < 飛氈 > 及餘丹譯 Flying Carpet 為例》一篇期刊論文和一篇硕士学位论文《 < 飞毡 > 英译的文学性再现研究》。另外王穎沖在《山東外語教學》上發表過的一篇論文也涉及西西。西西是在香港成長起來的作家，《我城》被奉為香港文學經典（陳平原、陳國球、王德威， 2015， 6）。1975 年 1 月 30 日至 6 月 30 日《我城》在香港《快報》連載，在王德威看來，這是香港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同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我城》的腰封上，梁文道這樣推介西西和《我城》：曾經有一段日子，每有人問起，香港有文學嗎？香港有了不起的小說家嗎？ 我就說：“有，西西。”如果有人再追問西西有什麼代表作的話，我就說：“有，《我城》。”
作為西西的代表作，《我城》展示的是中五畢業生阿果等人眼中 20 世紀 70 年代的香港，描述了香港居民百姓的生活百態，涉及香港社會多個重要歷史瞬間，反映了新一代居民對香港的熱愛及把香港建成美麗新世界的美好願望。《我城》 1999 年入選《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發表三十周年之際，香港報紙曾設專版紀念。小說出版後，深受讀者喜愛，作為香港本土城市文本的開山之作，在兩岸三地出過多個版本。《我城》是西西最早被譯成英文的小說，文本裡面各種“聲音”此起彼伏，形成多聲的文本特色，給英文翻譯帶來困難。著名才女學者、翻譯家孔慧怡如何面對這一挑戰？本文嘗試以小說的多聲效果為切入點，研究孔慧怡在翻譯過程中如何再現多聲效果，分析譯作與原作之間的出入，相信无论是对未来的译者还是翻译研究者都会有启示意义。對大陸普通讀者來說，西西的名字或許有些陌生。西西原名張彥，祖籍廣東， 1938年生於上海， 1950 年定居香港，是殖民時期在香港成長起來的第一代本土作家。特殊的成長經歷及其語言天賦，使西西很自然地掌握了上海話、粵語、普通話和英文。除此之外，她還學習了法語和西班牙語（ Hung, in Xi Xi 1993， xii)，通曉多種語言和方言。對文學的熱愛和大量的多語種閱讀，使她對當代世界文壇的各個流派都很熟稔，外語能力使她比單語作家更深入地瞭解外國文學與文化。當代拉美文學、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以及法國的“新小說”都對她產生過重要影響，使其在文體實驗方面得風氣之先，最終能“與劉以鬯等作家一起被視為香港純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趙稀方， 1997，1）。 “聲音”是本文的一個核心概念。“聲音”可以定義為構成個體的主體或是集體身份特徵的文本線索 (Taivalkoski-Shilov 2015, 60)。具体到小说中，“聲音”還用來指代作品中人物和敘事者的聲音，以及譯文中譯者在譯文中添加的聲音。在本文中，我們既傾聽原文的“聲音”，也考察譯文呈現的各種“聲音”，其中包括譯者的聲音。 下面，筆者著重考察《我城》的多聲效果及其在英語譯文中的處理。
2.1 普通話、粵語以及英語的混聲效果 香港漫長的殖民地經歷使其形成了多元的地域文化特色。學校、家庭和社會中市民通用粵語，而寫作時則使用以普通話為基礎的白話文，此中矛盾已經造成語言文字混雜的情況，而英語作為香港官方語言之一，又進一步強化了香港語言、方言雜合現象。與語言雜合密切相關的是文化雜合，港人浸淫在中西兩種文化之中，文化認同問題首當其衝。在《我城》第 12 章，阿果有這樣一段獨白： 如果，生長在更早的年代，我看我或者可以見著黃帝。我喜歡黃帝，他發明指南車，人又勇敢，我能夠做他的子孫，覺得很高興。要是有人問我，你喜歡做誰的子孫呢，亞歷山大大帝、彼得大帝、凱撒還是李察獅王，我當然做黃帝的子孫。（西西， 2010， 155）
西西 12 歲到香港，屬於隨著香港成長起來的一代，對香港有著深厚感情和深切認同感，擁抱香港的多元文化，傾向於在作品中讓不同的語言和方言自然發聲，客觀展示這座國際都市的多元文化特點。西西在 1989 年允晨版[1]《我城》作者序中提到，“《我城》是地方色彩濃厚的小說，有些方言保留下來，不然的話，《我城》會變成《他城》了。”其實，除了普通話和粵語雜合之外，英語的痕跡在小說中也非常明顯。外語、方言和普通話的雜合帶給讀者的感受到底如何在譯文中傳達出來？比如說下面這一段：例 1 原文：坐在阿探旁邊的人正在替自己的臉抹上防蚊油，即起來唱了一首粵語歌謠。是這樣的：打開蚊帳，打開蚊帳，有只蚊，有只蚊，快的攞把扇嚟，快的攞把扇嚟，撥走佢，撥走佢。（西西， 2010， 156）
這裡的粵語在行文中顯得非常突出，具有前景化的效果，展示出“我城”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英語譯文是這樣的：譯文：And so we start with the fellow sitting next to Tec, the one who is rubbing mosquito repellent on his face. He sings a Cantonese nursery rhyme: Behind the net, behind the net, a mosquito, a mosquito. Go and get a fan, quick; go and get a fan, quick; chase it out, chase it out. (Xi Xi 1993, 119)在上面的譯文中，譯者翻譯出了歌謠的內容和童趣，但是普通話和粵語的雜合這一地域文化特色顯然沒有辦法傳遞出來。就這個例子而言，原文的多聲效果有所損失。 再看下面的例子： 例 2 原文：在这个城市里，当你的意思是指公共汽车，你说，巴士；当你的意思指的是鲜奶油蛋糕，你说，鲜忌廉冻饼。因此，在这个城市里，脑子、嘴巴和写字的手常常会吵起架来了。写字的手说，你要我写冰淇淋，但你为什么老是说雪糕雪糕。脑子、嘴巴说，我的意思明明是告诉你这二人是足球裁判员和巡边员，你却把他们写成球证和旁证。（西西， 1989，156）
譯文：In this city, when you mean the bus, you say basee; when you mean fresh cream cake, you say fresh keleem cold biscuit. Since this is the case, in this city, the mouth is always quarrelling with the hand that writes. The hand says: You want me to write icecream, then why do you keep saying snowcake, snowcake? The mouth says: I’m telling you these two people are a football judge and a borderline guard, how come you write them down as referee and linesman? (Note: The whole
paragraph refers t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poken language (Cantonese) and the written language (Mandarin) used in Hong Kong. One of the major differences is vocabulary as indicated here. A large number of Hong Kong Cantonese words are transliterated English words. （ Xi Xi 1993, 119）
在香港這個眾聲喧嘩的多元文化社會裡，一個所指有時對應多個能指，上面例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譯者面臨的挑戰顯而易見。作者在元語言層面討論一些概念的多語表達，譯者用直譯和音譯的辦法分別處理，生動再現了語言雜合現象，讓讀者聽到了不同語言、方言一起營造的多聲效果；與此同時，譯者添加了註腳，通過註腳這一“畫外音”方式，向讀者呈現香港普通話、粵語和英文外來詞混合使用的語言雜合現象。 在香港，英文的痕跡不僅在詞彙層面有所體現，在句法層面也時常可見。小說敘述者在使用普通話為基礎的白話文時，時而流露出句法層面的英文負遷移，構成小說中的另一種“聲音”。林以亮在討論西西的《感冒》時曾經指出，西西帶有西化傾向的行文有時讓讀者感到困惑。“例如《感冒》開始時，女主角去看醫生，連用兩次'我點點我的頭’來表示她明瞭醫生的解釋……讀者看不出理由為什麼第一次要增添'我的’兩字，而事實上“我點點頭’已足以達到目的。”（林以亮， 2000， 108）。《我城》也以非常類似的一句開篇： 例 3 “我對她們點我的頭。”（西西， 2010， 7）
這句話的漢語慣常表達應該是：“我對她們點了點頭。”西西在行文中添加了所有格，改成“點我的頭”。大部分讀者乍一讀覺得很不習慣：“書中諸如'我對她們點我的頭’之類模仿小孩口氣的文字，也顯出了刻意，易給人虛假的感覺。”（趙稀方， 1997，54）這裡添加“我的”兩個字，的確不是常規的漢語表達，卻是作者刻意而為：一方面，是小說主要人物、敘述者阿果的一個語言手段，用以表達其對於“荷花們”——他的三個姑姑不認同的態度，是人物性格塑造的需要。正如何福仁所言：“這種劃分，即是情感與態度的表現，所以起句“我對她們點我的頭”，不能簡化為“我對她們點頭”。（西西， 2010， 264）；另一方面，這個所有格的使用，也折射出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在語言上受到的影響：香港漢語不同於大陸漢語，已經被打上英語烙印，添加了英語的腔調。這是香港作為“我城”的特色。譯文是這樣的：
譯文：I nod my head to them. Well, except for nodding my head, what can I say? （西西， 2010， 1）翻譯不難，翻譯出原文的意蘊很困難。原文中的陌生化表達到了英文中就變成了慣常表達，而微妙的、陌生化的效果在譯文中已隨風而逝、化為烏有了。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呢？相信大家都能夠體會譯者的難處。打破單一敘事聲音的還有行文中放在括弧裡的文字，形成對前文敘述的評論、補充或應和，構成了文本敘事之外的另一種聲音。這一現象在《我城》第二章特別明顯，比如下面的例子：例 4 原文：這四個人在一起耍牌的一層樓是很小的。說是這麼說的，整整的一層哪，其實，不過是個三百呎的大房間（不過是個三百呎的大房間，又不是三百呎的錯）……（西西， 2010， 22）
這段文字非常口語化，“說是這麼說的”、“其實”以及“哪”的使用，都拉近了敘述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读起來親切自然。括弧裡面的文字尤其值得注意，附在前文後面，讀起來像是敘述者的自言自語，更像是插進來的一種聲音，好像從什麼地方冒出來一個人，調皮地插話，對敘述者進行評論，敘述者的聲音和插話者的聲音，一個前景、一個背景，一個原聲，一個響應，使文本敘事獲得了多聲效果。來看英語譯文：
譯文：The flat where these four are playing mahjong is very small. Though it is called a flat, in fact it’ s just a 300 square foot room (the fact that it’ s a 300 square foot room is of course not the 300 squarefeet’ s fault). (Xi Xi 1993, 13)上文中第二句對應的譯文是這樣的：“Though it is called a flat, in fact…”，“說是這麼說”似乎找不到對應的句法層面的直譯，但細心的讀者注意到，意思沒有損失，通過 though it is called 傳遞出來了：called 一詞使用了斜體，在這個句子中突顯出來，簡潔、有效地向讀者傳遞了原文敘述者的“弦外之音”。再看括弧裡插話，讀起來非常調皮；按照英文的銜接習慣，括弧裡的文字可以簡化為：the fact that it’ s a 300 square foot room is not its own fault，但譯者重複了 300 square foot，此外還增加了 of course 一
詞來傳達原文中的口氣，很好地再現了原文的聲音效果。
2.4 插畫 本中另外值得一提的一種敘述“聲音”，是作者自繪的插圖。尚必武教授在《當代西方後經典敘事學研究》中引用了蓋瑞特·斯圖亞特（ Garrett Stewart）發表在當代美國知名期刊《敘事》 2003 年第 2 期的論文——《圖像的讀者，敘事的遞迴》（ Painted Readers, Narrative Regress）。蓋瑞特·斯圖亞特通過對 58 幅圖畫的仔細研讀，提出“圖畫就像書本，用一種無聲的方式講述故事。”[2] 這些圖畫和文本中的敘述文字一樣，雖然沒有聲帶的振動，但敘述的聲音是客觀存在的——當然這裡是在隱喻的意義上使用“聲音”一詞。 《我城》 2010 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版本裡面一共有 117 幅配圖，作者自己的畫作，漫畫風格，放在單頁頁面的右下角，圖畫敘述與文字敘述互補交融，此地無聲勝有聲，打破了本來較為單一的敘述模式。 西西熱愛藝術，早年在香港《中國學生週報》文藝版，曾經以南南、西西兩個筆名分別在“畫家與畫”、“畫家與畫小插曲”兩個欄目撰寫文章，算起來有 60 篇之多，向小讀者介紹西方繪畫史。她之後所嘗試的文本實驗之一，是從藝術中汲取靈感。西西說過： “我覺得我們現在所寫的文字因為寫來寫去都是那付模樣就變得暮氣沉沉毫無生趣了。所以我們必得想一點辦法出來給文字一種新的生命或者給它換上一副新的臉譜。……我於是想我們不如到那些現代的書裡去尋找一些“能源”或者想想，為什麼畫的世界是那麼得燦爛多姿多彩而偏偏文字並沒有較多奇異繽紛的線條。我想我們實在可以學學畫家們嘗試一些較新的形式及與眾不同的色彩與形象，比如就拿畢卡索秀拉或夏加爾先來試一試。”（西西， 1995， 164）。
如艾曉明所言，“她把圖片引入文字，其實就是在作者的敘述之外引入了另一位作者的聲音，每一幅圖片都代表了另一位發言者；所有的文字都是在與這位元發言者的交流中產生的，而角色化的敘述不過是對話中的一種表演方式。圖文並置的體例，決定了作品複調多聲的性質。”（艾曉明， 1998， 191） 在英語譯文中，我們可以找到 53 幅圖畫。並非原文中所有圖畫都進入了英語譯文，有時候原來分佈在不同頁面的幾幅圖畫集中出現在一個英文頁面上。為什麼沒有把所有圖片都放進來呢？1993 年出版，或許當時電腦排版技術還不像現在這麼發達，而且原文譯成英文，字數乃至頁數都有差別，很難完全照著原文的樣子安排這些圖畫，但圖畫傳遞的話語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傳達。 2.5 互文帶來的聲音迭加 除了各種語言和方言之外，《我城》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由於文中的互文指涉，還能聽到其他作家的聲音，抑或是其他作品中人物、敘事者的聲音。眾所周知，“互文性”的概念歸功於著名符號學家克利斯蒂娃。“互文性”用通俗的話說，是對其他作家作品的引用、戲仿或指涉。由此，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除了文本本身傳遞的聲音之外，還可以聽到相關作家或作品中人物、敘事者的聲音。“本文互涉是西西小說的一個重要的示意手段，在西西小說中運用得非常普遍。”（趙稀方， 1997,52）在趙稀方看來，“西西對本文互涉手法的興趣實非偶然，她一直就慣于在現實之外的本文中尋求意義，我們可以找出她的很多小說與外在本文的對應的關係……”（趙稀方， 1997，55）《我城》中有多個跟其他中國文學作品互文的例子。比如下面的例子：例 5 原文：天井裡有樹（一棵是芭樂，另外一棵不是芭樂）。樹上的枝葉正在細心地剪裁由日光白描好的紙樣，打算糊在地面花磚格子的鼻子上（芭樂花的香味會留在鼻子上）。（西西， 2010， 9）
譯文：There were trees in the sky well (one was a guava tree, the other was not a guava tree). The tree meticulously cut out patterns traced out by the sunlight with the intention of pasting them onto the noses of the patterned tiles in the courtyard (the fragrance of guava blossoms would stay in the nose). （ Xi Xi 1993, 3）有現代文學常識的人，看到上面這兩句中文，都會想起魯迅散文集《野草》中的《秋夜》：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西西對這句話進行了戲仿：天井裡有樹（一棵是芭樂，另外一棵不是芭樂），與魯迅《秋夜》形成互文。如何翻譯？中文讀者可以看出其中的互文，英文讀者呢？譯文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原文前景化的特點：There were trees in the skywell (one was a guava tree, the other was not a guava tree)。眾所周知，英文一般儘量避免名詞的重複，使用指代、替代或是省略等銜接手段，指代前面出現過的名詞。在英語譯文中，譯者沒有將其翻譯為常規的英文表達：There were trees in the skywell (one was a guava tree, and the other was not)，而是重複了 a guava tree 這個短語，通過這個前景化的表達，讓讀者注意到其不同尋常之處。具有一定中國現當文學功底的人看到這一句，或許有似曾相識之感，並注意到其與魯迅作品的互文。如果譯者添加一個註腳，指出小說與《秋夜》的互文，效果或許更好。例 6 原文：他說他是一個很笨的人。有一次一個很有學問的人發了一個問題，問：蝴蝶是什麼變的呀，所有的人都答：莊周。而他答的卻是毛蟲。（西西， 2010， 57）
譯文：He says he is a dumb fellow. There was this time when a very well read man asked a question: What turns into a butterfly? Everyone answered: Zhuang Zi. But he answered: A caterpillar. (Note: A famous ancient philosopher who dreamt that he had turned into a butterfly, and on waking, asked: Did I dream that I was a butterfly, or is the butterfly dreaming that it is me? （ Xi Xi 1993, 120）原文讀者大多瞭解莊周夢蝶這個典故，但是翻譯成英文，除了漢學家，普通讀者很可能看不懂，譯者於是在這里加了一個注釋，通過“畫外音”的方式說明英語讀者瞭解這裡蘊含的中國文化，同時說明讀者明白上下文的邏輯。
三、讨论与结语
孔慧怡在譯本前言中談到自己翻譯《我城》的思考。她開宗明義地指出，“所有的翻譯都是對原作的不同闡釋。如果說原作是一幅大自然的風景畫，譯文讀者看到的，是攝影師拍好之後呈現在膠片上的風景畫。譯者就是攝影師。”（ XiXi 1993, xiii）換言之，由於目標讀者的不同、語言文化的差異以及文學翻譯可譯性的限制，譯者要想在譯文中完美傳遞原文中的多聲效果是不可能的。從本文中給出的六個譯例來看，譯例 4 和 5 照直翻譯原文，基本上傳遞出了原文中的多聲效果；譯例 3 也是直譯，但是原文中的陌生化效果沒有了，屬於欠額翻譯，聲音效果略有損失；譯例 1、 2、 6 中，譯者添加了注釋，在譯文中留下了譯者的聲音，為譯文讀者理解作品架設了溝通的橋樑，對原文中不能傳遞的聲音效果起到了彌補作用；就插圖的處理而言，有些插圖沒有進入譯文，應該是有所損失的，但是整體來看效果類似。除此之外，孔慧怡提到譯文對《我城》中方言的處理：粵語是香港的通用語言，小說中大量使用粵語詞彙和句法，目的是為了捕捉香港的地方特色，如果沒有粵語方言，“我城”就變成“他城”了（ XiXi 1993, xv）。孔慧怡不贊成用英語中的地域方言來替代原文中的廣東方言，而是選擇用英式英語來翻譯小說中的主體語言——普通話，偶爾穿插一些美式英語來傳遞原文中的語言雜合現象。 德國學者 Katharina Reiss（ 2000,33） 在她著名的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一書中提到，在以形式為主的文學作品翻譯中，譯者不是機械地翻譯原文的語言形式，而是從原文形式中獲得靈感，然後到譯入語中去找尋與其旗鼓相當的表達方式，從而在譯文讀者中取得類似於原文讀者的反應。總的來說，西西《我城》的英譯本，就多聲效果的傳遞而言，算不上完美的譯本，但英語譯者憑藉高超的雙語能力和雙語轉換能力，在充分考慮目標讀者接受能力的情況下，對原文的各種聲音進行了傳遞、調控，甚至添加了新的聲音，總體上較好地傳遞文出原中的多聲效果，取得了與原文旗鼓相當、異曲同工的文學效果，值得學習和借鑒。 基金贊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中國小說英譯中的文學性再現與中國文學形象重塑”（編號：17BYY202）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我城》在香港《快報》連載之後二十多年時間裏，兩岸三地先後出過五個單行本：1. 香港的素葉出版社（ 1979）；2. 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 1989）；3. 香港素葉增訂本（ 1996）；4. 臺北的洪範出版社（ 1999）；5.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第五個版本是獲得臺北洪範出版社授權、僅限在大陸出版發行的洪範版。 [2] 尚必武（ 2013），《當代西方後經典敘事學研究》。(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人民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Kindle 版本：114-116。 参考文献 Hermans, Theo. 1996. “The Translator’s Voice in Translated Narrative” , Target 8(1): 2348.
Reiss, Katharina. 2000.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ivalkoski-Shilov, Kristiina. 2015. “Friday in Finnish: A Character’ s and (Re)translators’ Voices in Six Finnish Retranslations of Daniel Defoe’ s Robinson Crusoe.” In Voice in Retranslation, ed. by Cecilia Alvstad and Alexandra Assis Rosa, special issue, Target 27 (1): 58– 74.
Xi, Xi.1993. My City: A Hong Kong Story. Eva Hung (tran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艾曉明 (2001),“我喜歡西西”， 南方週末， 20010726。
陳平原、陳國球、王德威 (2015)，《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程光煒 (2009)，“如何理解先鋒小說”， 當代作家評論：419。
林以亮（ 2001），《文思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淩逾（ 2006），“西西研究綜述”， 廣東社會科學 5：176182。
尚必武（ 2013），《當代西方後經典敘事學研究》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專案) ，人民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Kindle 版本: 171-172。
西西（ 1989），《我城》。臺北: 允晨文化實業公司。
西西（ 2010），《我城》。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西西（ 1995），《畫/話本》。臺北：臺北洪範書店。
趙稀方（ 1997），“本土意識與文學形式” , 臺港與海外華文文學評論和研究 2: 51-55。
－END－ 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开通于2017年3月9日 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平台 更多大咖纷纷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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