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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孟芳，1972年生，哲学博士，西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地址：西安市长安区西北大学长安校区，邮编710127；郑红翔，1988年生，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讲师，地址：西安市碑林区西北大学太白校区，邮编710069。 历史上西域是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的活跃区域，东西文明于此交汇，以绘画艺术为主线的艺术交流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丝绸之路中国西北段上的历史遗存和考古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艺术交流融合提供了确凿证据。丝绸之路中国西北段上的绘画艺术历史研究共有三个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研究起步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艺术研究展开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外研究呈现增多趋势阶段。丝绸之路中国西北段绘画艺术研究经历了初期的西方和印度文化影响观，中期的外来文化融合和自成体系观，现在的多文化融入和东方文化影响观。 丝绸之路是指历史上联系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和欧洲的经贸人文大通道的总称。数千年的丝绸之路上人员交往、贸易往来、宗教交流，带动了东西方的音乐、舞蹈和绘画等艺术形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绘画艺术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体现了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历史。历史上的西域被视为丝绸之路交往的核心区域，中国历史上长期对西域行使行政管辖，丝绸之路中国西北段上的和田、楼兰、库车、吐鲁番、敦煌等地区的历史遗存和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丝绸之路上以绘画艺术为主线的艺术交流。丝绸之路中国西北段以绘画艺术为中心的艺术历史交流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大批探险家进入中亚和我国的新疆等地，从考古领域开启了丝绸之路西域文化艺术研究先河。其中多数研究者热衷于成果的整理、定年和刊布，也有一些研究者形成了绘画艺术研究成果。这一阶段的代表性研究者有英国、德国、意大利、印度、日本和中国的学者。1.英国学者斯坦因刊布的成果在绘画艺术研究上具有开创意义。斯坦因在新疆的考古报告刊布了大量雕塑、绘画艺术研究成果。他在《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一书中详细公布了他第一次考察所获古代写本、简牍、壁画、木板画、木雕、泥塑等文物的情况。而他第二次的考察报告《西域考古图记》调查和发掘了西至新疆和田，东到河西走廊广大地域内的古代遗址，包括“尼雅、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甘肃西部汉长城和烽燧遗址”，“敦煌千佛洞和藏经洞”等地。这些地方出土了不少雕塑、绘画、织物等艺术品。斯坦因刊布的许多信息是研究古代西域区域艺术交流和融合的第一手材料。此外，斯坦因还将第二次考察期间在敦煌发现的绢画整理成《千佛——中国西陲千佛洞的古代佛教绘画》，配有大量插图。我国学者齐陈骏和王冀青将斯坦因第一次探险期间发现的美术品整理编目，发表了《马·奥·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期间发现的绘画品内容总录》，为从事绘画艺术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便利。2．德国学者从佛教造型、壁画和图像入手形成的研究成果，开辟了丝绸之路宗教绘画艺术研究的方向和路径。佛教是重要的文化和文化载体，佛像和佛寺体现了所在时代美术和绘画的最高水平。与斯坦因同时代的德国人勒柯克也出版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艺术类的研究成果，如《新疆佛教艺术》、《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新疆佛教艺术》汇集了新疆佛教盛行时期的壁画、塑像等艺术资料，描述了古代新疆主要宗教的源流与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了古代东西方文化在新疆相互碰撞、交融、影响和发展的过程。《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中介绍的不少艺术品已不再存世，所以具有很高的价值。《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使用大量罕见或已经毁于战火的艺术珍品资料，对古代西域的服饰、武器、铠甲、人物绘画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和介绍，是研究东西方绘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参考著作。德国学者格伦威德尔和瓦尔德施密特的研究成果，展示了新疆的石窟艺术。格伦威德尔的考古报告《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记述和描述了克孜尔石窟组成、洞窟分类，以及吐鲁番地区的寺庙建筑类别和式样。书中有大量的插图和对壁画的描述，由于不少壁画精品已经毁于战争，该书便成为研究这些图像的第一手资料。他的另一部书《古代库车》也是其代表作，资料翔实。这两部书深入分析和讨论了新疆绘画艺术的起源、流派、图像内容、风格特征，及其与印度、伊朗和中原绘画艺术的复杂关系。瓦尔德施密特的《犍陀罗、库车、吐鲁番——新疆中古早期艺术研究导论》，提出了对新疆石窟分期的见解，阐述了犍陀罗艺术对库车和吐鲁番壁画的影响。3.印度、日本等国学者以佛教为主体开展的绘画艺术研究，揭示了历史上东西方绘画艺术的融合特色。印度学者帕特卡娅的《中亚艺术》及印度学者普里的《中亚佛教》，集中展示了东西方绘画艺术的融合。国内出版的《中亚佛教艺术》，为我们展现了这些学者在东西方绘画、木雕和佛教艺术在中亚区域的相互影响、交流与融合方面的研究成果。哈津、希瑞恩等人合作的论文集《中国艺术和一些印度影响的研究》是关于佛教艺术、造像、镇墓兽、安阳墓葬等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艺术形式的研究成果。此书中哈津的《中亚佛教艺术：印度、伊朗与中国的影响（从巴米扬到吐鲁番）》一文，从多个角度论述了中亚佛教美术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日本学者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研究》对日本和英、法所藏的敦煌绘画资料按图像类型分类，探明图像在佛教经典中的出处并加以解释，同时参照了西域、印度、日本等地的实例，是研究东西方美术史的重要著作。4.中国学者开始刊发关于丝绸之路美术和绘画艺术历史并产生影响的研究成果。在这一阶段，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少，但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西域壁画等艺术品的重要性。向达的研究成果就非常具有代表性，1926年他在《学衡》杂志发表《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源》，提出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源于印度北宗音乐。1930年他在《东方杂志》第27卷第1号发表的《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对明清时期西方影响中国美术的情况进行了探讨。1933年向达在《哈佛燕京学报》专号2发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文中对西域传入长安的画派与乐舞均有所探讨。后来，包括以上三篇在内的诸多论文均被收入题为《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论文集，是研究东西文化、绘画艺术交流的典范。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研究者是贺昌群和常书鸿，两人分别在《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中，探讨了敦煌艺术的来源问题。贺昌群认为敦煌的北魏石窟受到了犍陀罗、印度笈多王朝的影响；而常书鸿指出敦煌艺术除了受到希腊、犍陀罗、印度等地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中原艺术风格的影响。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国内外研究者的主流价值取向是丝绸之路绘画艺术的西方和印度影响观，众多研究者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努力证明外来绘画艺术对丝绸之路中国西北段的影响。二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 丝绸之路绘画艺术研究的全面展开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范围内丝绸之路绘画艺术研究进入一个系统化、体系化研究阶段。欧美及日本和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绘画艺术研究上均取得显著成果。1．欧美学者对波斯和中亚考古成果的解读，直接影响丝绸之路绘画艺术交流中东西方地位的理解。早在20世纪40年代，德国考古学家普利赫茨菲尔德经过长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形成的代表作《古代东方的伊朗》，提出亚历山大东征彻底改变波斯、西域和印度的艺术风格，为之注入希腊化新元素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亚洲艺术希腊化”，为丝绸之路美术和绘画艺术研究定下了基调。20世纪50年代以后，荷兰考古学家弗兰克福特的《古代东方建筑与艺术》、法国考古学家吉日什曼的《波斯艺术》、苏联考古学家科舍伦科的《帕提亚文化》、美国考古学家科勒治的《帕提亚艺术》、法国考古学家斯伦贝谢的《希腊化东方》、俄罗斯考古学家普加琴科娃的《贵霜时期巴克特里亚艺术》、美国美术史家罗森菲尔德的《贵霜王朝艺术》等研究成果，向美术和绘画史界揭示了尚未充分了解的古代波斯和中亚艺术。由于受到赫茨菲尔德理论的影响，这一时代的研究都强调希腊化艺术对东方艺术的单向影响，而把东方艺术自身的因素置于次要地位。2.以佛教造型和图像为中心的研究，成为丝绸之路美术与绘画艺术研究的主要流派。佛教在丝绸之路中国段非常兴盛，佛教石窟的开凿也很普遍，佛教石窟成为美术和绘画艺术的重要载体。中国境内和中亚地区的石窟壁画以及造像都或多或少受过外来文化的影响，对石窟艺术的研究很多都涉及中外的艺术交流。西方的研究者有威廉姆斯的论文《于阗绘画的图像学》、克瑙尔的文章《5世纪北中国的云冈石窟：关于其西方联系的考察》，对于东西方绘画艺术的联系进行了研究。著名的艺术史家韦陀也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他的三卷本著作《中亚的艺术：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品》，日本学者长广敏雄、东山健吾、吉村怜等人也做了一些相关研究。中国学者在这个阶段，形成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其中，段文杰、阎文儒在石窟壁画艺术研究上做了扎实的工作。段文杰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过一系列论文：《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早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早期壁画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成就》、《融合中西成一家——莫高窟隋代壁画研究》等文，主要从敦煌石窟的壁画风格、绘画技法等方面论述了敦煌壁画兼受东西两种风格的影响。阎文儒在石窟艺术领域成果丰硕，出版有《中国石窟艺术总论》、《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龙门石窟研究》。3.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美术与绘画艺术上的比较研究，形成了体系化的重要成果。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出现了致力于丝绸之路西域艺术研究的学者，常任侠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常任侠围绕东西艺术交流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的《中印艺术因缘》一书对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在古代和现代的文化艺术交流作了深入分析。他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主要论述了西域的音乐、舞蹈和杂技等东传至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此外，常任侠还发表了一系列与中外音乐、杂技、美术、绘画艺术交流相关的论文，主要有《汉唐间西域音乐艺术的东渐》、《汉唐间西域传入内陆的杂技艺术》、《中国佛教美术的来源及其概况》、《日本绘画艺术的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等。金维诺十分关注西北边疆地区的美术和绘画艺术，在敦煌美术、新疆绢画、宗教美术和绘画史上都有很高水平的成果。金维诺、卫边的论文《唐代西州墓中的绢画》以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绢画为研究对象，对比了唐朝西北边地和中原的艺术。而金维诺的《阎立本与尉迟乙僧》一文则通过阎立本和尉迟乙僧这两位中原画派和西域画派的代表，来论述初唐时期美术状况以及不同绘画艺术风格间的交流。金维诺的著作《中国美术史论集》，在中国美术史的体系建设上功不可没。王子云也是关注丝绸之路上艺术交流的重要学者之一。王子云作为雕塑家、美术教育家，开创了“艺术考古”之先河。王子云在《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一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线索，辅以大量珍贵的图片，记述了自己游览考察中外博物馆、美术馆与古代艺术宝窟等地的情况，并对古今雕刻、绘画艺术精品进行品评。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成果。4．出现了有别于西方美术界关于亚洲艺术希腊化的新理念，开始平等看待亚洲绘画艺术。意大利学者布萨利在他的《中亚绘画》一书中，提出的亚洲艺术属于“差异化整体艺术”的理念，认为应该强调中亚艺术在世界艺术中的地位，而不能仅仅从希腊化艺术的影响来解读中亚艺术。这在那个流行亚洲艺术来自希腊艺术化的年代，无疑在世界美术领域是石破天惊的破窗观念。这为科学地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段上的绘画艺术，客观、平等、公正地看待历史上的东方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理念。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 国内外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国家追溯自身美术和绘画传统的愿望十分强烈，以粟特壁画为代表的中亚古代美术引起高度重视。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粟特人遗迹，也为粟特美术和绘画研究增加了许多新材料、新元素。同时，德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研究者在丝绸之路绘画艺术研究上，有了巨大进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学术界对丝绸之路上的绘画艺术研究更加活跃。1.以粟特壁画为代表的中亚古代美术研究，成为绘画艺术研究热点，并方兴未艾。德国美术史家莫德的《粟特与世界之主：公元七世纪撒马尔罕古城历史绘画中的突厥、萨珊和中国人》从图像学和空间分析的角度对阿弗拉西亚卜壁画进行了解读，揭示了中古时代粟特在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地位以及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直接结果就是掀起了世界美术领域对粟特绘画艺术的研究热潮。被誉为“中亚考古之父”的俄罗斯考古学家马尔萨克出版的两部著作《中亚丝绸之路壁画：艺术史和实验室研究》以及《粟特艺术中的传说、故事和语言》成为研究粟特美术与绘画艺术的必读著作。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粟特人文化遗迹，为深入开展粟特美术和绘画艺术研究添增了大量新素材。曾经在经贸活动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粟特人，对丝绸之路上的艺术交流同样作出过重要贡献。粟特人在古代丝绸之路上非常活跃，他们的商贸活动范围非常广，这些粟特人也将自己的文化艺术传播至所到之处。我国的不少壁画都受到过粟特文化或是他们信仰的祆教的影响。这一时期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有姜伯勤的《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图像的再考察》，张惠明的《敦煌〈五台山化现图〉早期底本的图像及其来源》，雷闻的《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王子举哀图说起》，周熙雋的《敦煌佛教净土变画中来自粟特的影响》，张元林的《粟特人与莫高窟第285窟的营建——粟特人及其艺术对敦煌艺术贡献》、沙武田的《敦煌石窟粟特九姓胡人供养像研究》等。研究粟特人和祆教的论著是姜伯勤的《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涉及领域十分全面。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姜伯勤还做过景教艺术的研究，其论文有《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中的景教艺术》。2.开始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对丝绸之路上中亚产生重要影响的绘画艺术观。欧美的美术史学家趋向于接受布萨利的亚洲艺术独特风格自成体系的思想，形成了强调中亚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密切联系的研究成果。美国美术史学家博德曼在《古典艺术的传播》中，深入分析了希腊艺术和罗马艺术在什么程度上对东方艺术产生影响。加拿大美术史家苏立文在《东西方美术的交流》当中，详细研究了地理大发现以来东方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明确提出西方美术乃至世界美术史深受中国和东方美术和绘画艺术影响的见解。美国史学家丽艾的三卷本巨著《中国和中亚的早期佛教艺术》从风格学视角揭示了佛教艺术从印度和中亚传入中国，并结合了大量中国文化和绘画元素的发展过程。3.国内学者深入开展对石窟中的绘画艺术研究，形成以敦煌等石窟美术和绘画艺术的集中成果。在古代，东西方之间无论是商贸往来还是宗教传播，敦煌都是一个重镇。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和造像艺术也受过多种文化的影响，在中西方的艺术交流中，敦煌石窟极具代表性。这个时期，宁强的《从印度到中国——某些本生故事画构图形式之比较》，苏莹辉的《敦煌及施奇利亚壁画所用凹凸法渊源于印度略论》，张元林的《融合中印艺术独具风情特色——论莫高窟第二五四窟、第二六〇窟的艺术成就》，刘永增的《敦煌莫高窟隋代涅槃变相图与古代印度、中亚涅槃图像之比较研究》，张文玲的《敦煌莫高窟第二八五窟印度教图像初探》，杨雄的《中西同图疏密兼施——论莫高窟二四九窟（附第四三一窟）的艺术》，段文杰的《中西艺术的交汇点——论莫高窟第二八五窟（西魏）》，张元林的《观念与图像的交融——莫高窟285窟摩醯首罗天图像研究》，赖鹏举的《西北印弥勒菩萨在中亚石窟的大小乘异化及其对莫高窟的影响》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此外，由于我国西北地区的石窟早期受到外来影响较多，在对克孜尔石刻和敦煌石窟造型、图示和壁画研究上，一些学者对北朝时期的艺术特点及外来影响进行了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刘永增的《莫高窟北朝期的石窟造像与外来影响》（上、下），马世长的《中国佛教石窟的类型和形制特征——以龟兹和敦煌为中心》，李敏的《莫高窟西魏北周装饰图案研究》，赵声良的《敦煌北凉·北魏壁画艺术风格》等。4.中国学者在犍陀罗艺术、波罗艺术研究领域开始形成研究成果。针对犍陀罗美术和绘画相关研究成果，有耿剑的《犍陀罗佛传浮雕与克孜尔佛传壁画部分图像比较》、《克孜尔佛传遗迹与犍陀罗关系探讨》，张丽香的《从印度到克孜尔与敦煌——佛传中降魔的图像细节研究》，陈晓露的《“倚榻饮酒”图像的嬗变》和《从伎乐供养人图像看希腊化对佛教美术的影响》；《从伎乐供养人图像看希腊化对佛教美术的影响》等。大体上说，国外学者犍陀罗艺术的研究较多，国内的研究还有待加深。还有一种波罗艺术，也是一种源自印度、影响到我国西藏、河西等地的艺术风格。国外学者做的研究更多，但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如张亚莎《印度·卫藏·敦煌的波罗——中亚艺术风格论》、霍巍《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波罗艺术风格》、张长虹《西藏西部早期佛教绘画中的波罗艺术风格考论》等。5.国外学者在丝绸之路的艺术研究上也形成了研究成果。日本学者对佛教艺术的研究较多，最具代表性的是宫治昭，主要有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以及《佛教美术的图像学：从印度到日本》、《关于从印度到中国佛教美术传播和发展的研究》、《解读佛像：丝绸之路上的佛教美术》等。英文学术论著中，丽艾的《中国和中亚的早期佛教艺术》影响较大，该套书分别于不同年份出版了三卷，介绍了自后汉至十六国时期中国和中亚的佛教艺术。近年来，与展览紧密联系的艺术品图集和论文的汇编逐渐增多，如李健等的《丝绸之路的辉煌：古代中国的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书中除刊有大量精美艺术品，还收录了不少知名学者的论文。2013年奥地利科学院出版了《喜马拉雅和中亚的互动：艺术、建筑、宗教和政权的变迁和转型进程》，这本著作是一本论文集，其中的《和田佛教绘画中塞犍驼的母亲》、《和田的影响：库车的立佛像》、《西喜马拉雅佛教艺术织物（10—14世纪）中的霍尔恰格和喀尔孜艺术第二型的疑问》，从佛教绘画入手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成为近年来国际上关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段与周围地区的绘画艺术互动和交流的代表成果。6.“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关于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研究更加活跃。21世纪前后，一些学者在“丝绸之路”的框架下探讨中外的艺术交流，形成了很多包括绘画艺术在内的研究成果。王镛的《中外美术交流史》，赵丰主编的《丝绸之路美术考古概论》，李青的《丝绸之路楼兰艺术研究》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学者对国外丝绸之路艺术研究著作进行了翻译，具有突出代表性的成果有三部著作，即《敦煌画研究》、《龟兹寻幽——考古重建与视觉再现》、《粟特银器》。第一本著作是对早在19世纪40年代出版的第一部丝绸之路绘画艺术——日本学者松本荣一著作的翻译成果。第二本著作从考古视角揭示了公元1世纪至7世纪中叶丝绸之路北道龟兹国壁画、石窟中图像题材与绘画艺术及龟兹佛教信仰之间的关系，龟兹佛教及其艺术自成体系的观点。第三本著作（原版于1971年）在“第二章流派A、B、C器皿与亚洲艺术在造型、装饰技法上的联系”中有“与中亚艺术的联系”和“与唐代艺术的关系”两节，深刻分析了粟特银器上的艺术表现、生产工艺及绘画风格对于唐代银器的影响，并将银器研究置于中亚考古学和艺术史的视野下，解读了器物承载的艺术、工艺和绘画的多重属性。王冬松、李诗芸《唐代敦煌绘画与雕塑的植物色考察》，邵强军、蔡小龙《敦煌莫高窟装饰图案研究述评》，赵声良《从敦煌壁画看唐代青绿山水》，分别对丝绸之路唐代绘画和雕塑作品所用的植物色、研究方法和唐代青绿山水色彩进行了研究。马德的《敦煌古代工匠研究》，揭示了从西魏到盛唐本土画师与窑主协商合作，画师自主性绘画创作的过程，厘清了敦煌壁画不同历史阶段发生变化的内外原因。最后，要特别提到的是邓惠伯的《中国绘画横向关系史——丝绸之路与东方绘画》，此著作以平等视角看待东方不同国家的绘画，视野宏大，胸襟开阔。邓惠伯以丝绸之路为横线，由西向东叙述和展示了东方绘画各部分之间深层的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他明确认为中国绘画是连接和构成东方绘画独自性格特征的主流，丝绸之路早期人类的艺术造型活动及历史文化积淀是孕育和滋养中国绘画成长和发展的深厚沃土，亚洲诸宗教沿丝绸之路传播是中国绘画成长和发展的文化源头和主要载体。迄今为止，关于丝绸之路上绘画艺术交流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在丝绸之路东西方以绘画艺术为主线的文献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以敦煌为代表的绘画艺术研究成果比较集中，以佛教造型与绘画艺术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以考古发现解读器物承载绘画艺术属性的研究成果比较深刻。在三个阶段上，从第一阶段主要是欧洲研究者的成果，到第二阶段欧美和中国研究者分别产出成果，到第三阶段东西方研究者丛出成果，完整地体现了东西方丝绸之路绘画艺术研究的研究者和主要著述的脉络和轨迹。许多研究者基于考古证据对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的解释和有关亚洲绘画艺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认识，与千百年来在丝绸之路上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路精神具有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性。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丝绸之路研究者对东西方艺术文化交流历史进行的挖掘、剖析和解读，代表不同时期的国际学术界对丝绸之路历史上文化艺术交往的认知水平，客观上丰富了丝绸之路东西方美术和绘画的历史研究。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目前对古代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方受到了西方的何种影响上，即外来文化对中国美术和绘画的影响，而针对西方和中亚受到东方美术和绘画艺术的影响则关注不够，这方面有待学界深入开展研究。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文字有改动，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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