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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学报 《朝霞》是一部极为特别的小说，它刚刚诞生在上海。 上海早已被认定为一座特别的城市，中国诞生现代历史的几种重要的标志，都放到这座城市来检验，财富的积累，文明的更新，政治与文化领导权的转换。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在上述所有这些命题的笼罩之下，是否已经形成了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与记忆的叙事结构，如果确有这种叙事结构的话，我们手头这些可爱的小说中的人物个性、风格与真理能否在一种彼此呼应的关系中呈现出来？哪怕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作品。让我们重新来谈谈上海吧，这城市人口多矣，变化大矣，话语不可谓不杂乱，消费不可谓不铺张，人群中总有人在喧哗盲动的时代，尝试着再次独自开口说话的壮举。 吴亮早已开口，但不是以小说的形式，《我的罗陀斯》一书作为七十年代的阅读史和个人回忆录，几年前已经出现在了爱好者的案头；他历年来的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包括他本人在各种重要和不重要的场合的响亮言说，莫不是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刻画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不断进军，不过这一次，他选择了写小说。于是，《朝霞》看似石破天惊地出现了，实际早已预谋多时，其中的“直接议论”部分更是竹筒倒豆子，滚瓜烂熟翻作新声，让人觉得一个活生生的吴亮在纸面上奔跑。自有小说分析这回事以来，叙事者、主角、人称、他者，本我、自我、超我、忘我，这些颠来倒去的生产工具，在这位生产力旺盛的批评家这里，简直不够玩，吴亮不管。 他只管让人来读这部讲述上海十年“文革”的小说，走进这群“五〇后”的童年与青少年生活，那些黑暗之心中的浪荡，对哲学与意义的迷恋，那些冲动叛逆中的命运，初绽的情欲与来路的迷惘。与通篇鲜明凝重的议论相比，人物故事反而是意外地轻巧圆熟，像是没有人见到的草的自然生长，这一重一轻之间，足以将人带入到那个特殊的十年之中，历史重音落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绽开。关于上海，关于“文革”，关于这代人，难道这不是一次最为重大的阅读机遇放在了你的面前吗？但它并非阳光灿烂的日子般的怀旧兼托大，也不是私人生活嘈嘈切切错杂弹，一位严肃的批评家要在他的小说里告诉你，世界已经被改变了，关键是要解释世界。 然而，这给其他批评家们出了一个难题，该怎样解释这部小说？在我看来，首先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对于作者所设定的一些叙事前提，你是否同意，同意多少？这直接关系到你将怎么进入小说场景，怎样看待作者笔下这座被现实政治的风暴所裹挟的城市，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开始和存在，又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并宣告了另一个世纪的到来。太多的谜团压在后来者的心中，甚至压在亲历者的心中，但对《朝霞》的叙事者来说，小说之创世起于一个明确的态度，其实所有的人最终都将认可，小说总是指涉人类智慧的一种表现，而不是所有，但小说的魅力在于他的镜像般的复杂认同方式：如果你同意小说家的立场，小说将成为你看待他人的方式，反之，将成为你的敌人看待你的方式，也就是你透过敌人的眼睛看待自己的方式。这恰好与我们和城市的共生关系极为相似，热爱城市的人，敏感于这个城市的许多细节，厌恶城市的人则从这种厌恶中明白自己的生存状态。《朝霞》所呈现的，是那样一个正与反，上与下，主与奴，真与假的变奏时期，一种小说审美的辩证法就更为鲜明： “无处藏身的空间恰恰是最容易躲避的空间”，一个幽灵在这城市的中心徘徊。不要试图到《朝霞》中寻找上海的全景敞视，你找不到城市百科全书，这片朝霞照亮的地方仅仅是通常被称之为“市中心”的区域，它只有不到百年的时间，甚至难以称之为历史，因为它是东方主义的，人工化的，景观社会的，飞地的，也是革命的。然而百年以来它变成一块顽固的洼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现代主义者，今天它依然构成我们想象城市的方式的核心，用吴亮的话说，“与那个非利维坦式国家有着长久的对峙”。总也有人想彻底弄清长久以来为何它难以被民族国家的大叙事所克服，它被荡平，被改造，被洗涤，然而它依旧存在，并总有新的人格从中诞生，小说的史前史，是伊甸园，始于“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官体验，正如尼采所说，“最深沉的自我知觉的一个时刻，以此为起始——后果将是无以伦比的，甚至是可怕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的降临，“他”的触觉、听觉、味觉在那一刻被激活。 “他”是谁？虽然苏醒过来，但还未必那么自信，在文本编号“0”-“100”小节中，“他”还要回溯在那个十年里非同寻常的成长经历，但一个神圣的开端已经降临，“自我知觉”的深沉与静谧，意味着一个强力意志的人诞生在这座城市中，敌视唯物主义的文化政治学分析，敌视一切说教和肉体劳动，甚至敌视自己出生的时刻。这一种时代的精神状况锻炼出来的人格症候，将来必会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这个人”的来源总是值得追问，阅读或许是最可靠的一种解释，在那个年代，阅读首先意味着冲破界限，冲出牢笼，经常要以一种戏仿的现代派方式达成。两位老派知识分子何乃谦和马馘伦曾经在一次对话中，一次性提及“好几个姓马的”：马克思，马尔萨斯，马基雅维利，最后还想起了马丁·路德。当是之时，“新启蒙”的知识爆炸尚未到来，更不用说后现代的知识浪潮和学院研究体制，“姓马的”之话语连缀如同一次艰难的知识考古，在有限的空间中，展开天马行空般的狂想以及这种狂想的气氛所带来的破坏力，小说的整体风格大致如此。与我们所熟悉的另外一些方式，“隐藏”、“躲避”、“潜在”无名阁楼弄堂地下，另起一行、另开一桌完全不同，《朝霞》的话语方式是主动出击，打入其中，并欲将其撕裂。 这种逆反的狂想，激越的诡辩，咬牙切齿的解构，构成了《朝霞》大段大段的议论文字，与之呼应的，是小说中男孩子们不断积累的读书札记。这些本应该进入大学和研究室的年轻人，现在念了社会斗争这所大学，他们的自我熏陶、自我教导，也是自我塑造，在话语和权力的层面将成为一种特殊的启蒙方式。而后，他们将持续多年成为思想史上的起义者，不拘一格，永远显得自由、激进，兴致勃勃，即使昨日已不再来，议论仍几乎日日出现，冲破了小说人物自然成长的时序。这些1966-1976年间的成长故事，时常跳跃、穿插，依靠回忆、梦境来颠倒、打破时序，塑造了一种同质化的时间，使得“文革”这一事件在作者的笔下甚至失却了政治意味，也并不牵动太多生活具体性，反而更大程度上化身为一种精神性的命题，也同样须由精神层面反击和颠覆。书中频频出现的这个词“谎言”，从另外一个层面昭示小说对真实之物的追寻和执著，这也使得它有别于多数“伤痕”文学的懦弱与虚无感，而真正叛逆，真正先锋，真正动人。 这些叛逆者和先锋者的诞生，让小说《朝霞》为我们做了一次城市空间的定义，何谓空间？作为文化—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生产与再生产，而实际上，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以后，计划经济之下，城市的消费符号很大程度地被清理，劳动生产成为了关键词，而精神生产的意义在这部小说中，前所未有地成为了城市空间的题中应有之义。与之相关的若干种博弈正在展开，体现在人物命运中的首先是身体的流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城市青年的“被分配”命运，家庭出身、兄弟排行、身体与精神状况，各种具象与细节在全盘计划中蒸腾，命运不可避免地被理解为一种全然被动之物。但是，小说中也出现了“主动出走”的尝试，沈灏、孙继中、东东等人痴迷于计划、尝试野外生存，林林在攻读哲学之余制定好了终极出走的路线，阿诺有一日忽然和纤纤提出，要一起去崇明看看，“看看女知青的生活，到底是不是那个样子的”。“生活在别处”在世界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总是被当做一种政治决断的代称被提出来，虽然它更多地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而拥抱它的往往是居于象牙塔内的巴黎学生、五四青年、亭子间文人、淮海路小资……政治主体或者以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存为政策，或者以领袖意志为方针，或者以个体存在方式为选择。《朝霞》中几乎没有对于第一种政策范畴的表述，其主要矛盾集中在后两者的“对峙”之中。隐去了更多的人，是为了突出“这一个人”，其效果是，个体的人可以在意志的层面与任意的另一个人作出对决、思辩、抗衡。 小说行进到第19节，作者才指出：开头的那个觉醒的“他”就是阿诺，实际上，阿诺也就是他的小伙伴们，他们实实在在是同一个人，一个抗辩的主体，他们的言语、故事、行为、想法总在彼此做着补充，他们之间几乎没有真正相左的意见，总是互相启蒙、互相教导，彼此呼应，他们甚至连鲜明区别的外貌特征也没有。他们标志着这个城市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想法。至少在小说的核心内容中，他们甚至是反物质的，大部分人都会注意到，这部小说尤其注重对话，这些人物几乎是在对话中成长起来，他们依靠话语的逻辑关系，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同盟，或者说，建立起自己的多重语境，“这个人”，他所构建的白日梦，是一种无意识的政治空间，在对话中自问自答，像流落荒野的孩子，自己长大，自己搭建舞台。 小说中确实有好几处话剧舞台的设置，为什么要有舞台？舞台是一种隐喻，意味着创造空间，自设逻辑，自成体系。有意思的是，与他们相爱的种种女性，也几乎是同一个女人，宋老师、殷老师、翁家姆妈，都要比爱上她们的男孩子大上十几二十岁，甚至比阿诺小半岁的纤纤，在性的方面也要比阿诺神秘地早熟。如果再加上阿诺的妈妈，马立克的妈妈，沈灏妈妈……这里的女性几乎都是教师或者小知识分子，她们以一种极为清晰简约的方式，为孩子们承担了日常生活与情欲启蒙的角色。 爱一个女人，帮助“这个人”认识到自己的欲望和日常生活的实存，毋宁说，认识到自己的欲望背后的东西，以及与日常生活的实存加倍地生疏起来的冲动。他离开了母腹，推翻了父亲，寻找到自己的精神独立的方式。阿诺长大成人的标志，不是与殷老师的一夜秘恋，也不是和纤纤的厮守相好，而是邦斯舅舅给他单独写了一封信，让他代为看望情人朱莉： 朱莉是这部小说里最为迷人的一个女性，带着旧日上海的气息，有着似乎永不褪色的美，她与邦斯舅舅的爱情，如同一种恒定的坐标，指向普遍意义上的爱欲真理。阿诺参与了这场温柔的爱情事件，他现在也获得了面对世界、解释世界的资格，“他”和叙事者一度分离，最终又合二为一。面对世界、解释世界，如同唤出一个女人的名字那样复杂而又简单，“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的！世界！”“世界”一词太重大了，它至少具备双重含义：一是具象的尘世的秩序，二是抽象的隐秘的激情。《朝霞》里的人物或多或少都与尘世的秩序脱节，作为一个工人，阿诺从不思考工厂生活本身的问题，他的主要哲学实践表现为泡病假，他把病假时间大量地花在阅读、交友和闲逛之中，他在世界边缘走动，在尘世寻找天堂——永恒的激情，“这个人”在激情层面是绝对的主人，果壳里的君王，热衷于思考宇宙的起源，月球表面、卫星上天……以思考科学技术的名义，“仰望星空”，脱离中国社会的一切也就是一个现存秩序，怎么可能？他需要一位上帝。 《朝霞》并不是一本宗教小说，其一大动力却来自信仰，不谈这个问题，就不能完整认识这本小说，在片断接续与思维间隙处，对上帝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小说中确实出现了一位牧师，几位教徒，但基本的信仰成分来自更加后设的叙事立场，很难为这种立场定义一种时态，它几乎是超时态的，小说因此而带上了强烈的形而上意味。在我看来，这样一种立场承担个人精神救赎的功能，为精神能量的获得提供了合法性，除此以外，在某种程度上更产生了一种超级宏观视角，以之来抵抗、破除另一几乎不可能破除的巨大宏观视角，引入神的话语来破除神话，这给整部小说笼罩了一层悲壮的气氛。 无论如何，这种力量能够保障《朝霞》有一个精彩的结尾，那是一个时代的结尾，神话的终结，伟大领袖的去世，悲哀而难以置信。一系列蒙太奇式的书写出现了，所有人的命运在这一重大事件中暂时休止，实际上当那一时刻来临之际，小说里几乎所有人都处于运动之中，知识分子们仍在喋喋不休地争论，女人们在等待情人的来临，小伙子在预备出逃，惟有阿诺处于一种莫名静止的状态，他在预备开阑尾炎的手术台上： 割去阑尾，仿佛一种极有意味的形式，无用、无能的肉身之部分从整全的人身上脱落，正如阿兰·巴丢所说“除了真理以外，只有身体和语言”。阿诺“独自一个”的存在方式带点荒诞地实现了，“这个人”在这一时刻成长为了所有人。是否可以这样说，自由真理的内部本身就包含了平等，“同时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的”两个及更多个独一无二的个人，分别为圣，“我不认识他，我没见过他，我不在意他……” 失去了锁链，“这个人”的使命终于完成了。广阔天地与城市之心，虽然注定是一场不对等的抉择，或者它只存在于“文学的幻觉”中，但这不就是小说的意义吗？上海不再仅仅是颓丧的、肉欲的和装饰主义的，而表现出另类的精神，反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超拔的、决断的气质，以及新颖脱俗的言语，这正与国家中更新了的一代人较好的属性相吻合，它表现了一种率真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我们总会有办法脱离掉一切低级趣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朝霞》开创了上海小说的一种新的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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