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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八千年的玉文化发展过程中，玉虎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内涵。夏商时期则是玉虎流行的重要时期，并且对西周及之后的玉虎形制演化产生重要影响。而玉虎向玉龙演化这一中国古代玉文化中的重要文化现象，也发生在夏商时期。所以，探索夏商时期的玉虎，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玉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目前公布的考古资料，夏商时期玉虎大体可分为商代晚期玉虎、商代中期玉虎、二里头文化玉虎、石家河文化晚期玉虎等四个时期。其中，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200～公元前1800年之间，前后可能经历了约400年的发展过程，其早段已超越夏时期的最早年代约100多年。但已经发现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玉虎，许多可能属石家河文化晚期的中晚阶段，在夏时期的年代范围之内。所以，笔者将石家河文化晚期玉虎暂时一并纳入夏时期进行研究，待今后对石家河文化晚期玉虎进行分期研究后再做区分。商代晚期的玉虎，集中发现于河南省安阳殷墟。如殷墟妇好墓出土了玉虎，还有孔雀石虎、石虎、贴金嵌绿松石铜头玉身虎。玉虎在殷墟其他墓葬与遗址中也有发现，如西北冈、刘家庄、郭家庄等地出土的玉虎。除了殷墟外，在山西省灵石旌介村、山东省益都苏埠屯、滕州前掌大等地也有少量玉虎的发现。兹分述如下。妇好墓出土的玉虎有9件，还有1件绿松石虎、2件石虎、1件铜头玉身虎，下面一并叙述。分为以下几种。妇好墓M5：409玉虎，作起扑的伏状。大头，头平伸，头部的下颚与前肢的前端大致齐平。张口露齿，额后一对三角状横立耳，四肢前曲平卧微起，足雕四爪。虎背微凹凸，垂尾紧收与臀部一体，尾尖向后向上翻卷。全身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背部饰勾角云纹与斑块鳞纹，腹两侧饰勾角云纹，四肢大腿部饰勾角卷云纹，尾上三面（上面、左侧面、右侧面）饰五道双线折角形虎斑纹。长11.7、高4.3厘米（图一）（1）。 
妇好墓M5：405玉虎，作匍匐状。形态及纹饰风格与妇好墓M5：409玉虎大致相同，只是局部有区别。头前伸、整个头部伸出前肢的前端，四肢更为低平。额后的双耳为向后倒伏的宝瓶形角；虎背微凹凸，尾部呈条状后伸拖拽，尾尖翻卷。颈部两侧饰三叉斑块鳞纹，背部饰勾角云纹，腹两侧饰勾角云纹，四肢大腿部饰对角勾云纹，尾上三面（上面、左侧面、右侧面）饰五道双弧线虎斑纹。双勾阴刻阳线纹饰的特征似较妇好墓M5：409玉虎的更为成熟，如勾角云纹末端的勾圆点，较为规范而醒目。长14.1、高3.5厘米（图二）（2）。这件玉虎的整个形态较为细长，玉虎的双耳实际上是玉龙的瓶形双角形态，但整个器形是虎状。
妇好墓M5：366玉虎，作极低平的匍匐状。整器呈细长条，长身长尾。首部变形，头部前段为管状，管孔象征张开的虎嘴。两侧有对称的小孔，下颚又有一小孔。双耳向后倒伏，呈夔状大弯角。虎背微凹凸，尾部呈条状长尾后伸拖拽，尾尖向前翻卷相连呈孔状，足雕四爪。周身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腹两侧饰由斜弧线勾角纹组成的六组带勾的宽斜弧条斑纹，腹底部饰七道横弧线虎斑纹，四肢大腿部为勾角卷云纹，足雕出四爪，尾上饰六道双弧线虎斑纹。长14、高1.7厘米（图三）（3）。
妇好墓M5：406玉虎，作觅食状。四肢前屈平卧。首部低平，张口露齿，口部冲下，双眼平面向前，为“臣”字形目，眉微凸并刻眉毛纹，双耳向后倒伏，额部饰棱形纹。虎背微凹凸，尾部粗短后伸，尾尖上翘，足雕四爪。周身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肩背、臀部及四肢大腿部为勾角卷云纹，腰腹部为回曲纹，尾两侧刻三道尾状线条。长9、高2.4厘米（图四）（4）。
仅妇好墓M5：401孔雀石虎一件。形态与妇好墓M5：405玉虎接近，作匍匐状，四肢前屈低平。头前伸，口呈椭圆形，口孔深2厘米，左右两侧有对称小孔与口孔相同。双耳向后倒伏，似夔状大弯角。虎背微凹凸，尾粗壮，后伸拖拽，尾尖向前翻卷相连呈孔状。周身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纹饰结构与妇好墓M5：405玉虎的接近而略有区别。背部饰勾角云纹，颈部两侧饰三叉斑块鳞纹，四肢大腿部饰勾角卷云纹，腹两侧饰由斜弧线勾角纹组成的四组带勾的窄斜弧条斑纹，尾部四面（上面、下面、左侧面、右侧面）分别饰二至五道双弧形虎斑纹。足雕出四爪。长12、高3厘米（图五）（5）。
妇好墓M5：358玉虎，作奔跑行走状。体肥硕，两面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昂首，张口露齿，“臣”字状眼，脑后立云朵状耳，耳较大，耳上饰勾角云纹。背脊凹弧，尾后伸，尾尖向前翻卷近孔状。肢前屈，足雕四爪。由耳后至尾部饰背脊线纹。颈部饰三叉斑块鳞纹，肢腿部饰勾角卷云纹，腹部饰一组对勾角云纹，尾部饰四道双弧线虎斑纹。在额部有一穿孔。长13.3、厚0.5厘米（图六）（6）。
妇好墓M5：359玉虎，作奔跑行走状，两面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昂首，张口露齿，“臣”字状眼，蘑菇状立耳。背脊凹弧，尾后伸，尾尖向前翻卷呈孔状。肢前屈，足雕三爪。颈部饰略有三叉点位的斑块鳞纹，肢腿部饰勾角卷云纹，背脊部饰三道双弧线虎斑纹，腹部饰三条折回曲联的带双勾斜弧条斑纹，尾部饰七道双弧线虎斑纹。在额部眼上方穿一孔。长9.5、厚0.2厘米（图七）（7）。妇好墓M5：991玉虎，作奔驰扑捕状，两面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头前伸，张口露齿，眼为圆孔，尖耳向后倒伏，长尾后伸，前、后肢均前屈，足雕四爪。颈部饰三叉斑块鳞纹，前胸中部有一较大的圆孔，爪上也分别钻有小孔。后肢大腿部饰勾角卷云纹，腹部饰由斜弧线勾角纹组成的三组带勾的宽斜弧条斑纹，尾饰三个斑块鳞纹。长18.1、高3.6、厚0.9厘米（图八）（8）。
妇好墓M5：1310玉虎，作行走状，俯首，张口露齿，上唇翻翘。眼睑内凹，圆睛凸出，头顶立耳，耳尖向前翻卷呈圆孔，其立耳的形制似龙角。肢前屈，斜长尾。虎身未刻纹饰，为素面。长7.4、厚0.2厘米（图九）（9）。这是一件尚未施刻纹饰、未完工的半成品玉虎。
妇好墓M5：1430玉虎，作行走状，后半部残缺。形态简略。首部呈三角状，口部微启，眼为穿孔，凹颈，背脊有一凹口。肢前屈，足雕三爪。器身光素无纹。残长4、高1.9、厚0.2厘米（图一〇）（10）。这件玉虎的首部为三角状而不是大方头，器身是光素无纹而没有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其形态、风格与妇好墓出土的其他玉虎的完全不同，是商代以前的作品。
（4）片状两面雕石虎，有2件。片状两面雕石虎与片状两面雕玉虎的基本形制大体相同，只是材质是石质不是玉质。妇好墓M5：515石虎，作奔跑行走状，两面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头前伸，张口露齿，圆形眼，耳后伏，长尾后伸拖拽，前、后肢前屈，足雕三爪。颈部饰三叉斑块鳞纹，肢腿部饰勾角卷云纹，腹部纹饰已漫漶不清，似为饰二、三组带单勾的斜弧线组成的条斑纹，尾部饰三道双弧线虎斑纹。长6.7、高1.5、厚0.5（图一一）（11）。
妇好墓M5：1509石虎，呈半卧觅食状，两面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但已漫漶不清。低头，嘴冲下，张口露齿，圆形眼微凸，耳状不明，肢前屈，上身微抬，垂尾紧收与臀部一体，尾尖拖地。嘴唇边缘、足底边、尾底边缘为整器的下部边缘。颈部似饰斑块鳞纹，肢腿部似饰勾角卷云纹，腹部似饰一组勾角云纹，背脊与尾部饰数道双弧线虎斑纹。颈部有一横穿的孔。长5.8、高2.5、厚1.2厘米（图一二）（12）。
妇好墓M5：929铜头玉身虎，虎首与前肢为铜铸，并镶嵌绿松石，虎头张口露齿，圆眼凸出并镶嵌金叶，立耳，已残。前肢略前屈。虎身为圆柱状玉管，插入铜质虎首末端，玉管孔径0.9厘米，内有朽木。通长9.5、高4.7（图一三）（13）。
殷墟西北岗M2045墓葬出土的玉虎，呈半环形奔跑状。首部特征较弱。嘴以凹口表现，呈张嘴状。阴刻大梭形眼，额部与下颌弧凸，脑后立三角形大耳。微束颈，环弧形身躯，尾部环弧后扬，尾尖呈圆弧状内弯。肢平直前屈，足雕三叉爪。前足上端穿一孔。身躯未施刻纹饰，为素面。长8.6、宽1.8、厚0.4～0.6厘米（图一四）（14）。这件玉虎呈半环形，可能是由玉环残件改制的作品。而虎头形态较为原始，缺乏商代晚期玉虎的基本特征，如张口露齿、“臣”字形眼、双勾阴刻阳线纹饰等特征，可能是商代晚期之前的作品。其形态和玉料与石家河文化晚期玉虎接近，其制作年代可能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后段。
殷墟西北岗M1769墓葬出土的玉虎刻刀，呈小半环形，可能是由玉环或玉璜残件改制。虎体呈行走状。虎头方形，雕出张口露齿的形状，但嘴未切开，嘴内穿一孔。双勾阴刻阳线长方形眼。脑后立云朵状耳，耳上施刻双勾阴刻阳线云纹。束颈，腰背微凹弧。尾部后扬内卷，施刻单阴线纹饰。尾后为刻刀。肢平直前屈，足雕四爪纹饰。长8.4、宽1.6、厚0.4～0.6厘米（图一五）（15）。
殷墟75GGM337：2玉虎，形制与妇好墓M5：366玉虎接近，为圆雕变形玉虎，呈低平匍匐状。整器呈长条形，身躯近圆筒形。首部变形，头部前段为管状，管孔象征张开的虎嘴。眼睛呈圆凸形。双耳亦变形，形体较大，倒伏在头后的身躯背部。粗尾后伸拖拽，尾尖已断残。四肢与身躯一体，平直前屈，足雕四爪。长4.69、高1.05厘米、厚0.83厘米（图一六）（16）。这件玉虎形态变异，可能是商代晚期后段的作品。
殷墟72AGM6：6玉虎，呈直长条形的卧睡状。虎头方形，嘴冲下，饰“回”字形刻纹象征张口露齿及眼部的特征，嘴上部穿一孔。长条形身躯与长条形拖尾。腹底中部有一凹口，作为前后肢分界。前后肢与身躯一体，呈平直前屈状。腿部刻纹以两道竖直线表现。足雕四爪。身躯素面。长10.5、高1.54、厚0.24厘米（图一七）（17）。这件玉虎制作简单，刻纹粗略，可能是商代晚期后段的作品。
殷墟74AGGM635：02玉虎，呈觅食状。虎头方形，嘴冲下，底边饰一短线象征开嘴处，首部中央穿一孔四象征眼。长方形身躯，腹底中部有一凹口，作为前后肢分界。拖尾，尾端收尖。前后肢与身躯一体，呈平直前屈状。腿部刻纹以两道竖直线表现，腕部饰一道刻线表示，足雕两爪。身躯素面。长5.03、高1.47、厚0.33厘米（图一八）（18）。这件玉虎制作粗糙，刻纹简单，可能是商代晚期后段的作品。
殷墟92新安庄M53：20a玉虎，为近圆雕变形玉虎，呈行走状。制作粗糙。虎头呈不规则形，嘴向前，饰一小凹口象征着张嘴状。椭圆形凸眼。颈中部穿一孔。双耳变形，形体较大，倒伏在头后的身躯背部，以双阴刻线及减地阳线表现。短粗尾后伸，尾尖上翘。四肢平直前屈，与身躯一体。足雕三爪（图一九）（19）。这件圆雕玉虎的形态与纹饰较为特殊，虎的特征较弱，或许是商代晚期后段利用残件玉器改制的作品。
刘家庄M1039：6玉虎为片状两面雕玉虎，作觅食状，仅施刻肢体五官特征纹饰，虎身没有施刻双勾阴刻阳线装饰纹饰。肢前屈似卧。首部低平，口部冲下并穿一孔，刻出口形，“臣”字形目，立耳，耳较大，耳上饰勾角云纹。尾后伸拖拽，尾尖上翘向前翻卷呈近圆孔，足雕四爪。长8.41、厚0.27厘米（图二〇）（20）。器表残留有朱砂痕迹。这件玉虎身躯素面，为商代晚期后段作品。
灵石旌介村M2墓葬出土的1件玉虎，为圆雕作品，器形很小，形态变异，呈匍匐状。方头向前，启唇张口，竖长方形眼，耳以一个微凸长方块表示。四肢前屈，足雕三爪。尾向下内卷形成圆孔形。在前肢大腿部及背部施刻方块等刻纹。长3.8厘米（图二一）（21）。这件圆雕玉虎，形态与纹饰变异，可能是商代晚期后段的作品。
益都苏埠屯2号墓出土的1件玉虎（M2：5），为片状两面雕玉虎，作觅食状，形制与安阳刘家庄玉虎大致相同，仅施刻肢体五官特征纹饰，没有施刻双勾阴刻阳线装饰纹饰。但肢体五官特征的刻纹较深，虎身虎腿特征尤为明显，显示刚劲有力的虎威。肢前屈似卧。大头低平，口部冲下并穿一孔，张口露齿，长方“曰”字形眼，大立耳，耳上饰勾角云纹。凹背凸肩臀，尾后伸翻卷，尾尖上翘翻卷呈圆孔，足雕四爪。整器沾满朱砂。长5.9、高2.3、厚0.3厘米（图二二）（22）。这件玉虎身躯尾素面，可能是商代晚期后段的作品。
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玉虎数量较多，有12件，分属商代晚期后段与西周早中期。其中前掌大M38、M128、M222等三座墓出土的6件片状两面雕玉虎可能是商代晚期后段的作品。前掌大M38：19玉虎与M38：20玉虎可能为一对，都作觅食状。前掌大M38：19玉虎，仅施刻肢体五官特征纹饰，刻纹较细，虎身没有施刻双勾阴刻阳线装饰纹饰。肢前屈似卧。头低平，口部冲下并穿一孔，雕出张口的口形，椭圆形形眼，大立耳，耳上饰勾角云纹。微凹背凸肩臀，粗尾后伸拖地。前后肢贴身前屈，足雕三爪。整器沾满朱砂。长6.25、宽2、厚0.45厘米（图二三，1）。前掌大M38：20玉虎的形制与前掌大M38：19玉虎的相同，唯略微高大些。长6、宽2.18、厚0.5厘米（图二三，2）（23）。
前掌大M128：11玉虎与M128：12玉虎可能为一对，都呈觅食状。M128：11玉虎，低首，口部冲下，雕出张口的口形，口内穿一孔，单线“臣”字形眼，菱形大立耳，耳上施刻单线菱形纹。垂尾与臀一体，尾尖后翘。前后肢贴身前屈，足雕四爪。以单线雕刻肢腿部特征。虎身素面。长5.6、高2.2、厚0.2厘米（图二四）（24）。前掌大M128：12玉虎的形制与前掌大M128：11玉虎的相同，长5.6、高2.15、厚0.2厘米。
前掌大M128：9玉虎，呈奔扑状。抬头，首部的五官特征尚未雕刻完工，但可看出嘴、眼、耳的设计位置，口朝前下，翘唇，长方形大眼、大立耳。颈下部穿一孔。微凹背凸肩臀，粗尾后伸，翘尾，尾尖向前上翻卷呈圆孔。前肢前屈，后肢前立，后肢肘特征鲜明，足雕四爪。虎身素面。长6、高2.95、厚0.23厘米（图二五）（25）。前掌大M222：57玉虎，呈伏地昂首张望状。昂首挺胸，腹伏地高臀。头向前，微张口，口内侧有一圆窝，阴刻圆眼，大耳后伏，耳上刻单线纹饰。胸前穿一孔。拖尾下垂与臀一体。前后肢平伸前屈，足雕四爪。腹、臀、尾施刻单线双弧形虎斑纹。长4.9、高4.55、厚0.55厘米（图二六）（26）。这种身躯施刻单线双弧形虎斑纹的昂首挺胸卧状虎在商代晚期后段很少见，是新出现的一种玉虎形态。
此外，在湖南省宁乡黄材三亩地出土的一件片状两面雕玉虎，虎头、虎身及肢、足的特征已经发生变异。呈弧形片状，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在首部前端正中边缘穿一孔，似为张口露齿的虎口。粗短卷尾，尾部穿一孔。虎耳、下额、肢足及尾部形成了勾角状扉棱。虎身饰卷云纹与勾角卷云纹。长7.1、宽2.4、厚0.3厘米（图二七）（27）。目前通常将这件玉虎作为商代晚期来认识，但其形态发生了变异虎，与其他商代晚期玉虎的形制不同，出现了勾角状扉棱，年代可能较晚，或许已进入西周。上述前26件玉虎（包括两件石虎和一件孔雀石虎、一件铜头玉身虎），除妇好墓M5：1430玉虎与殷墟西北岗M2045玉虎为商代以前的作品外，其余24件都是商代晚期作品。这24件商代晚期玉虎的形制可分为多种。如从材质角度分析，有玉虎、石虎、绿松石虎、玉身铜头虎等。如从玉雕工艺角度分析，可分为圆雕玉虎、半圆雕玉虎、片状两面雕玉虎。如从虎的姿态看，可分为伏状虎、匍匐状虎、觅食状虎、匍匐觅食状虎、行走状、奔跑行走状虎、卧睡状、奔扑状虎、奔驰扑捕状虎、伏地昂首张望状等。如从纹饰装饰角度分析，可分为双勾阴刻阳线纹饰装饰玉虎与素面玉虎等。这些种类不同、形制不同、风格不同、装饰纹样不同的商代晚期各种玉虎、石虎，还可以进一步区分早晚。其中以妇好墓各种玉虎、石虎可作为商代晚期前段作品的代表，以安阳刘家庄、新安庄、灵石旌介村、益都苏埠屯、滕州前掌大玉虎可作为商代晚期后段作品的代表。商代中期玉虎，目前发现的有郑州白家庄M3：23璜形玉虎，以及早年发掘殷墟在小屯M232墓葬出土的两件玉虎（28）。都是片雕作品。白家庄M3：23璜形玉虎，仅存前半部分。虎头为张口露齿，上齿已断，口内穿连环双孔，凸鼻，双阴线“臣”字形眼，头上一扉棱似象征耳。外弧背脊饰介字形与长方形块相间隔的扉棱扉牙（图二八）（29）。
小屯M232墓葬出土的两件玉虎。一件形体略大，呈蹲伏状，形体主要部位的特征以减地阳纹表现。首部微昂朝前，张口露齿，嘴未切开。口内上下并列穿两孔。凸鼻。眼纹被磨蚀不清，似圆形眼睛。头顶立椭圆形大耳。背脊凹弧，尾拖延后伸，尾尖向前翻卷。肢贴身前屈，足雕三爪。肢腿部饰勾角卷云纹，为减地阳纹，勾角卷云纹中心呈水滴形凸点。长10.7、宽4.1、厚0.5、孔径0.2～0.4厘米（图二九）（30）。
小屯M232墓葬出土的另一件玉虎，形体很小，仅雕出虎的形体形态，没有施刻纹饰，虎特征较弱，呈行走状。首部微低，口部穿一孔。头顶立蘑菇状大耳。拖尾下垂。肢呈站立状，前肢短矮，后肢长高。两面光素无纹。长3.7、宽2.3、厚0.7、孔径0.3～0.5厘米（图三〇）（31）。这件玉虎雕琢简略，未施刻纹饰，虎特征较弱，或许是商代中期之前的作品。
商代中期玉雕虎作品，目前发现数量较少，能够确定为商代中期的作品只有两件。其中白家庄M3：23璜形玉虎是为残件，其表现的虎的形态仅是头部，年代属郑州商城第四期，为商代中期早段遗存。商代中期早段玉虎的整体形态，还有待发现。小屯M232玉虎（大），的出土单位属商代中期的后段（32），虎体的形象较为生动，与商代晚期前段玉虎的较为接近，但纹饰为减地阳纹，与商代晚期前段玉虎流行双勾阴刻阳线纹饰迥然不同。由此可将小屯M232玉虎（大）作为商代中期玉虎的典型标本，并且可据此推测玉雕工艺上的双勾阴刻阳纹确实是发生在商代中期之后。目前在二里头文化中仅发现了虎头的纹饰装饰，如二里头75YLⅤKM4：1玉柄形器端头部位的兽面特征为虎头。二里头75YLⅤKM4：1玉柄形器，形制为横断面近方形的四棱柱，通长17.1厘米，由上而下分六节。第一节为柄形器的首部和颈部，第六节为柄形器的端部，在第一、三、五节上分别饰花瓣纹，在第二、四节上饰人面纹，在第六节上饰兽面纹。第六节上的兽面纹以减地浅浮雕方式形成兽耳、凸吻，并阴刻双目（图三一）（33），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虎首纹饰接近（见后述），可知是虎头纹饰。
虽然目前在二里头文化中没有发现完整形象的玉虎，只是发现了虎头纹样，但是依据在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的石家河文化晚期有玉虎，以及二里头文化之后玉虎的发现情况，推测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可能存在着玉虎，有待发现。目前在石家河文化晚期中已发现9件玉虎，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5年12月发掘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群谭家岭遗址是发现。已公布2件。一件玉虎出自谭家岭W９瓮棺中，为弧形片状的近半圆雕作品，呈昂首奔跑状。雕出肢体与五官的特征，没有纹样装饰，全身光素无纹。昂首，雕出张口露齿的凹缺口形，口内侧（约虎头中部偏下）穿一孔，凸鼻，额微凸，后脑部立耳。颈部略凹，虎背凹弧、臀略凸，雕出圆弧状的臀与大腿部的形态。前后肢前屈，足前伸，爪紧收。粗尾后扬，尾尖朝前方（图三二）（34）。
另一件玉虎出自谭家岭W3瓮棺中，亦为弧形片状的近半圆雕作品，呈奔跑状。也是雕出肢体与五官的特征，没有纹样装饰，全身光素无纹。头前伸，张口露齿，口内侧穿一孔，鼻前凸，额微凸，后脑部立蘑菇状短耳。耳后根略凹，虎背凹弧，圆弧形臀。前后肢前屈，足前伸，爪紧收。粗尾后扬并向前翻卷（图三三）（35）。在石家河文化晚期还发现许多虎头或虎头纹样的装饰。如石家河遗址群肖家屋脊遗址瓮棺出土的W6：53玉虎头，高2.8、宽3.4厚、1.1厘米（图三四）（36）；肖家屋脊W71：6玉虎头，高2.3、厚1.35厘米（图三五）（37）；肖家屋脊W6：19玉虎头，高2.1、宽3.6、厚0.4厘米（图三六）（38）；谭家岭遗址W8瓮棺出土的虎头纹玉管（图三七）（39），谭家岭遗址W9瓮棺出土的虎头玉如意（图三八）（40）和双虎头玉如意（图39）（41），钟祥六合遗址W9瓮棺出土的变形虎头（图四〇）（42），肖家屋脊遗址W6瓮棺出土的变形虎头（图四一）（43）等，还有早年流出海外现收藏在美国赛克勒博物馆的双面雕神人头像与虎头玉饰（图四二）（44）等。
石家河文化晚期出土许多玉虎头、虎头装饰玉器、变形虎头，以及虎头与神人头像一体玉器这种重要玉器的存在，应是石家河文化晚期崇敬虎、流行玉虎这一社会背景下的产物。2015年谭家岭遗址瓮棺中出土的9件玉虎证实了这一现象。前面笔者分析阐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商代中期、商代晚期前段、商代晚期后段玉虎的器形及其形制特征。分析夏商时期玉虎的演化，只需将这四个时期的玉虎按照年代早晚关系排列就可以进行，并且能够据此分析其演化的特点。为此制作夏商时期玉虎一览图表（见图表一：夏商时期玉虎一览图表）。
依据前面对夏商时期玉虎的分析阐述以及夏商时期玉虎一览图表，可将夏商时期玉虎演化特点简要分析归纳如下。第一，玉虎的形体，由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商代晚期前段，大致是由小向大的方向发展；由商代晚期前段至商代晚期后段，大致是由大向小的方向发展。第二，玉虎的形制，由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商代晚期前段，大致是由单一的弧形片状形制向多元形制发展；由商代晚期前段至商代晚期后段，玉虎的形制又逐渐减少，并出现变异玉虎形制。如石家河文化晚期玉虎只有首尾上翘呈弧形的奔跑行走状虎一种；商代晚期前段有伏状虎、匍匐状虎、觅食状虎、行走状虎、奔跑行走状虎、奔驰扑捕状虎、半卧状虎等多种，还出现玉虎刻刀；商代晚期后段主要有觅食状虎，也有个别的匍匐状虎与奔扑状虎，并出现异形玉虎，新出现卧睡状虎、伏地昂首张望状虎。第三，玉虎的雕琢工艺，由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商代晚期前段，大致是由粗略的简单弧形片雕工艺向精细的复杂片雕工艺发展，并且出现繁缛的圆雕工艺作品；由商代晚期前段至商代晚期后段，玉虎的雕琢工艺趋于简化，圆雕作品少见。第四，玉虎的装饰纹样，由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商代晚期前段，大致是由素面向施刻纹样装饰发展。商代中期存在减地阳纹装饰，在商代晚期前段形成繁缛的双勾阴刻阳线装饰纹样；由商代晚期前段至商代晚期后段，玉虎的纹样装饰逐渐减弱，双勾阴刻阳线装饰纹样较为粗略，纹饰图案简化，并返璞出现素面玉虎。以上简要分析归纳的夏商时期玉虎演化的主要特点表明，玉虎的制作在商代晚期前段发展至高峰。在商代晚期前段，制作虎作品的材质多样，玉虎的形制多样，而且形象生动，各有风格，雕刻工艺发展，实施多种雕刻技术，刻纹精细，追求美感，手工雕刻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这应与当时崇尚玉器的使用以及崇敬虎、流行虎作品的社会时尚有关。此外，在妇好墓出土的玉虎中，可能还存在着配对的现象。如1976AXTM5：409玉虎与1976AXTM5：405玉虎是一对圆雕玉虎，1976AXTM5：406玉虎与1976AXTM5：401孔雀石虎也是一对圆雕虎作品，1976AXTM5：358玉虎与1976AXTM5：359玉虎是一对片雕玉虎，1976AXTM5：991玉虎与1976AXTM5：515石虎可能也是一对。还有前掌大M38、M128这两座墓分别出土的两件玉虎都是成对成双。这种配对玉虎的使用反映了当时社会何种意识观念，有待研究。但确实是反应了当时社会上层流行使用虎作品的一种重要现象。玉龙的出现，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以往提出的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玉龙，都缺乏证据。如前文分析的所谓凌家滩98M16：2环形玉龙实际上是环形玉虎；辽西所谓红山文化“C”形玉龙，如三星塔拉玉龙、黄谷屯（东拐棒）玉龙等，都是公元前2000年之内的作品（45）。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玉龙，大致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玉盘龙，如肖家屋脊W6︰36玉盘龙（图四三）（46）。这件玉盘龙的形态较为原始，龙首及其五官特征不明显。我曾提出这件玉盘龙在江汉地区的出现可能与中原地区对江汉地区的文化影响有关（47）。但目前在中原地区尚未发现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玉龙，我们期待着发现。
目前发现的石家河文化晚期之后的玉龙，主要见于商代晚期，如殷墟出土了许多玉龙，有圆雕玉龙、半圆雕玉龙、片状两面雕玉龙、璜形玉龙、玦形玉龙、环形玉龙等。在中国古代玉文化中，商代晚期玉龙的形制与两周、秦汉及之后的玉龙有着直接的演化关系。然而，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前后玉龙的形制与形态，如辽西“C”形玉龙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玉盘龙，却与商代晚期玉龙的形制与形态区别较大，似不存在形制上的早晚演变关系。依据目前的发现，笔者推测商代晚期玉龙大概是在商代晚期由玉虎演化而来。这是因为在商代晚期存在着玉虎向玉龙演化的以下三个方面的现象。如妇好墓M5：408圆雕玉龙，是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最为精致的一件圆雕玉龙作品。呈立体蟠卷状，首部厚重，占整个作品的近二分之一。龙首向前，张口露齿，口内穿孔并呈环形齿状，鼻微凸，“臣”字形眼，圆睛微凸，宝瓶形双角后伏，身躯与龙尾弯卷呈两重内外并列圆弧蟠卷，显示了高超的镂雕技艺。前躯下有一足，刻四爪。中脊饰七个扉棱扉牙。身躯及尾部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组成的菱形及三角形龙鳞纹。长8.1、高5.6厘米（图四四）（48）。这是商代晚期玉龙中龙特征最为丰富的一件，但其首部为虎头，足、爪也是虎的特征。
又如妇好墓M5：466玉龙，较厚。呈勾卷形，首尾相对。虎头龙角，头低垂，虎口不显，鼻微凸，“臣”字形目，圆睛微鼓，头顶立宝瓶形双角。尾尖内卷。身躯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弧形的背脊至尾部饰带三叉尖的斑块龙鳞纹，两侧身躯平面饰六组三对勾角卷云纹。长径5.2、厚1.8厘米（图四五）（49）。这件玉龙的首部也是虎头，唯角为宝瓶形立角，身躯为卷曲的龙形。还如妇好墓M5：360玉龙，为侧视剪影状龙，呈觅食状。为虎头虎耳龙角，头低平向下，张口露齿，口内穿孔并呈环形齿状，鼻微凸，大“臣”字形目，头顶立宝瓶形龙角，角后立小耳，一足前屈，足雕四爪，凹背脊，凸臀，垂尾内卷，尾尖内勾。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颈部饰一斑块龙鳞纹，腹部与腿部饰一组勾角卷云纹，臀尾部饰一组勾角卷云纹。长8.2、高4.4、厚0.7厘米（图四六）（50）。这件玉龙的角大而醒目，但整个形态是虎头虎身。再如妇好墓M5：391璜形玉龙系利用一件窄体玉璧的三分之二残件改制的。两面施刻双勾阴刻阳线纹饰，刻纹相同。首部为虎头龙角，张口露齿状，口部没有切开，口内为环形齿状，鼻微凸，近方形眼，脑后为宝瓶形角。颈部饰一个斑块龙鳞纹。颈下雕四爪足。尾部向外勾卷，尾尖内勾。身躯及尾部饰四组勾角卷云纹，其中第一组勾角卷云纹似表现的腿部纹饰。外弧龙背趋薄制成九个扉棱扉牙，每个扉棱为在长方形薄片上雕刻斜勾状凹口。直径7.8、宽1.7、厚0.2厘米（图四七）（51）。这件璜形玉龙不仅首部为虎头，纹饰中表现有足、爪，身躯纹饰为勾角、弧旋云纹，表现的都是玉虎的特征。
再又如妇好墓出土的8件玦形玉龙，都为虎头龙身，脊背一周削薄饰扉棱扉牙。其中6件玦形玉龙在头顶后为宝瓶形龙角，如妇好墓M5∶392玦形玉龙（图四八）（52）；2件玦形玉龙在头顶后为尖角形虎耳，如妇好墓M5：473玦形玉龙（图四九）（53）。目前发现的商代晚期玉龙，如圆雕玉龙、半圆雕玉龙、片状两面雕玉龙、璜形玉龙以及玦形玉龙等，其首部都为虎头形态，角大都为宝瓶形，也有蘑菇状或尖角形虎耳，身躯为卷曲的龙形，有的身躯则表现出虎的特征。这种玉龙可称为虎首玉龙，是由玉虎向玉龙演化而形成的一种形态。如前面介绍的妇好墓M5：405玉虎，首部、身躯、四肢、尾部特征以及身躯的纹饰特征都是虎状，唯头上的一对宝瓶形角为龙角（见图二）。又如前面介绍的妇好墓M5：1310玉虎，首部、身躯、四肢、尾部特征都是虎状，而头顶上的立耳，耳尖向前翻卷呈圆孔，似龙角（见图九）。商代晚期玉虎上体现龙角特征的现象比较少见，但反映了商代晚期玉雕作品中，虎与龙的特征相互借用。这可能也是玉虎向玉龙演化而出现的一种现象。第三， 商代晚期后段的玉龙延续着商代晚期前段虎首玉龙的形制。如安阳殷墟77GGM701：1玉龙，呈侧视剪影的觅食状。为虎头龙角，头低平向下，刻画了张口的形状，口内穿一孔，鼻微凸，近长方形的梭形眼，头顶立宝瓶形角。腹部雕出虎腿状，足勾屈，足雕四爪。凸弧背。尾后拖，尾部穿孔，形成尾尖向前翻卷。长5.17、厚0.35厘米（图五〇）（54）。这件玉龙的形制与前掌大M109：4玉龙（见下述）的接近而略显原始，不见于妇好墓所代表的殷墟二期，年代应晚于妇好墓，可能属殷墟后段。
又如前掌大M109：4玉龙，呈侧视剪影的觅食状。为虎头龙角，头低平向下，刻画了张口的形状，口内穿一孔，鼻微凸，近长方形的梭形眼，头顶立宝瓶形角。一足前屈，拱背。尾后扬，尾部穿孔，形成尾尖向前翻卷。腹部施刻一道阴刻卷云纹，已模糊不清。长4.12、宽2.1、厚0.1～0.3厘米（图五一）（55）。这件玉龙，器形很小且很薄，其年代晚于殷墟妇好墓，可能属商代晚期后段，或许在商周之交。还如灵石旌介2号墓璜形玉龙，形制较为特殊。首部为虎头虎耳，张口露齿，口内穿孔，鼻微前凸，圆睛，脑后雕耳。身躯由粗而细，至尾部，呈细尾向上翻卷呈圆孔。身躯及尾部施刻19道弧线，形成节理纹。长4.6、宽0.9厘米（图五二）（56）。这件璜形玉龙的形制与纹饰都比较特殊，而且器形较小，其年代应晚于妇好墓，可能属商代晚期的后段，而其节理纹的特点似显示其或是商周之交的作品。再如宁乡黄材王家坟山出土的一件玉龙，长10.5、宽4.1、厚1.8厘米，身躯已变异，首部仍是虎头状（图五三）（57）。
这些商代晚期后段玉龙的形制与商代晚期前段玉龙的形制比较，形体、身躯、装饰纹样有区别，并且多素面，但首部形态相同，都是虎头，都可归属虎首玉龙。这些现象显示商代晚期后段玉龙延续着商代晚期前段玉龙的形制，也都是虎首玉龙。以上三方面的现象显示，商代晚期虎首玉龙与商代晚期玉虎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些商代晚期玉龙则与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前后玉龙，如辽西“C”形玉龙、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玉盘龙，不存在形制上的演变关系。这些现象显示商代晚期虎首玉龙是在商代晚期由玉虎演化而来。（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妇好墓玉器》，第195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 （1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墟出土器物选粹》，第213页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出土玉器》，第7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出土玉器》，第75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20）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河南》，第54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出土玉器》，第74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21）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第65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22）周婀娜：《山东博物馆藏苏埠屯商代玉器》，《夏商玉器及玉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234～240页，图片见第237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23）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东》，第140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27）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湖北·湖南》，第17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28）早年发掘殷墟在小屯M232墓葬出土两件玉虎的信息由邓淑苹研究员提供，谨此申谢。（29）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第41页，图版十七.2。（3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墟出土器物选粹》，第216页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32）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第393～420页。将小屯M232作为商代中期后段的论述见第401页。（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第257页图168.1，图版125.15，文物出版社，1978年。（3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2014～2016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7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彩版三.2。（3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2014～2016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7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彩版三.1。（36）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湖北·湖南》，第9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第81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37）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湖北·湖南》，第1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第84、85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38）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湖北·湖南》，第8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第78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3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彩版三.3。（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彩版三.5。（4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彩版三.6。（42）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第1～31页，图见第24页图一九.8。（43）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第89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44）江伊莉、古方：《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第148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45）朱乃诚：《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饰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1期。朱乃诚：《论三星他拉玉龙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5期，2008年1月。（46）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湖北·湖南》，第9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第96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47）朱乃诚：《长江中游地区早期龙文化遗存的来源》，《河南博物院建院80周年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11月。朱乃诚：《论肖家屋脊玉盘龙的年代》，《文物》2008年第7期。（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妇好墓玉器》，第337页上，岭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出土玉器》，第70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55）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东》，第119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56）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第68页，中国科学出版社，2005年。（57）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湖北湖南》，第166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作者：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八）》，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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